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家里读物不多,好看的连环画和大部头,被锁进了二楼那高高的书柜里,怕我和妹妹偷书,父亲还特意换了把更粗大的锁。望着那威风得意的铁将军,我暗地里不知道牙痒痒地恨了它多少回。
家里读物日渐稀少,我的阅读快“断炊”了。那段时间,《冷水江报》引起了我的注意。父亲下班时,带了它回来,有时和父亲的资料放在一块,有时又单独跑到了餐桌上,甚至出现在厕所角落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盯了上这张报纸,缘由是上面有感兴趣、读着有味的文章。有时是散文,有时是精彩的摄影,偶尔也有一些生动的新闻通讯挺耐读。一些从未谋面的名字向我走来:段正明,段远明,刘国忠,邹辛蓝,赵燕飞,陈玲,谢卓勋,谭速成,陈代宋,谢龙飞……他们那或长或短的文章,让我觉得这张长相不怎么样的报纸其实很可爱。有时,我甚至感觉里面好些内容写得一点也不比《小溪流》上的那些作家们差。因为这张报纸,我也开始关心生我养我的这座城市,了解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并以此成为我和父亲讨论的素材。到后来,找不到报纸的身影时,我竟巴巴地期望,好几次心急火急地去翻父亲的资料袋,结果被他大骂着叱责起来,理由是,那些发票要翻丢了的话,小心你的脑袋!我当时很委屈,觉得父亲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到后来,自己也学会计时,才理解父亲当时的忧虑和担心。
有一次,我在报纸上读到段远明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农村里的老头,文字质朴,但人物形象很生动。帮母亲做家务活时,我聊起这个作者和这篇文章主人公的名字,母亲说,哦?段远明?他是你姥姥那里的人。他就是诚意的?你还认识?我一听,感觉顿时和这位作者拉近了距离一样,变得亲切起来。我刨根究底地询问这位叫“段远明”的人的一些事情,母亲不耐烦了:他早就出去了(进城),我也不晓得!像一棵即将出土的苗子遭到风雨的袭击,我只好识趣地停止叨扰。但这样的事情仍时不时地发生着,有时,我猜想:段远明、段正明是不是两兄弟啊?那个叫段炼的人是不是段正明的儿子啊?还有那个“庸石”的文章写得几好,可惜不晓得是哪个的笔名,谢龙飞这个人写文章蛮直爽,真性情。诸如此类,联想丰富。这样的情形,现在想起来,就和一个段子描述的那样:某日吃到了一枚喷香的鸡蛋,直呼好吃过瘾,遂四处寻问,想认识那只下蛋的鸡,不知长得怎么样?
1999年,中专毕业。那一年,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似乎都忘记了,独有一件事,不仅完整而且清晰。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社要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的消息,我兴奋极了,找父亲要钱。以为父亲会拒绝,因为当时家里新建房子不久,欠了一屁股债,全家人生活捉襟见肘。没想到父亲爽快答应,“找不了憨钱,进不得花园,去多学点东西回来。”父亲说。那一次,我认识了很多人,包括报社的一些领导,一些耳熟能详的知名写手,以及一些平时见报率高的通讯员。培训当时在中心小学楼上的会议室举行,内容很丰富,包括采访策略、新闻写作、摄影技巧等等,还请了谢龙飞同志来作专题授课,同时,在一歌厅内举办了晚会,当时的气氛可热烈了,作为培训班中年纪最小的通讯员,我当时还斗胆唱了一曲《祈祷》,赢得了满堂掌声。后来,报社组织这些通讯员去新宁崀山采风,而我因为没钱,只好遗憾地想想了。
