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
——鲁迅的这句话，与其说是讲给中国人听的，不如说道出了近代日本人的心声。
十九世纪，大清国与西方列强交手取得完败。大清国的完败，以军事失败为开端，但其实最深痛的惨败在于政治及文化。这一切，日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中国的科举制，日本曾经顶礼膜拜，以为“最先进的选拔干部制度”。在黑暗的中世纪，科举制可谓世界政治迈向“三公”（公开公平公正）的“伟大创举”。官是考出来的，人人皆有准考资格。中国的科举制，那应该是封建官僚制度中最具“含金量”的部分。
效仿中国科举制，日本曾于公元701年颁布《大宝律令》，搞了“贡举”，所谓“贡举”与唐朝科举几乎无异。
然而，这项创举自诞生以来，就没有解决好两个难题。或者说，根本解决不了两个难题，这是科举制的先天缺陷，也是导致其最后死亡的真正原因。
后人在总结科举制死亡的原因时，多指这种考试制度日益僵化而走向末路。诚然，这是科举制死亡的一个原因，但只是表象原因。
科举制死亡的致命原因，不在于后天，而在先天。考题的僵化是死亡的表象原因，先天缺陷的不治才是死亡深刻原因。
以“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中国虽然首创科举制，但这只是解决了普通官员选拔问题，“最大的官”和主考官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最大的官”——皇帝天马行空的情况下，科举考试左右不了特权皇族的沉浮，而保证的只是平民阶层入仕的相对公平。科举制比起没有“准考证”、公平竞争形式都没有的贵族政治世袭制来，是进步。所以能在中国延续1300余年寿命，但在“强盗”（明唐甄《潜书》语：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主考的情况下，它毕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大公平。
中国科举制在没有比较、没有制度竞争的情况下延续了千年，但到了近代，来自西方的选举制和坚船利炮一起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洋才”发明了“议会”，“首相”或“总统”是第一要“选”的官，主考官是百姓选民。宪政制度下官员们的执政水平和行政效率显然要高出科举许多，相形之下，科举制的生命力，已到了垂暮之年，只能“自行了断”。这是议会制对科举制的优势与胜利。延至后来，议会选举制加公务员制，上下公平的选拔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早在中国进入文弱的两宋时代，日本就放弃了“贡举”，善于洞察学习的他们，也许意识到了这种制度必然走向僵化。中国科举制在日本并没有生根发芽。告别贡举后，日本一没有放弃寻找新的干部选拔制度样板。十九世纪末叶，他们终于找到了。
近代日本从中国不敌英国、科举制不敌选举的事实发现，议会是个好东西，于是立刻模仿学习。明治天皇于1885年实行立宪，建立了内阁制度，并于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设立帝国议会，议会由众议院和贵族院构成。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众议院议员由国民选出，规定年满25岁以上、交纳直接税15元以上的男子都有选举权。
1890年，日本召开了首届国会——“万事决于公论”。那是亚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与其说明治维新造就了日本近代化，不如说亚洲第一个国会令日本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