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吃过了
暑假，三个孩子千里奔波来跟爹娘团聚。那一天有了一点空闲，我就领着这些中原腹地的乡下孩子在这座江南的城市里转悠。转商场，转公园，也转大的农贸市场。
农贸市场里，很多鱼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他们特别有兴趣，不想走。有一种鱼脊背青灰，肚子黄白，嘴尖，身子细长。我告诉他们，这是鳗鱼，这种鱼吃着很肥，不过这家伙很肮脏，最爱吃腐臭的东西，沟河里要是漂有死羊死狗，它们就会围在那里，有的还钻到死东西的肚子里。有一种鱼身子跟鲤鱼差不多，鳞小，全身有黄褐色的斑纹，背上长着一排子刺。我对他们说，这是鲑鱼，据说这种鱼很霸道，大暴雨的时候，沟塘漫水了，它要是不走，别的鱼都不敢往外逃。
我这样一本正经地说着，女儿却疑惑了，她说：爸，你怎么知道？儿子说：咱爸爱看书！
我说：爸可没有看过这种书。这几样东西，咱们家里过去都有。鳗鱼咱们那里叫“白鳝”，你看它身子细长，是不是有些像黄鳝？鲑鱼，咱们那里叫“季花”，它身子就是花的嘛。
我的话他们好像不大相信。我自己也觉得，我仿佛是在向孩子们叙述着一个传说。
现在在我们那里，不光是这两种鱼，就是黄鳝，鲇鱼，虾这些只要有水的地方都会有的东西，这些年里也已经很难见到了。至于龟，鳖，可以肯定地说，我们那里已经绝种了。我上学的时候，在路上就按到过一只鳖，我从地里弄一点麻把它拴住，拎到教室里，系在桌子腿上，上课的时候这东西一心想逃，爪子在地上扒的嗤嗤地响，结果引来了老师，把我训了一顿。我们抓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放到自家里的大铁锅里煮着吃了，没有人拿出去卖。那时候农家的房簿篱上，墙缝里，经常能看到插有一两块一面青一面白的龟鳖的甲板，这东西是中药材，等走乡串户的货郎来了，女人们可以拿出来换一点针头线脑。后来，人们不舍得吃了，知道把它们拿到外面卖钱了，它们就没有了。仅仅是二十几年的时间，那些东西就在一片土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东西现在都展示在各种盛着清水的容器里，有的还用吹着气泡的增氧器伺候着。孩子们好像本能地知道它们都很贵。他们没有人向爸爸提出来买一条拿回去吃，或是玩。我感到，我的孩子都不赖。最后，我们挪个地方买了一条两三块钱一斤的大白鲢。
现在，作为几十块钱一斤的食物，那些东西与我有着很大一段距离，让我无法伸手触摸。可是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夫人，还是我青梅竹马的妻子。我现在还在努力地挣钱，在试图接近它。在这条路上，这个人是在朝前走，还是在往后退？
二、立锥
我发现，我有一个毛病。
我工作的场所主要是建筑工地。那可能是在建厂房中的某一个卫生间，办公室，或者某一个角落里。处在这样的场所，我总会对眼前的这一点点地方进行着新的规划：这里，那里拦一道墙，这里，那里开一扇窗，一道门……经过我这一改造，这里便是一个居所了。这样的居所不知有了多少处，都不大，从来不会超过五十个平方的。尽管这整个厂房大的很，几十亩地那么大，那一道虚拟中的墙可以无限地外移。可是，我的心胸只有这么大。我上班经过的一个地方，常年停放着一个破旧的集装箱，对这个封闭东西，我也一次次地在它的身上动过开门破窗的念头。一个红色的铁皮房子在夏天的太阳底下，是要蒸死人的。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安装空调器还仍然不是我的思路（尽管我亲手安装过上百台）。清明谷雨时节，我在这个铁房子的周围种下几棵丝瓜，丝瓜秧爬满四壁和房顶，火辣的太阳就这样被我轻易地打败了。
八年了。我住过好几个地方。那个叫着房租的东西也从当初的每月一百涨到现在的四百。这期间，我的日工资也在涨，四百块现在还不到我一个星期的工钱。再说，这个房间里还住着一个被我叫作“当家的”的女人，她除了解决了我的某些问题，自己也还有一份工资。这样一说，房租等于又减了一半。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是从村庄的一条田埂上走过来的，那里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永远的出发点。我不可能把四百块钱看作酒店里的一桌饭，或者商场里的一件衣裳。四百块钱是六百斤麦子，这正好是我们村上一亩地的收成。除去一半算作成本，种一亩麦子可得二百块。秋季还有一茬庄稼呢。这样算来，种一亩地一年的收益就是这个四百块。我家耕地大致就是十二亩，它正好对应着现在一年的十二个月的房租。这十二亩地现在差不多都让给别人种了。那些年里我在这十二亩地上没有挖出一点金子，现在别人也还是在往外挖着红薯块子。现在的事情很清楚了：种十二亩地，就等于这一间小房子。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在这一点上，大地倾斜了……在这间房子里，我们不会住得安生。我觉得连我身子底下的这张木床也是倾斜的，它随时都可能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赤条条地丢弃在地上……
