丁酉盛夏，适值七七事变八十周年。民革同仁、南充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程显权君，邀予入川，参加“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十周年座谈会——西充抗日将士史事研讨”。夫抗战十四年，所以存亡继绝，保存中华五千年国脉，成就今日之中国。虽今之国歌，亦抗战精神之战歌也。民国承清室瓦解之余，九州幅裂，不遑建设，积贫积弱，国力衰微。倭寇国势方张，奋数十年之积聚，欲乘衅帝有中原，称雄寰宇。方以为取乱侮亡，易于拾芥也。赖中华文化之积累，人类公理之不泯，时贤殚尽心力，国人精神不死，铸血肉为干城，当虎狼之暴卒，卒以累累忠骨，奠定邦家之基。功德遗烈，去今未远，为人子孙，安可忘怀？然而以历史之曲折，天步之维艰，国人于抗战史实，迄今遗忘殆尽，岂不痛哉！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诸葛武侯以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寥寥八字，言巴蜀之形势尽矣！当太平之秋，巴蜀僻居西南，远离中原纷扰，蜀中父老，素号安逸。以其土地肥沃，地域广袤，生齿易繁，人口众多。譬若聚宝盆焉，无限宝藏，皆在锁钥之中矣。一旦天下有变，枭雄或乘时而起，割据一隅，相争不已，每至生灵涂炭。自史事观之，后汉光武中兴，公孙述割据巴蜀，招致天下兵锋；明末张献忠僭号成都，而蜀人屠戮殆尽。李太白，蜀人也，乃有“所守或匪亲，化为豺与狼”之叹。然以其物力雄厚，战争资源丰富，苟能用之，或抵御外侮，或平定天下，未尝不为国家之依凭也。
自秦汉之事观之:司马错论伐蜀，以为“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秦惠王用之，“蜀即属，秦益富厚，轻诸侯”。及楚汉相争，高帝以巴蜀为资，还定三秦，籍秦蜀之富强，俯瞰中原，联合诸侯，不数载而灭项羽，奠两汉四百年之基。然则巴蜀虽僻居西南，于中华一统之功，岂不大与？及中国即衰，巴蜀或为抗敌前线，或为国家后方，贡献尤巨。宋元之际，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唯南宋筑钓鱼城于重庆，抗战三十六年之久，宋祚以延。其间屡败蒙古，一举击毙大汗蒙哥，扭转世界运势。及忽必烈夺取汗位，继承中原政体，建立元朝。数十年间，渐使蒙古融合于中华文化，则钓鱼城保全天下之鸿勋也。然五千年来，巴蜀于中华文明贡献最巨者，无过于为抗战后方；抗战贡献之最巨者，则无过于川军。所谓“无川不成军”，川军魂魄，定当永垂史册。
予应邀入川，友人或问于予曰：“足下其蜀人与？何必不远千里，参与彼都史事之研究？”余应之曰：“四川者，中国之四川也；巴蜀者，齐鲁之兄弟也。四海之广，休戚与共；九州之众，血脉相连。昔抗战之胜利，在于国人团结御侮，而今一国之内，何必有彼此之分？今国人于抗战史实，遗忘殆尽，接续民族记忆，弘扬抗战精神，所以融入民族魂魄，则吾人之职分也。昔川军将士，以内战锋镝之余，不顾器械窳劣，慷慨赴难，固巴蜀忠义之气，而中华之骄傲也。予知有抗战建国而已，不知有川鲁之别。”于是遂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