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诺贝尔奖最具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奖揭晓，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因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最终折桂。《西部》杂志2013年第八期“周边•加拿大小辑”刊发了她的短片小说《阿蒙森》(艾玛译)。在此贴出这篇小说以飨读者，并向爱丽丝•门罗表示衷心的祝贺与祝福。
艾丽丝·门罗（AliceMunro，1931—）加拿大女作家。生于安大略省温格姆镇，少女时代即开始写小说。曾凭着短篇小说集《好荫凉之舞》、《你以为你是谁？》和《爱的进程》三度获得加拿大总督奖。还曾赢得布克国家文学奖。欧美评论界公认她为目前世界文坛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女作家。
周边·加拿大小辑
阿蒙森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着
艾玛译
我坐在车站外的一张长凳上，等着。火车抵达时车站开放，但现在关着。还有个女人坐在长凳的另一端，两膝间夹着一个细带子的塞满油乎乎纸包的袋子。是肉——生肉，我能闻出来。
穿过铁轨就是电动火车，空空的，也在等着。
未见其他旅客出现。过了一会儿，站长将脑袋探出车站的窗户喊道：“森！”起初我以为他喊的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山姆”（疗养院“San”与英文名“Sam”发音近似）。另一个穿着某种制服的男子也恰好在房子的另一头出现，他穿过铁轨上了那辆火车。那个带着油乎乎纸包的女人站起来跟在他后面，于是我也站起来跟上他们。从街道对面传来一阵喧闹声，一栋黑木瓦的平顶屋大门洞开，放进来几个男子，他们头上扣着帽子，随身携带的午餐盒拍打着他们的大腿。从他们弄出的动静来看，你会以为火车随时会从他们身边跑开，但当他们在火车上落座之后，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火车一直等着。那几个男子清点人数，发现有人落下了时，他们告诉司机现在还不能开车。后来有人想起来，那个落下的人其实一整天都没有出现。火车开动了，虽然我说不清司机是否留意到或是听见了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
男人们在林中的锯木厂下了车——这段路步行也不会超过十分钟——不久，覆盖着白雪的湖泊进入视野，湖前有栋长长的白色木屋。那个女人整理好她的包裹后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司机又喊了声“森”，车厢门开了，几个女人正等着上车，她们和那位拿着生肉的女人打招呼，生肉女人说今天真是个阴冷天。我跟在生肉女人后面下车，她们都尽量避免朝我看。
车门砰一声合上，火车接着往回开去。
四周静下来，空气冷得像冰。看上去脆脆的桦树那白色的枝条上满是黑色斑点，一些小而凌乱的常青植物像笨熊一样卷成一团。冰冻的湖面并不平坦，湖边积雪成堆，就像是波浪在落下的瞬间变成了冰。那栋房子，有着一排排精心设计的窗户，两端都带着别致的玻璃回廊。一切都拙朴而富有北方风情，在高高的飘着云朵的穹顶下显得黑白分明，看上去是这样宁静，充满无穷魅力。
但桦树皮根本不是白色的，当你走近些，你就会发现它们是浅浅的灰黄色、灰蓝色，甚至是灰色的。
“你要去哪？”生肉女人大声对我说，“探视时间三点就结束了。”
“我不是访客。”我说，“我是新来的老师。”
“嗯，不管怎样，他们都不会让你从前门进去的。”女人带着一丝满意说道。
“你最好跟着我。你就没有个行李箱吗？”
“站长说回头他会给我捎过来。”
“你站在那里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迷了路。”
我说我驻足不前只是因为这儿的一切太美了。
“有些人会这么认为，这样的人往往身体好，又有闲。”
我们再鲜有交谈，直到我们进入远在房子另一端的厨房。我没有来得及环顾四周，因为我的靴子获得了关注。
“你最好在踩脏地板前把它们脱了。”
我蹭掉靴子——没有椅子可坐——把靴子放在女人放鞋子的毡子上。
“把它们都拿着，带在身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它们。你也最好穿着你的外套，衣帽间没有暖气。”
没有暖气，没有灯，只有一个我够不着的小窗户。这就像在学校里受了罚被送去关黑屋。是的，同样的从未真正干透的冬季衣服的味道，浸透脏袜子和臭脚丫气味的靴子味道。
我爬上长凳依然看不到外面，架子上到处扔着帽子和围巾。我发现了一个装着无花果和椰枣的袋子，一定是有人偷了它们并藏在这里准备带回家去。突然，我感到了饥饿，从早上起，除了在北安大略吃过一片干奶酪三明治，我还什么都没吃过呢。但我顾及贼偷贼的伦理，而无花果也一定会塞在牙缝中出卖我。