和我有着一样毛病的还有一个同事大刚。大刚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一个东北大汉。在那片无边无际的黑土地上，他家的土地就更多了，要论垧，一垧十五亩。可是，他还是像旱季草原上不得不长途迁徙的角马一样远离了家乡，在江南的建筑工地上停下了奔走的脚步。那天我俩一起在厂房的一个角落里安装回路箱，他在点燃一根烟后，竟也对眼前的这一小片地方比划起来：这里拦一道墙，那里开一个门……这样一摆弄，他就再也用不着见月交给人家一亩地了。可是这个画出来的饼子无法咬在嘴里。这还不如惦记人家的女人，说不定她也正在熬着，这样一人出一样儿就可以搭上一伙。于是，大刚又进一步向我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他说：哪里能找到一小块地，——咱们自己盖个房子。大刚想拥有一小块地，这不是狂妄。大热天他想不到拥有一台空调，却有可能想到拥有一小块地。他本身就是一个“地主”。庄稼人喜爱土地，可是从来没有把一小块地看的多么金贵。我家除了那十几亩成片的耕地，在村庄的边上还有大半亩遭猪鸡侵害的闲地，那上面可以盖两座房子，村里分给我家的时候，我都没有过去看一眼，第二年开春我才又想到了它，我对在我面前像孩子一样听话的父亲说：栽几棵树苗算了。这是十来年前的事了，我没有去看父亲的树苗栽的怎么样，他有没有栽到别人的地里，或者，别人有没有把什么东西栽到我家的地里。分地时那几个作为界限的木楔子也该朽了，早已被一个人或者一口猪拌断，我，甚至是父亲可能也找不准那块地了。这块地算是被我们随手丢弃了。在家里看不上眼的东西，到了外地竟是梦寐以求。我知道，大刚说的那一小块地绝不是在商业街上，也不是在当地人的居民区内，这些地方他不敢想。他那一小块地是在某一个沟塘边上，在某一大块多年闲置土地的角落上。在我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村庄里还没有一个能拿出几万块钱的人，也没有一个盖不起来房子的人。因为，他们都有一块地。
现在，如果有了这么一小块地，我们买一点外地人捡回来的旧砖瓦，旧木料，找几个老乡帮个忙，自己拎刀，挥抹子，不要一个星期，房子就起来了……可是我知道，这是忠厚，耿直的大刚又画出的一张饼子，这一回他诳了我，也诳了他自己。
现在我身边的老乡，亲友，有的在我十年之前就出来了。有的人从年青的爸爸熬成了爷爷。这些人当中，除了一个像山口百惠一样美丽，清纯的姑娘嫁给了当地，还没有一个人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会叙到房子，房租，可是还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买房子”，就像我们也没有提到过月亮。
这期间，我们在村庄上的那个曾经热闹的院落因为缺少看护，正在被野草，黄鼠狼，毒蛇和从小就听说过的某一种精怪占领，那一间间大红瓦房正在风雨中黯淡，颤栗，倾斜，倒塌……
三、陌生人
那天晚上下了班一身疲惫的回到家里，房东的女邻居（我们似乎还没有说过话）不里不外地站在我的门上，她说：我家的一拖拉机沙子倒在走道里了，你能不能帮忙给弄到院子里——我们给钱！我说：要说给钱，干了一天的活，我现在不想挣钱了，要说帮个忙么，这没问题！听了我的话，那女人一脸的疑惑，最后，一声不响地走了。吃过饭我还是抹着嘴巴过去看了一下，两个男人已经开始用箩筐往里抬。看来，她已经拿钱找了别人了。
默默地回到屋里，很有一点被人遗弃了的感觉。我也开始鄙视那个女人了：不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的人，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吗？
可是，这个女人又像是我身边的一汪水，通过她我又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有一天，我们五个人要把一台近千斤的变压器装上拖拉机，来了两个回合，都没有成功。有的人还叫着扭了腰。我们的不远处，有几个做工的汉子，他们的手头也并不怎么忙。我们几个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那里。可是，我们都跟人家不熟悉，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谁也没有上前。无奈之中，一个伙计只好到远处去叫他的一个老乡。老乡叫来了，扛着一把大扫帚，是一个扫马路的女人。也许是背水一战，也许真的是这四两拨千斤，我们大吼一声，那个千斤之物才终于上了车。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这个乡下人与陌生人之间也有了交流上的障碍。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别人，——还是在于自己。
现在想一想，那几个陌生的汉子何曾拒绝过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排斥了他们，是我们剥夺了他们的一次通过帮助别人而实现与人交流的机会，愿望。也正像那个女人之与我。
那一回，我正手持着切割机切金属板，一把铁锨无声地伸到了我的面前，我抬头一看，一个陌生的中年汉子站在面前。他还是没有说话。但是，我明白了:他是在这个工地上挖沟的，这把铁锨的口卷的太厉害，已经敲不过来了，现在想让我帮他切一下。我当下停了自己的活，很仔细地把那些坏损的地方给切除了。那汉子一句话也没有说，扛着铁锨就走了。
