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了文友纪念孙玉林老师的文章，让往日的和蔼可亲的孙老师又浮现在我眼前。
孙老师，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因文革来长阳第五中学任教。孙老师和王洪文是同学，“四人帮”被粉碎后，又因这个原因，学校对他实行了监督管理，多次被批斗，后来县里安排专人到上海去调查，发现孙老师是受“四人帮”迫害之人，这时才了平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我认识孙老师是1977年秋季开学以后，他经常是一身穿中山装，戴着黑色眼镜，是当时学校着装最整洁的老师之一，平时他总是一脸微笑，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走路大踏步的，时间长了就可听出来他特有的脚步声。他每次上课，从来不带书本，可每次会带上一支粉笔。物理是比较枯燥的学科，可孙老师风趣、幽默、生动的讲述，让过去不喜欢物理课的同学也有了兴趣。
孙老师不仅是物理老师，还是班主任，有时晚自习也带我们复习化学、数学，有时见我们累了，就人领我们唱歌，记得《红梅赞》就是他教我们唱会的。每天早上在《运动员进行曲》中孙老师和我们一起在操场上跑步。我家离学校近，有一天因前日复习太晚了早上没按时到校。孙老师问原因，我说“晚上肚子疼”。老师又问，“好些没有”？我说“已弄药了，好多了”。“那就上课吧，不懂就问我。”孙老师的诚心关切使我不安起来。第二天同样的原因又迟到了。老师问我，又是肚子疼吗？我不好意思再说慌，只好如实道来。有时老师见我没来上早操，还到我家里去敲门叫醒我。孙老师说，现在学习这么辛苦，不锻炼身体不行啊。
1977年教育的春天来临，高考恢复，压抑多年的老师们终于有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如能让几名学生上大学，也是老师们的一点奢望。可我们上初中时正赶上各学校办农场，劳动多，读书少，不得不补上那两年的课程。由于时间紧，上课的任务重，李老师的课程刚结束，张老师早已站在教室门口。毕业班还有重点组，就是同学们下自习后，学习成绩好点的同学再补一个小时的课程，大多晚十二点才能回家。学生辛苦，可老师更辛苦，以致那场景现在还在梦中回放。
孙老师来长阳最初几年政治受到不公平待遇，生活条件差，可他心态阳光，尽可能多做些有益的事情，如他参与设计和施工的那座小水电站，至今仍发着光和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孙老师回到上海，先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后又调到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军校毕业的同学带着同学的情意，专程到青岛看望了孙老师。当他听说那一届同学都已成家立业了，是喜在心里，笑在脸上。
几十年过去了，但凡同学聚会总要提起往日事，不过都有一个共识，如果没有孙老师那样和严格要求，我们的职业可能是另一种选择，甚至要在社会上探索更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