之后的好些年,我开始与刘国忠老师联系。这位高产的作家,给我的印象是一点架子也没有,朴实到让我有些惊讶。他骑自行车上下班,穿的衣裤感觉是好多年了的,已经褪色。我曾追着他问了很多问题,刘老师都耐心回答,并不笑我幼稚或鲁莽。中间,我曾给刘老师写过一封信,倾诉关于在实现理想路上的所遇到的迷茫,没想到,没过几日,就收到了刘老师的来信。信纸是方格子绿线条,老师的字迹流畅大气,他在信中坦率地劝勉我,不要老想着文学梦,先要把工作脚踏实地地干好,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再谈理想。文学可以爱好,但在没饭吃的前提下,不能当饭吃。
当年的这封信,也让我想起了文学史上的很多佳话,一些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在提携后辈时,都是极富热情之心的,刘老师的身上就流淌着这样的一股子劲。老师当年并未给予我太多的肯定,但他那中肯的建议,却也成为我印象深刻的“前行方针”。后来,刘老师变成了“刘老”,在报社解散多年后,他加入了我们“小城之春”,在没有搬到长沙去住之前,我们只要有外出采风的活动,总喜欢叫上他,刘老非常守时,永远是朴实的穿着,斜挎包里,有相机,热心地帮我们这帮臭美的女子拍照,还带了画册,当我们四处疯玩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一个人安静地跑到某个好的位置,利用碎片时间绘就钢笔画。好几次,我们在兴高采烈的归程中,看到刘老师厚厚的绘画本上已密麻麻地画满了画。这种精进的态度,让我更加钦佩,这样的老师不愧是引领小城文学青年的榜样。
我曾写过一篇叫《温塘.女人》的文章,曾发表在《锡矿山报》上,得到了当时报纸副刊编辑肖进娥老师的肯定,这让我很兴奋,当即就联系了刘国忠老师,并发给他。可是文章过了很久才刊出,当我接到刘老师电话的时候,已是数月之后,他告诉我,文章发出来了,发在最后一期《冷水江报》上。最后一期?我心中一惊,连忙追问。原来,县级报纸遭遇改革强风,《冷水江报》因不符合有关条件和标准,被停办了。几经辗转,我找到了这张珍贵的报纸,看到了“李小菊”三个字端端正正地印在报纸上,这原本是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应该高兴才对,可彼时,心中却充满了落莫遗憾与不舍之情。因为,这张喜爱的报纸,从此将消失在我的生活中,而《温塘.女人》则是我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发表在《冷水江报》上的文章。
如今,我也成了一名党刊编辑,从前不曾想象的生活成为日复一日的工作。当我回首与《冷水江报》相识相知的时光时,忽然发觉,当年那一批写手们,真的是开创了小城文学的一个繁荣时期,是一段难忘的激情岁月。赵燕飞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现在定居长沙,任《湖南文学》编辑,去年回乡时,有幸识得这位从小城走出去的美女作家真面目,娇小的身材,顾盼流转的目光,女人味十足,看不出七零后模样,她的小说在省内国内不时得奖,算是文学大军里成绩突出的一枝;刘国忠老师则是老一辈写手中的中坚,他散文杂文小说新闻乃至绘画全面开花,作为一位高产、勤奋、德才兼备的新闻文艺工作者,他曾经影响、培养了一大批写作者,与其它一些经验丰富的长者们,带动了当时小城浓厚的文学创作、文学研讨氛围。市委政研室的几位主任,像苏建桥主任、刘卫平主任,包括现在的潘锦华主任,据说当年都是《冷水江报》的热心读者和投稿积极分子。平时,我在和一些文朋艺友聊天时,谈起这张报纸时,他们也多有赞扬留恋之感。留恋当时的那不计稿酬、倾心写作的热情,感恩当年那批德艺双馨的老前辈的教导。
一张报纸,一截光阴,一种文化,一段历史,它联接起很多人追寻理想的回忆碎片。《冷水江报》的光辉岁月已渐行渐远了,但它的足音,是不会消失的,它像一块温润的美玉,当你把它拿出来观赏时,你会发现,它依旧散发着沁人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