有人走进衣帽间时，我正好也从长凳上下来了，时间刚刚好。
不是帮厨的人，只是一个穿着笨重的冬装外套、头上裹着条披巾的女生。她冲进房间——书掉到长凳上，散落了一地。她一把抓掉围巾，纠缠在一起的头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靴子被踢松了，从地板上飞掠而过。很显然没有人能抓得住她，这只会让她在厨房门口就将他们震飞。
“哦，我差点撞到你。”女孩说，“从外面进来时这里太暗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冻僵了吧？你是在等谁下班吗？”
“我在等着见福克斯医生。”
“啊，你用不着等太久，我刚刚才和他一起从镇上乘车回来。你不是病了，是吧？如果你病了就不会来这儿，你会去镇上找他。”
“我是新来的老师。”
“是吗？你从多伦多来？”
“是的。”
有一小会儿的停顿，或许是出于尊重。
然而不是，她只是在研究我的外套。
“真好看。衣领是什么毛的？”
“波斯羔羊毛，实际上，是仿毛的。”
“我都被弄糊涂了，我不知道他们让你在这儿等什么——这儿能冻掉你的屁股。抱歉。你想见医生，我给你带路，我对这儿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差不多一出生就住在这儿了，我妈管理这厨房。我叫玛丽，你呢？”
“薇薇，薇薇恩。”
“既然你是老师，应该叫女士，什么女士？”
“海德女士。”
“鞭打你一顿。”她说，“对不起，我刚好想起这个。如果你是我的老师，我会很高兴的，但是我不得不去镇上上学了，这是些愚蠢的规定，就因为我没有结核病。”
就这样她一边说话，一边带着我穿过衣帽间尽头的门，然后走过一条常见的医院走廊。打蜡的油毡，暗淡的绿色油漆，还有一股子防腐剂的味道。
“到了。或许我可以让雷迪准许我转学。”
“谁是雷迪？”
“雷迪·福克斯，源自一本书，我和安娜贝尔就从那会儿开始这样称呼福克斯医生。”
“安娜贝尔是谁？”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死了。”
“哦，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这事就发生在这儿。我今年上高中，安娜贝尔从未真正上过学，我还在公立中学时，雷迪让老师容许我更多地呆在家里，这样我就可以陪伴安娜贝尔。”
她在一扇半开的门前停下来，并吹了声口哨。
“嗨！我把老师带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好吧，玛丽，你这一天在外呆得够久的了。”
她闻声而溜，剩下我独自面对一个体态清瘦、中等身材的男子，他那红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在走廊人造光的映衬下显得亮晶晶的。
“你已见过玛丽了。”他说，“她自己就有许多可说的，她不会在你班上学习，所以你不用每天都忍受这些。大家要么喜欢上她要么不喜欢。”
他给我的印象是大约比我大十到十五岁，起初他用那种年长男子的方式跟我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未来雇主的模样。他问到我的旅途，以及行李箱的安置。他想知道我对自己将要在这片森林中生活是怎么想的，离开多伦多之后，我是否会感到无聊。
“丝毫没有。”我说，并补充说这里非常美丽。
“这就像——就像置身于一部俄罗斯小说里。”
起初他专注地看着我。
“真的吗？哪部俄罗斯小说？”
他的眼睛呈明亮的灰蓝色，一只眉毛高挑，像只小尖顶帽。
并不是我没有读过俄罗斯小说，我一气呵成地读过一些，也有一些读得半途而废。但是因为他那只高挑的眉毛，他那逗乐且咄咄逼人的表情，使我除了“战争与和平”以外竟想不起任何书名来。我本不想说这本书的，因为是个人就会记得它。
“战争与和平。”
“嗯，我们这儿只有和平，我得说。如果这儿有你梦寐以求的战争，我想你一定早已加入了某个妇女团体并躲去了异国他乡。”
我有些生气并感到屈辱，因为我真的不是在炫耀，或者说我不仅仅只是炫耀。我本来想解释说这里的风景让我震撼。
他显然是那种挖好陷阱等你掉下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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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是真的很期待一位来自偏僻之地的上了年纪的女老师。”他说，带着一丝歉意。“教师并不是你所学的专业，是吗？你拿到学士学位后原本打算做什么的？”
“攻读硕士学位。”我简短地答道。
“是什么改变了你的主意？”
“我想我需要赚些钱。”
“明智的想法。但我恐怕你在这里赚不了多少钱。原谅我打探这些，我只是想确定有天你不会逃之夭夭而使我们手忙脚乱。没有打算结婚，是吗？”
