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不清是第几次看到这样一个母亲的泪了。在她红红的眼圈里，有着我无法说出的疼痛。
八月的风吹过简陋的片石房，她站在家中硕果仅存的机械——打谷机旁边，手里拿着红包，絮絮地说着感谢，说着她的艰难。丈夫已经伤残，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今年也要上大学了。门前的禾苗正泛青，如此茂盛地昭示了希望。但学费，却是一直难以启齿的伤。她说：“做得很苦的时候，也不敢跟儿子说，怕让他分了心。”
和某企业负责人一起，去完成一件“雪中送炭”的义举，我的心中始终满溢着慈悲的情怀。今日，三千元于我，于企业，或者只是一个带着些许柔软的数字，但是于一个艰辛的母亲而言，却足以勾勒出无比葱茏的憧憬。
二
转过身来，我仿佛又看见了站在麦菜岭山岗上朝我挥手，目送我踏上求学之路的母亲。
那时候，我身上揣着沉甸甸的学费，第一次走向远方。母亲将装钱的口袋缝得紧紧的，叮嘱了一遍又一遍。我沉默地抿着嘴唇，抬起头来，看见母亲泛红的眼睛。
我认为我是懂得她的。从记事起，她和外婆之间言语冲突的画面连缀起来，可以成为一场电影，但貌似强势的母亲总是以哭泣收场。因为六角钱的报考费，学习拔尖的母亲止步于小学毕业，连初中的升学考都没能参加。老师的游说和母亲的眼泪都没能打动外婆，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得力的帮手。后来村里凡念过初中的女孩子，全都招工进了城，母亲的心一次一次被那些喜气洋洋的面庞刺痛。这种痛，像不断生长的青山一样，绵延了几十年。
后来，母亲终于认命，并不再挣扎。再后来，她有了哥哥和我。她把她曾经的挣扎和渴盼，一点不剩地喂哺进我们兄妹的生命里。直到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打破了整个村庄的宁静；直到我成为全村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孩子；直到母亲坚持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于是，那一场送别便被赋予了别样的意味。母亲的手，挥了又挥，她的影子越来越小，渐渐变得模糊。终于看不到的时候，我又一次小心地摸了摸兜里的学费，忽然双手捂脸，泣不成声。
三
直到今天，父亲那本记账本的样子仍清清楚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棕色的硬封皮，打开第一页，上面赫然印着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账本上，记载的全是借钱交学费的数目。父亲的字是标准的仿宋体，郑重地，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记着：同来三百；贺春二百；明亮五十……我还记得，一九九四年八月的一个晚上，因为我的升学，全村的父老乡亲团团地挨挤在我的家中，不啻于召开一次隆重的盛会。
“闺女，你总算把手里的锄头柄扔了啊。”他们都这样感叹地说，我只是腼腆地笑。暗暗地摊开手来，十个厚厚的老茧像十只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望穿了八年刻苦学习并辛勤劳作的岁月。我知道，父母亲的老茧比我的还要厚，还要硬，正如他们那晚的笑，比我还要爽朗，还要灿烂。
父亲一遍一遍地为大家添着水酒，脸上是两圈略带醉意的酡红。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所幸那些同样贫穷的乡亲，都没有拒绝他讪讪的请求，倾其所有，将那个夜晚点亮，托举起那个闺女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生。
此后的几十年，无论村里谁家需要帮助，父亲总是义不容辞。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给了他勇气，让他看到了光明。
四
在进行接下来的叙述时，我枯坐了很久，因为我进入了一段阴霾般的记忆。我本想绕开，说一些光明和温暖的往事，但是那对姐妹浮出水面，用肿胀凄凉的眼神望住我。或者，除了我，将不再有任何人为她们留下只言片语。
同样是因为学费，她们的故事却是破碎的、崩溃的、黑暗的，让人不忍讲述的。
在哀求无果的一个午后，一对花朵般鲜嫩的姐妹，她们感到了绝望，决定自己让自己凋零。水库里的水沉静、冰凉，有着吞没一切的力量。她们手拉着手，一点一点地深入，最后抛弃了渴望，抛弃了抗争，抛弃了整个世界。
我仍然记得她们被打捞上来的样子，脸色苍白，平躺在岸上，胸部已经蓓蕾初放。但是无论人们如何摆布，她们已经不会拒绝，不再羞涩了。我想到她们即将被泥土掩埋，忽然感到浑身冰冷、颤抖。我疯狂地在大地上奔跑，最后被草藤绊住，摔倒在地。
仰望蓝天，天空无言。我惶惑、恐惧，不知道谁对谁错，只是忽然觉得，生活是那样的漏洞百出。
五
显然，和大部分农村孩子相比，我有着足够的幸运。
从小学到初中的八年时光里，我不止一次地经历着分离。麦菜岭的小伙伴，一个一个地辍学了。先是建华，然后是森林，最后是伟明。他们不再在清晨五点大声地呼唤我的名字，邀我一起去晨读；不再在有着几许诗意的夜晚的月光下，陪着我高谈阔论。这样的结局除了大人对读书概念模糊外，更多的还是因为贫穷。在填饱肚子成了第一要务的家庭里，学费终究成了无法趟过的那条河。我的堂姐瑞香，勉强在初中读了一个学期，却连住校洗澡用的一个桶都买不起，只能黯然归家。十八岁，她便嫁作人妇。
于是最后，整个麦菜岭，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背着米袋，行走在求学的路上。
