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长荣(1907一1934)字斓华，又名张长荣。1907年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今枞阳县）枞阳镇安徽湖东（今枞阳县）。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人物生平
幼年丧父。6岁读私塾，1917年入小学。
1921年，考入安庆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童长荣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公费到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第一高等学校。
1925年，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担任中共日本特别支部领导工作，领导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领导留日中国学生和旅日华侨进行大规模的反日爱国斗争，被日本当局逮捕，遭受严刑拷打。不久，被驱逐回国。同年秋，在上海从事反帝爱国运动，组织“反帝大同盟”。曾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和区委书记等职。
1930年，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1931年3月，调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同年11月，调东满地区，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和朝鲜革命者一起，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4年3月21日，在汪清与日本侵略军遭遇。与崔今淑一同壮烈牺牲。时年27岁。
主要事迹
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终年相依为命。
1913年，母亲送长荣到一家私塾读书，后转入小学继续攻读。
1921年，长荣考入了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他参加了学运斗争，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1921年6月2日，长荣同志参加了安庆学生进行的推翻省议会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
1922年，他参加了安庆数千名青年学生反对军阀统治的示威大游行；1923年春，他和王步文等同志发起了组织安庆教职员的“索薪运动”，迫使反动当局发还薪金；同年10月10日，他在安庆又参加并领导了反对省议员的“贿选运动”，给反动势力以应有打击。安庆的学运斗争不断发展，声势日趋浩大，反动当局封闭了“学联”，并对长荣等30余名青年学生进行了通缉，长荣同志只好中断学习，被迫离开安庆，转移到上海。
1924年，长荣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他响应党的号召，回安庆领导学生举行了罢课示威，积极地声援了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1925年下半年，长荣同志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公费留学日本，不久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并与东京的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25年冬以后，隐藏在旅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的“西山会议派”的汤志先、王先强等国民党反动分子，公开喧称反苏、反共的反动主张，长荣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6年，长荣同志被选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东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团结广大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积极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
1926年冬，长荣同志发动群众举行了反对戴季陶赴日进行卖国阴谋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1928年5月，长荣同志又以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斗争精神，积极地发动和领导了广大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侵略军制造的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的反日爱国斗争，随后他被选为“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的理事。日本当局深感不安，采取了法西斯手段把长荣等同志逮捕入狱。经过两个多月的狱中斗争，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将长荣等人释放出狱，但日本当局却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把长荣同志驱逐出境。
1928年秋，长荣同志回到祖国上海，按照党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受党指派，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等职。
1930年去河南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积极配合全党工作，为挽救革命危机，促进革命高潮，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1931年3月，长荣同志调到东北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领导大连地区的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日斗争。
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长荣同志担任东满特委书记。
1932年春，长荣同志领导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蔓延至东满全区，捣毁了日本走狗机关“朝鲜人民会”，打击了日寇的侵略势力，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勇气，整编了一些溃散的旧军队和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加强了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冬至1933年春，长荣同志和东满特委的其他负责人领导游击区的广大军民，与日军周旋于深山密林之中，作战60多次，歼敌数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展开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殊死苦斗。
1933年冬，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发展为5个游击队，建立了12个比较固定的游击根据地。东满地区的这支游击队成为东满人民团结抗日的核心力量。1933底，东满地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从此，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军向我抗日游击区发动了更加疯狂、残酷的“大讨伐”。
