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小镇的街上，碰见赶集的侄儿，正直麦收季节。我问侄儿，麦子收割完了吗？侄儿笑着说，现在都不种麦了。
我的故乡在渭河南岸的西梁山上，主产是麦子。每到麦子成熟的时节，田野里起伏着金色的麦浪，仿佛大地铺上了一块巨大的金黄色的柔纱，把整个村子都包围了起来。
割麦是最苦最累的活儿。那年，我们家种了七八亩麦子，在父亲的精心管护下，长势喜人。然而就在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父亲突然病逝，犹如房子抽去了大梁。面对小脚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不满十五岁的我，便离开学校，投入到抢收麦子的劳动中。
天还没亮，母亲就喊我起来去割麦子。睡眼惺忪的我，胡乱洗一把脸，就和母亲来到麦田地里。朦胧的月光下，成熟了的麦子穿着金色的盛装，头上顶着饱满的穗儿，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迫不及待地等着人们来收割。从没握过镰刀的我，便学着母亲的样子，左手揽住麦子，右手伸出镰刀从麦秸底部往后一拉，一大把麦子就割下来了。如此反复，时间一长，腰酸腿疼，直不起腰来。太阳一冒出山头，又如头顶上扣着一个巨大的火盆子，烈日之下，汗流浃背，胳臂和手上则被麦芒划出一道道血印子，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人往住在最累的时候，只想睡觉，我感觉站在太阳底下都能睡着。母亲见我磨洋工，说赶紧割，你看远山起黑云了，望到口边的麦子，若遇上白点子，一年的收成就完了。
说割麦累，背麦更累。山里的路，几乎都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就连架子车能走的路都很少，地里的庄稼全靠人力背。农忙时节，一个壮年男子都要掉一层皮，身单力薄的我，就可想而知了。一天背到黑，肌肉酸疼，累得要死。一次，正是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我背着一背架麦，在长蛇似的山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一路上，背麦子的人很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远远看去，一座座大大小小的麦山在移动。爬到半山腰时，我突然感觉一阵头昏恶心，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差点滚下悬崖。有人提起我，感概地说，娃娃们，好好念书学习，咱这地方太苦了，要路没路走，要水没水吃。
没水吃，是故乡不争的事实。每到五六月的时候，吃水就成了村民们最大的困难。不管再忙，家里必须抽出一个劳力去泉边排队等水。没水做饭，是常有的事。一次弟弟贪玩没等上水，我和母亲晚上回到家里时，没水做饭。猪饿得在栏里“哼哼”地叫，弟弟妹妹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母亲和衣躺了一会儿，猛然想起家里还有一个老菜瓜，便起身抱着菜瓜来到灶房。母亲烙的瓜饼很香，而且烙瓜饼不需要多少水，把菜瓜擦碎撒上盐，还能捏出好多水来。就在香喷喷的瓜饼端上桌时，弟弟妹妹已经睡着了，母亲端着半脸盆瓜水给猪拌食。
那时候，母亲年纪已满六十岁，该到享清福的时候了，但母亲没那福气。为了这个残破不堪的家，她一天都没闲过。一双伶仃小脚，爬山跑坡，风里雨里，家里家外，白天黑夜奔波忙碌着。不懂事的我，只感到自已很累，不知道体谅母亲的辛苦。一回到家，顾不得洗手洗脸，躺到床上就睡着了。母亲喊我起来吃饭，我都懒得睁开眼。现在，每当回想起母亲挪着一双病脚抢收麦子的情景，我心里就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楚。
离开故乡很多年了，母亲去世后，我就很少回去了。
侄儿告诉我，现在没有人种麦了，在党的惠民政策的带动下，村民们都种上了地膜苞谷、地膜豆角、地膜菜瓜等经济作物。
最令我欣喜的是，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了自来水，乡亲们再也不用到山沟沟里排队等水了。昔日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务地方便多了，三轮车直接就能开进地里，地里的庄稼，再也不用人力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