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于5月25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5岁。在国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眼中，杨绛也是一位颇为重要的作家和研究的对象。
美联社在第一时间跟进报道称，1911年出生的杨绛，凭借其小说、话剧、散文和翻译作品，成为了中国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是第一个将《堂吉诃德》翻译成中文的人，而她的翻译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终极版本。
报道说，杨绛的去世成为新浪微博上的第一热搜标签，这证明了她在中国享有的声誉和获得的崇拜。
在1981年出版的散文集《干校六记》中，杨绛用心酸的笔触写就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劳动生活。2003年，她回忆已故丈夫和女儿的散文集《我们仨》也是畅销书。
《纽约时报》在1984年曾发表一篇题为《一个“臭老九”的再教育》的文章。文章写道，《干校六记》回忆了这对年事已高的夫妇在河南乡下再教育学校中度过的两年时光，包括凿井、守菜地、与狗为伴以及艰险寻夫的经历。
杨绛在书中避免提及文革初期最暴力的岁月，而钱钟书还在作序中写道，“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第七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文章称，即便杨绛避免碰触敏感话题，也并没有削弱这部评论文革作品的冲击力。书中很多主题语带讽喻，而她经常运用的轻描淡写的反讽手法，也是对文革中一些政策的有力控诉。
文章写到，在一次大雪后，她努力找寻“回家”之路，却因大雪无法在田间认路；在一次暴雨后，她努力寻找丈夫的宿舍——这些经历让数百万曾体验干校生活的知识分子对这种疏离和连根拔起的感触感同身受。
在书中，她对将那些没有意义的工作交给干校中学者的描述，让读者为这种人才损失痛心疾首。该书英译本翻译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指出，钱钟书是中国一流的考据学者。想想他当时被安排在一个小小的邮电所，这是对人才和智慧财富的浪费。这也是作品中最让人心酸的一笔。
美联社称，在中国20世纪激流变乱的大背景映衬下，杨绛与写下《围城》的丈夫钱钟书的结合，被普遍认为是一桩知识分子的模范婚姻。
在钱钟书1998年去世后，杨绛着手汇编丈夫未完成的作品，自己也同时保持了多产。除了《我们仨》，杨绛还在103岁高龄完成了小说《洗澡》的续作《洗澡之后》。
有一种说法是，杨绛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和“成就”其实是钱钟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克里斯多夫·雷（Christopher Rea）曾在一篇人物研究中写道，杨绛不止是站在钱钟书背后的女人。正如她的读者所知，杨绛文学声望的获得事实上早于钱钟书，她在战争年代的话剧不仅在上海获得称赞，据说还启发了钱钟书的文学创作。
1980年代后，杨绛为提升丈夫的声望做了很多，而她也曾借钱钟书1946年作品《猫》中的一段话用“零”来形容自己。那段话的意思是，尽管零本身没有价值，但没有它也就没有十、百、千、万。当加上一个零时，任何数字都会被放大十倍，因此，追寻零的价值有着非凡的意义。
来自美国俄勒冈大学的温迪·拉尔森（Wendy Larson）、加州大学的西奥多·胡特斯（Theodore Huters）和克里斯多夫·雷曾一同讨论过为何钱钟书与杨绛这对夫妻，以及他们的作品对当今中国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两人代表了理智诚实的文化理想，在有时令人不堪忍受的环境下保持了广度非比寻常的人文主义视野。
和很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在战乱和政治运动中写作和工作，但他们身上带有的两种品质，把他们与其他一些人区别开来。
其中之一是他们纯然的天赋，正如钱钟书的散文、小说、重要作品，以及杨绛的舞台剧、小说、散文、翻译以及回忆录所证明的那样。另一个是他们对文学和家庭共同的奉献和专注，这帮助他们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与当代政治的精神隔绝。
在这些国外学者看来，两人的文学视野不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克里斯多夫·雷认为，作为年逾百岁的老人，杨绛代表了已几乎消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那些生于民国时代、亲身经历日本侵华，大批作品又在毛泽东时代被忽视或遗忘，其后又经历了社会和经济快速转型、文学作品重新复活的这一代知识分子。
作为一位传记作家，杨绛也是公众文化记忆的宝库和发动机。她是1930年代那批出自中国顶尖高等学府的巨匠和文学天才“繁荣一代”中的成员，他们在外国侵略的艰难环境中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留下了第一笔标记。
生活中，杨绛著名的朴素做派有时被拿来用作其缺乏自信的例证。在她钦定传记作者吴学昭的笔下，杨绛“绝不出头”，“自觉自愿始终做零”。不过，克里斯多夫·雷写到，杨绛的一些言行有时也和她不出风头的谦逊典范形象有着不一致的地方。
她举例说，杨绛公开谢绝公众打扰隐居生活，但身为作家，她又不断通过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她把自己定位为社会上对钱钟书公共讨论的仲裁人，还向一位密友“口授”自传。曾经希望活在隐形斗篷下的杨绛，在职业生涯的后段都在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不引人注目”（出自美文网 Meiwen.com.cn）。
也许，在一些研究看来，杨绛会被记住是一位利己主义者，正如她在文革回忆录中所下的结论：
“改造十年多，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克里斯多夫·雷认为，中国对杨绛的关注要在时间上同时向前、也向后看。当一些批评者指出杨绛回忆录中存在空白和误传，或是批评她的翻译时，学者们只能想象没有了杨绛的亲自证实或是反驳，社会上还会冒出怎样的批评意见。
无论如何，杨绛的写作为外界提供了一条窥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物质生活、智力生活和情感生活的途径。在未来，对过去，总有更多的篇章需要去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