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平凡的，她只不过是天下千千万万母亲中极为普通的一员;母亲又是伟大的，身为女性，在那个男权思想色彩浓厚的家庭背景下却能不卑不亢，自立自强;她大半生节衣缩食，粗茶淡饭，却乐善好施，古道热肠;她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在偏僻落后的鲁西北农村靠土坷垃里刨食儿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
题记
1
当我伫立在首都国际机场外的高速公路旁边，目送着母亲乘坐的韩国EK852国际航班渐飞渐远，直至消逝在北京秋天深邃蔚蓝的天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一次邂逅北京的秋色，感觉还是很美的。从机场开往北京火车站的专线巴士在秋风中飞驰着，窗外迅疾掠过一排排碧绿参天的白杨树，似一个个站姿挺拔、一身戎装的仪仗方阵，仍在为母亲适才的跨洋过海之举壮着行色。远处连绵的群山在绿色的波峰浪谷中间时隐时现，偶尔能看见几颗桔子树点缀在山里人家小小的庭院周围，枝头稀疏地挂着些金色的桔子，在雨后阳光的照射下格外鲜艳，顿时觉得秋意深了许多、浓了许多。
总想为母亲写点什么，这一想法萦绕在心头有些日子了，却迟迟没有下笔，促使我做出决定写下这些文字的，是在母亲出行前一天的晚上，在北京车公庄那个小旅馆里。
那天晚上，在外边用完晚餐回到旅馆，我关掉电视和那没完没了的广告，想静下心来，想一想母亲出国需要注意的事项，顺便让母亲再温习一下我写有中英两种文字的路条儿。母亲此次旅行的目的地是渥太华，途中需在汉城、温哥华办理两次转机手续。尽管母亲向来十分自信，在那边工作的小妹也作了周到的接机安排，但毕竟母亲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在国内又从未独自出过远门，加之她老人家文化程度不高(母亲的最高学历为解放初期背着外公参加了十天的识字班)，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母亲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担心和我说的许多话，而是自顾自地叨念着些她平时百说不厌我一听就腻的话题。一定要少喝酒，喝坏了身子谁也替不了你亚伟子(我儿子)马上成大孩子了，在他身上要多用些心思，给他按上眼睛(意为能识文断字)比什么都强我满口应承着，忽然想给刚刚洗完脚的母亲修修脚，母亲执意不肯，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母亲才勉强同意。当她吃力地把脚从棉被里伸过来，我突然愣住了，母亲的双脚脚趾由于指甲的长期压迫已严重地变形，指甲深深地陷在肌肉里边那该是怎样的痛苦呀，至此，我方恍然明白多年来母亲走路脚疼的原因。
2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给母亲剪指甲曾是我生活中的一大快事，那曾经是多么美的一双脚啊!我每每能从母亲的褒奖中获得巨大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那时母亲三十来岁，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长相标致又特别能干的媳妇，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正是靠了母亲这双脚，支撑起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支撑着我童年绚丽多姿的梦想。我曾在一首诗中写到：故乡的村南有一条小河/那汩汩的流水/映着我童年的无知和欢乐/映着母亲年轻的身影/和水车古老的歌如今，自己早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母爱羽翼的呵护，终日打着挣钱养家的幌子在职场打拚，却早已疏远了母亲，不再问母亲心中冷暖，正象满文军歌中所唱，从此不知你心中苦与乐。世事沧桑，岁月无情，母亲老了，鬓发白了，眼睛花了，听力也已大不如从前，自己对此却似乎茫然无知，有时，还由于母亲思想和行动迟缓跟不上自己的生活节奏而向她老人家发脾气，这不是大逆不道又是什么?母亲已是风烛残年，她把自己美好青春毫无保留地给了她的孩子们，她获得了什么?多年来，她总是节衣缩食，从来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眼下，母亲是由于自己修脚不便又不愿意惊扰别人才造成目前的样子，而她只需对儿子支吾一声，但她没有。
这一次，我没有埋怨母亲，我知道母亲没有过错，我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为母亲修起了双脚。窗外，雨声淹没了一切，密集的雨滴打在窗玻璃上，在昏黄的路灯光的照射下，汇成无数条水流纵情地流淌着，一遍遍冲刷着我关于母亲的记忆
3
母亲出身贫寒，外公在母亲四岁那年死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性格倔强的外婆一手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拉扯着母亲兄妹三个背井离乡，过起了逃荒要饭的生活。人间的冷暖、世道的艰难，磨练了母亲，使从小聪慧过人的她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也使她的性格中注入了许多钢的因子。
解放后，母亲始终站在历次社会变革的最前沿。在母亲所在的公社，由于她行事干练，雷厉风行，曾担任过区妇女主任;由于她甜美的嗓音和优美端庄的形象曾担任过电台播音员;母亲17岁便火线入党，成为她周围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1954年，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正在部队服役的父亲，那年秋天，父亲在赴朝作战前夕，用一匹红色高头大马把母亲迎娶到了赵家，从此母亲走上了她人生中另一段崎岖艰难的生活之路。
父亲家是个大家族，封建文化的熏陶和多年的从军经历，使祖父养成了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这与思想上求进步，渴望民主追求平等的母亲在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碰撞。那时，父亲在离家30多公里的一个县直企业工作，父亲之孝顺父母在村里村外是出了名的，尽管父亲的工资不高(月薪27.5元，父亲领了20多年)，但那却是整个大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父亲都难以为母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母亲十分勤劳能干，但由于她的经常犯上，并没有因此获得叔叔和姑姑等家庭成员的敬重。那时，母亲的精神生活是异常凄苦的，多少个难眠之夜，母亲哭哑了嗓子，哭干了眼泪，真是如鱼在水，冷暖自知。
