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还是一个刚能记事的5岁男孩。
记得那之前的一天，父亲拿来一张登着一幅漫画的报纸给我看。漫画上画的是，一条凶猛的毒蛇张着血盆大口，正吞食一片很大的海棠叶。父亲指着这幅漫画对我解释说：“这条毒蛇就是从东海那边爬上来的日本侵略者，这海棠叶就是我们中国宽广富饶的土地，日本强盗正在吞食我们的大好河山啊！”这幅令人惊骇、猛醒的漫画深深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78年过去，依然无法忘怀。
我的父亲是上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山东济南齐鲁大学的一位外科医生，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当时，他是山东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医术精湛，颇有名气。1937年初，他被招聘到南京政府军医署开办的外科军医训练班担任教官，培训军医为抗战作准备。我母亲是北京人，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和10岁的姐姐、两岁的妹妹也离开了山东潍县的老家，坐火车到北京住在姥姥家里。
我姥姥家在北京东城王府井大街西侧，一个四合院，街对面是一座基督救世军大楼，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东城少年厅。如今它仍屹立在那里。它的旁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的首都剧场。我姥姥家的四合院在八十年代被拆除。现在屹立在那里的是王府井大饭店。
当年基督教救世军大楼是王府井大街上唯一的楼房，十分醒目。“七七”事变前，救世军大楼门前的人行道就成了爱国学生们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场所。每当他们来宣传时，住在王府井大街上和周边胡同里的居民就奔走相告，过路的行人也马上驻足。男女老幼都围聚上来，听爱国学生慷慨激昂地作抗日救亡演讲，看他们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跟着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强盗滚出中国去！”等口号。
1937年7月7日那天十分闷热，舅妈和妈妈做的晚饭照例是棒子面窝头就咸菜，这就是当时北平普通老百姓的饭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白面馒头、烙饼。
一家老老小小吃罢窝头，在院子里乘凉直到深夜。母亲抱着小妹，拉着我回屋里上炕睡觉。屋里很闷热，忽然，听得远处传来“轰隆、轰隆”的声响。大舅、二舅都起身到院子里竖起耳朵倾听。母亲伴着妹妹已睡着了，我偷偷地溜下炕，也跑到院子里听动静。大舅说：“该是哪里闹地震了吧？”正说着又轰隆隆地传来一阵响声。二舅当过兵，他说：“不像地震，像是大炮声，从西南方传来的。”
果然，7月8日凌晨，北平城外西南方传来的炮声一阵紧似一阵，震得窗户纸都沙沙作响。二舅打开街门到大街上打听究竟，左邻右舍的人也都站在大街边上议论着。不一会儿，一个片儿警匆匆忙忙地出现了，他告诉大家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动手了，正在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大家脸上都露出惶恐的神色。片儿警又说：“二十九军也开火还击了，打退了日本鬼子的进攻。”他要求各家各户没事儿不要上大街，更不要去南城西城，照看好老人孩子和妇女，把吃粮、饮水准备充足，以防万一。
战事在卢沟桥、宛平城一带激烈地进行着。7月9日，王府井大街上又出现了许多爱国学生，挨家挨户号召市民捐献麻袋，紧急送往卢沟桥前线，修筑工事使用，市民纷纷响应。大舅和舅妈到厨房里把每年冬天盖大白菜的四五条麻袋全拿出来交给了学生。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北京城里的居民都行动起来，支援二十九军抗战。街坊们蒸馒头、包子、窝头，烙大饼，煮绿豆汤，买西瓜，送往前线给抗日官兵。姥姥、舅母和妈妈都不顾天气炎热，在厨房里，从早到晚忙活着。我和姐姐、表姐就站在厨房门口给大人们唱童谣。至今我还记得有一首童谣是：“月亮月亮光光，芝麻大姐烧香，烧死日本军阀，气死日本天皇……”
二舅已经四十多岁，但还是报名参加了民夫担架队到宛平城前线去抢救伤员。一周后，二舅回家取干粮，他眉飞色舞地说：“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深夜潜入日军阵地，用大刀砍杀了好几十个日本鬼子，还捉了一个活的回来呢。”还说，“日本鬼子抓了郊区的几十个农民去给他们挖战壕，在半路上，农民打死了押解的日本兵后跑得精光。”
二舅说完这些好消息，又匆匆返回前线抬受伤的抗日官兵去了。一个多星期后，他衣衫褴褛，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来。一进门就坐在院子地上抱头痛哭起来。大舅、姥姥连忙问他怎么这般模样，仗打得怎么样了？二舅边哭边说：“二十九军伤亡很大，顶不住日本鬼子的大炮、坦克，上面命令撤退到保定去了，日本鬼子就要打进北平城来了！”闻听此言，全家人都木鸡般地呆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城。那天，天空乌云密布，全城的老百姓都像有巨大的铅块压在心头。除有极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和一些地痞流氓及被逼迫的妓女，稀稀拉拉地站在王府井大街上，打着几面纸糊的红膏药旗迎接日寇的到来，一座座四合院都门户紧闭，一条条胡同里沉寂无声。二舅把脸贴在门缝上往外看，我也伸着小脑袋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一个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骑在马上，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中央，后面，跟着一大队耀武扬威的鬼子兵，头戴钢盔，肩扛着插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脚上的牛皮靴在街面上踩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从此以后，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就不得安生了。当时的情形就如老舍先生的小说《四世同堂》里描述的一样。
日本侵略者为了奴化中国青少年，还命令在中小学里必须开设日语课，这是十分恶毒的一招。为了不让孩子当亡国奴，母亲当机立断带着我逃离了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抗日战争的8年里，我们母子在当时的大后方颠沛流离，辗转在巴山蜀水、湘黔城乡，历尽千辛万苦，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才返回北平读书，之后又走上革命道路。
如今，我已耄耋之年，回想儿时的经历，那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