汉子无声地走了，我却陷入了一场感动，或者是陶醉。很显然，他把我这个陌生人看成了村子里的一个邻居。这是一个粗人。但我觉得，他对待世人的心态，比我自己，比另一种环境里一些富于修养的人还要健康，阳光。这是一个痛快的人。这样的人在今天显得很大气。比游览区里的一切构建，都更值得欣赏。你要用到一把铁锨的时候，只管从他的手里拿。尽管你是一个陌生的人。
那一会儿，我心中的一种理想生活一下子浮在了水面上。它不是住别墅，开汽车，喝咖啡……它只是：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随随便便地和陌生人传递一个表情，说一句闲话……
四、大喊一声
伫立在江南这座城市的街头，我只有懊悔。
眼前是一辆辆流光溢彩的汽车。它们像是一个个香艳的女人。我投过去的是一种艳羡的目光。目光是短暂的，它像善良者心中的邪念一样在瞬间消失。一种困惑却长时间地沉淀在我的心里。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过，这一辆辆车子里大半只有一个人。他们为什么不使用一辆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呢？他们为什么要不停地搬动着这个占地一大片，体重几千，上万斤的东西呢？行车，停车问题，能源问题，大气污染问题……这一个个大大的问号就像屠夫肉架子上的铁钩子一样悬在现代人的头顶上。开车子是为了节省时间吗？有时并没有自行车骑的快啊。是为了节省力气吗？这些人为什么又要挤出时间，到所谓的健身房里在另一种同样需要能源来驱动的机器上奔跑呢？几天前，我的一个老乡要回家办个事，现在正是客流的淡季，傍晚在路边拦一辆长途客车，一百多块钱车费，在车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到达我们的县城了。可是，这样的方便事现在轮不到他了。这个人在这里做点生意，不久前几万块钱买了辆小汽车。他是有车的人了。他只能自己驾车跨越三省。第三天返回来的时候，他说路上花了一千多块钱。我看他面色灰白，两眼僵直。他说，累死我了。说完就倒在了床上。
我现在没有买车的钱。我能挣到这个钱吗？我需要挣这个钱吗？
这些年我挣来的一点一点的钱，都给几个孩子子上学了。我现在觉得，这仍然是一个错误。就像用这些钱买了一辆车。我的错误在于，我就不应该跑出来挣这个钱。
在学校里他们仅仅是学到了一些所谓的科学知识，他们知道了自己脚底下这块地是一个球体，这个球飘荡在太阳系里，太阳系飘荡在银河系里，银河系的直径是十万光年，这也只是宇宙的一个角落。不过，“天”是不存在的……他们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从小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认得的娘就跟我说，头顶上三尺就是天，天有眼，人不能做亏良心的事，做亏良心的事，人看不到天能看到。按照娘的说法，人人的身边都有一个不需要工资的义务警察，人人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天然的监控仪。这不是最先进的管理，最先进的科学吗？为什么要用一种所谓的科学知识推倒它呢？娘人小力薄，可是，娘从来都不害怕死。我有孩子了，我对娘说，你好好哄着，长大了他们给你割肉吃。娘哈哈一笑说，那一天我的骨头都沤烂了。娘平时总是说，我病重了，可别给我请先生（医生）。前年五月，娘突发脑溢血。我连夜赶回家，也没有给她转医院，娘昏迷三天死去。这期间，我们只给她打过一针，邻居四大爷还怪怨我：还打啥针呢，净耽误她上路。乡下的人就是这样对待生和死。后来我知道，一个月后，这个四大爷也以同样的方式走了。娘落气了，我们要给亲戚朋友报丧。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庄是我的老家，那里已经没有真正的亲人了。可那毕竟是老家。别人不知道路，我这个披麻带孝的孝子（服丧期间的儿子）又走不了。我想让十几岁的儿子走这一趟路。我告诉他这条路在哪里拐弯，在哪里趟水，在哪里再拐弯，直到看到那条小路的西边有一棵大桑树，就停下来，在这个村庄上问一个人的名字……天黑下来的时候，儿子返回来了，他说找到了那棵大桑树，也找到了那个村庄上的那个人。这棵大桑树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了，现在值不少钱，可是这些年里却没有人砍它。这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相信，树大成精！砍倒这样的树，这个村上的人是要遭殃的。它的主人也似乎放弃了对它的所有权。现在我担心的很，这个村庄上年纪大的人死光了，个别受过“良好”教育，思想解放的年青人会不会最终要把这棵大树砍倒变成一堆木材，或者连根挖掉，在吊车的协助下被卖给远方的某个人造景区。像这个村庄的打工者一样，背井离乡。一棵老桑树没有了，处处都是这些年引进的速生的杨树，几年一茬。我的孩子，甚至是我本人可能都无法找到自己的老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