有了姐姐和我之后，仿佛有了精神支柱，母亲坚决要求分家。为了表示对那个大家庭的憎恶，在这个她奋斗了十多年的家中，她未带走一草一木，只带了姐姐和我，便走进了父亲的二叔父遗留的三间旧土屋里，过起了清苦而自由的生活。
土屋虽破，却是我们母子三人精神的家园。没有了精神枷锁，母亲的心情舒畅了许多。虽然屋子里是土地面，四面墙上也只是抹了一遍细泥，可谓家徒四壁，母亲却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凹凸不平的地面总是打扫得干干静静，不见一点浮土。屋子后面生长着一株高大挺拔的钻天杨，尖尖的树冠直插云霄，仿佛一位神勇无比的神兵天将，寒来暑往，春去春回，忠诚地守护着这个三口之家的安宁，铭记着一位普通而伟大母亲的喜怒哀乐。
七十年代初期，鲁西北农村正是大锅饭时代，农民每日靠挣工分儿过活儿。家里吃饭的人口多了，但劳动力并没有增加，母亲只能更加拼命的干活，常常是披着朝霞出门，背着月亮回家。队里每一次劳动竞赛母亲都干在前面，但由于母亲平日为人正直，不懂得逢迎队里那些当权者，每天记工分的时候母亲最多的一次也只记到8分，而一些整日磨洋工的人却往往能挣到10分。每到分东西(如小麦、玉米、红薯等)的时候，村南诺大的场院上，我们家总是体积和重量最小的那一份，这使母亲时常感到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
那是十年动乱中闹得最凶的时候，也是文化教育最为荒芜的年代。许多学生家长见在学校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便早早让孩子辍学回家务农。母亲虽不懂得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但她深深知道没有文化的难处，朦胧感觉到整日里文攻武卫、勤工俭学只会耽误了一代孩子的青春。因此，回到家里，母亲经常对我和姐姐耳提面命，教导我们姊妹两个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才有可能跳出农门，出人头地。为了我们姊妹的7元钱学费，母亲曾经跑遍少半个村庄。我和姐姐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每次考试，我们的学习成绩总是双双在本年级名列前茅，为我们将来走升学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文化的母亲，总能以超然的目光看待一切，在纷繁的事态表象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4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黑色的年份，在这一年里中国人民经受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唐山地震、总理和主席相继逝世。记得那年八月的一天，早晨起来，从村里的广播喇叭里听到公社通知，从即日起全民进入一级防震状态，村里临街的墙上贴着诸如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标语。两个妹妹一个四岁一个尚在襁褓之中，母亲率领我和姐姐在院子中搭起了简易的塑料棚，晚上，我躺在帐篷里，望着深邃的夜空，觉得满天的繁星似无数只神秘的眼睛，在和我扮鬼脸儿，感觉特好玩儿。可母亲却常常彻夜难眠。一天晚上，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大风裹挟着暴雨疯狂地冲击着我们这道脆弱的最后防线。当我和姐姐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我们两人每人枕着母亲的一条腿，身上披着一小块塑料布，帐篷里面的一切全都被雨水打湿了，床板已被雨水泡了起来，只有童车里的两个小妹仍在酣睡中，一夜的雷雨并没有打湿她们甜蜜的梦乡。那一夜，母亲头戴一顶破草帽儿，搂着我们姊妹两个在雨水和惊恐中坐了整整一夜，从此，母亲落下了腰疼的毛病。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突飞猛进，我家的经济条件日渐好转，我们姊妹四个也渐渐长大成人，除姐姐一人因家庭的拖累和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考上大学外(目前她经营着一家酒水公司，生意搞的蛮有生气的)，我和两个妹妹三人都先后顺利通过了那座独木桥。我现在县农行负责宣传工作。两个妹妹都在国外工作，尤其是大妹，目前已经是美国转基因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这常使母亲深感欣慰和自豪。
目前，父亲已经退休，弃田多年的母亲似乎仍是家里最忙的人。
白天，兴鸣(家里养得一只小花猫，有公鸡的功能，故名兴鸣。)总是趴在鱼缸前，全神贯注于鱼缸的水面，就像父亲整日坐在电视机前，专心致志于电视画面。母亲大早起来，便像一个停不住的陀螺，忙得不亦乐乎。仲裁邻里纠纷、调停夫妻内战、理顺婆媳关系、关注大龄青年等等，都是母亲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我与母亲居住的社区，母亲的言行具备了较强的公信力，俨然一个不管部长。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竟然有如此炽烈的生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照自己的精神面貌，一向自命清高的我，顿觉汗颜。
我的人生中有过辉煌的时刻，也有过失意的日子。每当我工作和生活中遭遇到挫折，我总能轻松应对;每当我身陷诱惑的重围，我总能拨云见日，寻回自我。我常想，正是母亲给了我这份自信，使我能够在浮华和庸俗的尘世中，超越一切伤害，从容笑对人生。
呜，一声长鸣，打断了我的思绪---列车到达了家乡的小站。眺望车窗外，已是华灯初上，落霞满天。缓缓走在回家的路上，肩上的行李虽然很轻，脚步却倍感沉重。忽然记起清人蒋士铨的诗句，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顿觉疲惫全无，脚步也轻快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