1934年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在汪清与日本侵略军遭遇。突围中，因疾病未愈，由坚决不肯先行离去的朝鲜族姑娘崔今淑背着，在雪夜中艰难前进。终因行动困难、弹尽力竭，与崔今淑一同壮烈牺牲。时年27岁。
人物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人民为了永远纪念童长荣，将他的照片和英雄事迹，陈列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他生前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安徽、吉林、辽宁等地，也都以各种形式纪念他的光辉业绩。
1998年8月，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在大连英雄纪念公园内为童长荣等37位烈士塑像，纪念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童长荣等烈士的塑像依次竖立在公园一侧，塑像后面是苍松翠柏。
1999年，大连英雄纪念公园建成后，即被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对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和中外游客游览大连的景点之一。市内各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这里开展教育活动。也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瞻仰烈士的遗容。为配合大连英雄纪念公园宣传英烈们的事迹，大连市史志办公室2001年编辑《大连英模谱》一书，收录了大连籍和在大连战斗工作及在大连英雄公园建立塑像的37名英烈，童长荣名列其中。#p#分页标题#e#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统战工作
安徽枞阳籍抗日将领童长荣，9·18之后就被党派到东满任特委书记，领导抗日去了。在中国十四年的抗日历史上，将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可以说童长荣开了先河，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尝试。
他根据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体会，告诉自己的战友，日本也有劳苦大众，也有共产党，广大的日本民众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里也有许多贫苦人，他们并不愿意打战，可以争取他们。根据这一方针，统战工作做到了日本方面。
他和一些在东北生活多年的日本人士交上了朋友，这些人对第二故乡很有感情，反对日本侵华战争。他们为游击队捐款、筹粮、送情报。据一位老抗联王中山(童当年的助手、东满特委宣传部长)回忆：1933年，他从外面回到东满特委机关，见长荣同志正跟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面对着，坐在木墩制作的凳子上，讲着日本话。“我当时一惊：一是为头一次听到长荣同志讲日本话吃惊，原来他的日本话讲得那么流利；二是为一个日本人来到了我们特委机关吃惊。特委机关是严格保密的，怎么可以叫日本人进来呢？”送走客人后，童长荣向王中山解释：咱们将来要成立中日朝联合游击队，到那时力量就更强大了。原来，那位叫古豆的日本人是日共党员，一直在为游击队募捐，这次就送来三千元日本钞票。古豆同志后来又来过几次，每次来童长荣都和他谈得很久，还给他带去一些日文宣传品，而他从来不在这吃饭。童长荣开玩笑地说：我们这里只有一碗水招待你。那位同志抹一下自己小胡子，也很风趣地说：喝了游击队的水，比吃糖还甜哪！古豆同志还当过向导，引导游击队在边境缴了一个日本警察局，得了许多枪支和文件。可惜后来这位同志被日本宪兵队抓住牺牲了。
童长荣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日本士兵的思想动态：反战、厌战、恋家、思亲等等，有的放矢地指导并亲自用日文写出《告日本军队书》，还有许多富有人情味能打动人心的传单、小册子，劝他们不要为日本军阀卖命，以削弱敌人的斗志。那时候，游击队与敌伪作战，花花绿绿的传单成必备“武器”。当年的第四军军长、童长荣的战友李延禄(解放后授少将军衔)在回忆录中，记下“智斗龟冈”的故事：1933年春，童长荣和李延禄指挥汪清县游击大队和抗日救国军补充团(李延禄领导的)，与前来讨伐之敌、有少将军衔的敌酋龟冈村一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较量。除了按地形布置好兵力外，童长荣亲自指导并用日文写了大量的传单，如“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你记得你当兵时你父母的眼泪吗？”“你的妻儿等你回家！”等等。还发动妇女儿童将传单散发在路口、村头、树上。一个又一个回合之后，敌人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黄昏，龟冈村一检查部队情况，准备再一次发动攻击。不料见部下打着手电偷偷争看传单，士气低落，就下令搜查，结果，每个班都有。撤回部队后，龟冈村一逐人审查，枪决了二十多名“私藏共产党传单，惑乱军心”的士兵，部队因人心不稳被解散，两千多人被遣送到“纠正院”去反省。这一战，消灭了300多日寇，缴获了200多枪支。龟冈村一也因受了重伤送回国后不治而亡。也就在这一战中，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日军一位辎重队司机名叫伊田助男的，将一汽车十万发弹药藏在小树林里送给中国同志，并留下纸条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心迹后，饮弹自杀。这个故事曾一度传到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影响很大。建国后，还曾收入我国的小学教材中。
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记下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就争取的对象和方法问题也进行了不少争论，尤其是关于以日军为对象的对敌政治工作的争论，没能达成协议。大部分同志都认为，伪满军的中下层是可以争取的，但从小就被灌满了“大和魂”，盲目崇拜“天皇”，习惯于强制性纪律的日本军人，是根本不可能争取的敌人。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否定了他们的这种看法。有一年，间岛(当时朝鲜人对延边一带的称呼—笔者)的农村瘟疫蔓延，日军干下了把病人关在屋里活活烧死的暴行。患病的童长荣所在的村子，也闯进来了“讨伐”队。一个日本军官看到躺在屋子里的童长荣，就马上命令部下把门锁上放火烧。一个日本兵忙着准备点火。童长荣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便决心作最后一次宣传，死也要死得有价值。他用拳头敲着炕面，用他在日本上大学时学的非常流利的日本话，对那个日本士兵说：你也该是工农子弟，为什么到这里来乱杀穷人？杀了人，你能得到什么好处？怎么能这样灭绝人性？哪有这样杀害病人的道理？这一声敲击良心的呼喊，打动了那个日本兵的心。那个日本兵就把后门踢开，避开上级的眼睛把童长荣悄悄地放出去，然后才往房子上点了火。童长荣藏在垄沟里，才得以死里逃生。从此.我们抱着信心，选拔一些坚定、勇敢、精明而强干的同志，大胆地派到敌军中去了。
王中山还回忆了一段往事：1934年初，也是一场日寇讨伐战结束后，游击队在冰封的河边，发现两枚野炮弹下压着一封信，写道：“共产诸君：我们要回国了。这两颗炮弹里各装三百发子弹，你们用它反对日本军阀吧！”落款署着十二个日本士兵的名字。
童长荣的博大胸怀，他的远见卓识，使东满军民的抗日增添了一门必备的有效“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