“没有。”
“好的，好的，现在你身无挂牵。我没有让你泄气，是吧？”
我把头扭到一边。
“没有。”
“顺着过道下去是护士长办公室，她会告诉你需要知道的。尽量注意别感冒了，我可不想你有任何患结核病的体验。”
“好的，我读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魔山》。”另一个陷阱出现了，他似乎故态复萌。“相比那时候，这里的情况已多少改善了，我希望是这样。我已经把与这里孩子有关的，以及我想你能和他们一起做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有时候我宁愿用书面表达。护士长会告诉你实情。”
普通的教学法在这里不适用，一部分孩子将重新进入社会，一部分将不会。最好不要有太多的压力，也就是说不要有测试、背诵和毫无意义的等级划分。
完全忽略分数上的事，这些以后需要的时候能补上，或许没有这些也能行。实际上技能非常简单的常识，等等，是进入世界的必需。优秀孩子又怎么样？所谓的优秀孩子？这是个令人恶心的术语。如果他们在学习上够聪明，他们就能轻易赶上。
忘记南美洲的河流，还有大宪章。
宁愿多些画画，音乐，故事。
游戏也是很棒的，但要小心不要过度兴奋和设置太多的竟争。掌握好压力和无聊的尺度是一种挑战。百无聊赖会使人缠绵病榻。
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有时候管理员会将它们藏于某处。
一切顺利。
在第一天那些奇特而不太真实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从未在此地呆过一周。我再也没有去过厨房，还有那个员工们放衣服和窝藏赃物的房间，以后也可能不会去了。医生的办公室类似禁地，护士长的房间则完完全全是个问询、抱怨和进行日常事务安排的地方。护士长本人又矮又胖，面色红润，戴无框眼镜，呼吸粗重。无论你向她要求什么好像都会使她吃惊并为难到她，但最后似乎也都能得到解决。有时候她在护士餐厅吃饭，她在那被视作医生的特别代表，令就餐气氛阴沉。大部分时候她呆在她自己的宿舍。
除了护士长，还有三位注册护士，他们每个人都比我大三十岁以上。他们告别了退休生活再次投入工作，以履行他们的战时职责。当然，还有助理护士，都在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更年轻。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婚，或已订婚，或是正忙着订婚，通常是和些在服役中的男人。如果护士长和护士们都不在，她们就一直聊天。她们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她们不想知道多伦多怎么样，虽然她们中有人认识去多伦多度过蜜月的人。而且她们也不关心我的教学进行得怎样，或者我以前是干什么的。这并不是说她们粗俗无礼——她们递给我黄油（叫黄油，实际上不过是橙色条纹人造黄油，在厨房染的色）。她们告诫我不要吃牧羊人的馅饼，她们说那馅饼里有土拨鼠——在她们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置信。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每次收音机里开始播新闻时，她们就调到音乐频道。“搂着玩偶舞翩翩，长袜有洞也似仙……”
她们也畏惧福克斯医生。一是因为他读过很多书，另外她们也说没有人会像他那样不留情面，如果他想。
我不清楚她们是否认为读过很多书与不留情面之间有什么联系。
出勤学生的人数总在变化，有时是十五，有时减少到半打。只是在上午有课，从九点到中午。当孩子们发烧或是体检时，他们就不用上学。而当他们坐在教室里时，他们总是很安静，顺从，从不主动参与。他们很快就明白这不过是个伪装的学校罢了，在这儿他们被免除了学到东西的要求，就像他们免于恪守作息时间和背诵的作业一样。这种自由没有让他们变得狂妄自大，或是以某种令人苦恼的方式懒散起来，仅仅只是让他们变得温顺和心不在焉。他们的歌声轻柔，他们也玩“抱抱与亲亲”的游戏，但总有一股沮丧的阴影笼罩在这临时的教室上空。
我决定听从医生的告诫，或者是部分告诫，比如百无聊赖是健康的大敌。
在管理员那狭小的储藏间，我发现了一个地球仪。我请求把它拿出来使用。我从最简单的地理知识开始教，海洋，大陆，气候。为什么不讲讲风和气流？乡村与城市？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为什么不呢？还有，南美洲的河流？
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但他们差不多都忘了个精光，这个湖泊和森林之外的世界一点一点地离他们远去。这堂课似乎让他们振作了些，像是在和昔日好友重叙旧情。当然，我并没有马上一股脑儿地向他们倾倒这一切，对那些以前从未学习过这些知识的学生我并不苛求，因为他们生病太过频繁。