又一年开学的时候，我朝母亲伸手要钱。每当这个时候，总是我心怀歉疚的时候，但她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她只是咬着牙对我说：“你给我发狠读，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出来。”她的话，不止一次像石头一样砸在我的心里，沉甸甸的。
我发誓要成为父母的骄傲。事实证明，在读书方面，我的确让他们骄傲了很久。他们将腰板挺得很直，因长期劳累而黎黑的面庞，时常因为我获奖的消息舒展得像清早的嫩叶。
六
许多年以后，父亲偶然和我说起攒钱的一些事。他说他早预想到了困难，从我三岁起就开始了那个存钱的计划。杀了猪，卖了粮，一分不留，全都存了银行。每一张，每一笔，数目无论大小，存期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一九九四年。因为存得久，取出来的时候，光是利息就让他大吃一惊呢。
我看着轻描淡写、不动声色的父亲，一阵难过滚过了喉咙，噎住。就在前几天，我还抱怨过父亲，因为他总是把儿女给他的钱存成定期，并且存期总是选最长的一种，无论怎么讲道理都改变不了。
有一些习惯，是终身的。在明白这个习惯的起源之后，我的心中有着火辣辣的疼。我仿佛又看到了一九九四年的父亲，面带笑容，用掘出宝贝一样的惊喜，一张一张地数着钞票，数着女儿的未来。为着那一天的到来，他不露痕迹整整规划了十二年。
那是连荤腥味都难很闻得到的十二年，鸡蛋，是不舍得吃的，因为可以卖钱。鱼塘里翻起一只死鱼，捡回来，可以是一场盛宴。只有逢年过节或家中来客，厨房里方才飘出诱人的香味。
母亲一直节俭，隐忍，把物质的需求欲降至最低。她曾经想过很多主意赚钱。比如酿水酒卖，却终因叔伯长辈的钱不忍收起，亏本收场。她还挨家挨户收过废品，又不敢误了田间的庄稼，所得甚微。她带着我帮渔业厂割稻子，一天仅赚两元。最后，她养起了母猪，把一批又一批的猪仔养得身子滚圆，极有卖相，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她的呼鸡唤猪的声音圆润悠长，穿透整座村庄。她替猪们清洁、垫草，挑去大桶的猪食，甚至慈爱地替它们捉虱子、挠痒痒。她发自内心地爱着它们，和她把它们拉到圩场上换成钞票，似乎并不矛盾。十二年，她在抚摸着猪仔的屁股时触摸到希望；十二年，她在攒钱的方式和立场上和父亲无比地同心协力。
十二年，爱与坚守同在。天亮了，天一直在越变越亮。
七
有很长一段时间，家乡的那个小镇上疯传着我和军人谈恋爱的消息。我在镇上教书，写着我姓名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全都寄自于部队。
如果容许我赘述，这应该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中间的细枝蔓节也许能把人绕晕。直到现在，我总是于某个平静的日子，无端地想起他们来，想起那些我至今认为是最可爱的人。自然，信是他们写来的，只不过他们关心的不是我，而是一些付不起学费的学生。
当星星在校园的上空眨着暧昧的眼睛，我身边的女友一个一个被她们的男孩带走。唯有我，安静地蛰居，种着我的牵牛花，写着永远也写不完的信，继续着人们传说中的那场“恋爱”。
事情的引子，也是起缘于信。一些军人，在《解放军报》看到了一则关于学校某个学生的报道，于是纷纷来信要求资助贫困生完成学业。巧得是，我刚好接任了大队辅导员，这些信，于是转到了我的手上。我一直相信，一些人，一些事，冥冥中早就安排在你要经过的路上，只等着走过去，握住他的手。认识他们，我从此得幸进入了生命中一份与众不同的美好。
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激荡，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访了很多个村落，走进了很多户家庭。一场贫困生大摸底的结果，似乎掀开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带给我一份猝不及防的震惊。
我试着揣测写信的人偏好，把自认为合适的学生推荐给他们。我还记得，那时候学校的印油不是大红的，盖出来的章略显暗紫，我因此面临了很多的质疑，甚至有人要求我电话过去证实。彼时学校没有电话，需到邮局去打，长途很贵。我的工资是二百多一点，每个月的邮资和电话费占了一多半，除去伙食，只能交五十元给父母。
对父母，我有过很深的自责，但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我这样做下去，非这样做不可。写信的时候，若芙、钟详、长发……那些艰难挣扎在校园里的孩子，他们无助的眼神就跳到我的信笺上来，倾诉、流淌，一点一点地打动了遥远的心。
那时候，我有的是顽强和坚韧，像一只护雏的母鸡一般，竭尽全力将他们聚拢在校园的羽翼之下。那些来自部队的汇款单，那些紧紧攥在手心里学费，像飘扬的旗帜，载着希望在九月里飞。我承认，在那几年日复一日的鸿雁传书中，我收获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时至今日，我仍和一部分军人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想到他们，我就会想起如今最流行的一个词——“最美”。
八
生活，总是向着美好转化。九年义务教育免费的消息来得很迅急，我几乎都没有做好热烈迎接的准备。但从此，我终于停止了很多年一以贯之的忧虑。
十年以后，我所在的城区重点小学已经不再重复昨天的故事。可是，我很快有了新的忧虑。那些被阳光奢侈照耀着的孩子，他们还没有学会珍惜。我常常不得不停下课来，给他们讲从前的故事，那些被时光雕刻的关于学费的故事。他们也许会懂，也许永远不懂。
就像今天，我看着那个抹去眼泪的母亲，那个殷勤得让人心生不忍的母亲。其实，即使她什么也不说，我也能懂，但一定不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