但这就够了，也许这本身就是个游戏。我把他们分成几组，我用教鞭指指这指指那，他们大声说出答案。我十分小心不让他们太过兴奋。但有一天，医生走进了教室，他刚晨诊后过来，我被抓了个现行。我不能冷不丁停下，但我努力让热烈的气氛降下来。医生坐下来，看上去有些疲惫，有些落寞。他并没有表示异议。过了一会儿，他加入到游戏中来，大声说出那些荒谬而可笑的答案，那些名称并不全错，只是出自他的想象而已。然后，他慢慢地让自己的声音低下去，一直低下去，先是喃喃自语，后来近似耳语，最后完全听不见了。以这种荒谬的方式，他完全控制了全场。所有的学生都开始喃喃低语，模仿他。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双唇。
他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孩子们都笑了。
“见鬼为什么每个人都盯着我看？这就是海德女士教给大家的吗？瞪着一个没招谁惹谁的家伙？”
笑声更大了。但还有孩子依然不能自已地盯着他，渴望看到更多的古怪。
“继续吧，你们就继续胡作非为吧。”
他向我道歉打扰了教学。我开始向他解释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使这儿看起来更像所学校。
“虽然我赞同您关于压力的观点。”我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同意您在指示里所说的话，我只是想——”
“什么指示？哦，那不过是些偶尔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碎片，我从不认为它们是不可更改的。”
“我的意思是只要他们病得不太重——”
“你是对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否则他们总是无精打采的。”
“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地解释。”他说，然后走开去，接着又转身半心半意地道了个歉。
“我们找个时间谈谈吧。”
这个“时间”，我想，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他完全把我当成了一个麻烦，一个傻瓜。
午餐时我从助理护士那得知，有人在早上的手术中不幸离世。我感到自己先前的生气完全是无理取闹，我觉得自己比傻瓜还要糟糕。
每个下午都无所事事。我的学生下楼去睡一个长长的午觉，有时候我也想这样，但我的房间很冷，被褥又太薄——一定是结核病患需要更暖和舒适些。
我，当然，没有结核病。可能他们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节省了些开支。
我昏昏欲睡，但却无法睡着。为了冰冷的午后的阳光，头顶上不时传来将带轮子的床推到走廊去的轰隆声响。房子、树，还有湖泊，都不再是我第一天看到的那样，那时我被它们的神秘与肃穆吸引。在那一天，我还相信自己不引人注意，现在看来似乎都不是真的。
老师在那，她要干吗？
她在看湖呢。
为什么看湖？
没有别的事情好做。
有的人真是幸运。
偶尔我逃过午餐，即便它是我薪水的一部分。我去阿蒙森的一家咖啡厅吃饭。波士顿咖啡，和一个三明治，罐头鲑鱼三明治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还有的话。经过精心挑选的鸡肉沙拉。不管怎样，在那我更能感到轻松，似乎无人知道我是谁。
或许我错了。
咖啡厅没有女盥洗室，于是你不得不穿过啤酒屋的入口去隔壁的饭店。啤酒屋又暗又吵，散发着一股啤酒和威士忌的味道，扑面而来的阵阵香烟和雪茄烟雾能呛得你跌个跟头。但是伐木工们，那些来自锯木厂的男人们，决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冲你尖叫，他们深陷男人的世界，大声说着自己的故事。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找女人，实际上他们更渴望的，可能还是如何摆脱那种羁绊，暂时或者永远。
医生在那条最主要的大街上有间办公室，只是栋一层的小建筑，所以他住在另外的某个地方。我碰巧从助理护士那知道没有福克斯夫人。在唯一的一条小街上，我发现一栋房子，可能是他的，一栋灰泥抹顶的房子，前门上方有个天窗，窗台上堆著书。这地方看上去有些萧瑟，但显得井井有条，能使人联想到一种最起码的考究舒适，一个独身男人、一个自律的独身男人能设法做到的考究舒适。
镇中学就在居民街的尽头，一天下午，我在那儿的广场上遇到了玛丽。她正在参与一场雪球大战，看上去是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战争。她看见我，大声喊道：“嗨！老师！”并把一个雪球在两手间随意地抛来抛去。她漫步穿过街道，“明天见！”她扭过头去说道，多少有些像是警告谁也不能跟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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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家去吗？”她说，“我也要回去，我以前常搭雷迪的便车，但是他下班总是太晚。你要怎么走？搭电车吗？”
我说是的。玛丽说道：“哦，我可以带你抄条近路，你也能省下车费。是条林中小径。”
她带着我爬上了一条狭窄的仅能容身通过的小路，这条小路在小镇上方延伸，穿过森林，经过锯木厂。
“这是雷迪常走的路。”她说。
在锯木厂后面，在我们下方的树林中，有几块丑陋的砍伐地和几间小木屋。显然有人住在那，因为有柴堆、晾衣绳和袅袅炊烟。从一间小木屋中跑出来一只狂吠乱叫大得像只狼的狗。
“闭嘴！”玛丽喊道。她飞快地团起一个雪球砸了过去，正中那狗的两眼间。狗急转身跑开，玛丽又团起一个雪球准备在它的屁股上再来一下，一个围着围裙的女人跑出来喊道：“你快要打死它了！”
“打死这垃圾才大快人心呐！”
“我会让我老伴也这样对待你的。”
“等着那天吧，你那老家伙连狗屎房子也打不中。”
那狗隔着段距离跟在我们后边，不时发出虚张声势的吠叫。
“我能摆平任何一只狗。别担心。”玛丽说，“我打赌我也能摆平一头熊，如果我们遇到的话。”
“这个时候熊不是已经冬眠了吗？”我被那只狗吓坏了，但还是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
“是啊，但你永远搞不明白，曾有只熊早早跑出来，它跑进了森的垃圾堆，我妈一转身，发现它在那。雷迪拿枪打它。雷迪过去常带我和安娜贝尔坐雪橇外出，有时也有别的小孩。雷迪有一个很奇特的哨子，能吓跑熊。它发出的声音音调很高，人的耳朵受不了。
“真的吗？那哨子什么样？”
“它不是那种哨子，我的意思是说他是用嘴吹出哨子的声音。”
我想起了他在课堂上的表演。
“我不知道。可能他说过这样能让安娜贝尔不那么害怕。她几乎不能坐雪橇，他不得不亲自用平底长橇拉着她。有时我也跳上去，他会说：‘什么情况？这有一吨重了。’接着他会突然回头想抓住我，但他从未抓住过我。于是他问安娜贝尔：‘是什么这么重？你早餐到底吃的什么呀？’安娜贝尔从不说出来，她永远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朋友。”
“学校里的女孩们怎样？她们友好吗？”
“没什么人好玩时我才和她们一起闲逛。她们不值一提。安娜贝尔的生日和我在同一个月，六月。雷迪会带我们去湖上划船，他教我们游泳，哦，只是教我。他不得不一直抱着安娜贝尔——她不能真学。有次雷迪自己一个人游远了，我们就把他的鞋子都装上沙。后来，我们十二岁生日，我们不能像那样出去玩了，但我和安娜贝尔去雷迪家吃蛋糕。安娜贝尔一点也吃不下去了，于是雷迪开车带我们出去喂海鸥，我们往车窗外扔蛋糕，海鸥尖叫着争抢，我们都笑疯了。但雷迪不得不停下来抱着安娜贝尔，以防她大出血。”
“那以后，”玛丽说，“那以后就再也不准我去看她了。我妈从不准我跟那些患结核病的孩子呆在一起。但雷迪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阻止的，后来他这样做了。我都快疯了。安娜贝尔再也没有开心过——她病得太厉害了。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她的坟墓，不过那儿什么标记都没有。雷迪和我打算做一个，等他有空。如果我们刚刚在那条大路上直接往前走，不拐弯，我们可能已经走到她的墓地了。”
这时我们已走下山坡来到平地上，距森很近了。玛丽说道：“哦，我差点忘了。”她掏出一满把戏票来。“这是为情人节准备的，我们学校正排练这出戏，《萍奈福》（或作《皮纳福》）。我得把这些都卖出去，你可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我在这出剧里演了个角色。”
我来到医生在阿蒙森的住处，他带我过来吃晚餐。这邀请在当时看上去像是他的一时冲动。那天他在过道里碰到我，或许他也还不安地记得说过我们要找个时间谈一谈的事。
他建议一起吃晚餐的那晚，正好《萍奈福》上演，而我有张票。我告诉了他，他说：“是的，我也有张票，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去。”
“我觉得我好像答应过玛丽。”
“呵，那你现在也可以觉得好像没有答应她。会很糟糕的，相信我。”
我照他说的做了，尽管我没有看到玛丽并告诉她我不去了。我在他指定的地方等他，在森前门的走廊里等着。我穿上了我最好的裙子，一条墨绿色的绉纱裙，有小小的珍珠纽扣和真的蕾丝领子。双脚塞进了一双麂皮高跟鞋，外套雪地靴。我一直等到他预定的时间都过了——起先我有些焦急，护士长可能会在走出办公室时看见我，其次，他也可能忘了约会这件事。后来他出现了，一边扣外套一边道歉。
“总有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要处理。”他说着话，带我绕过房子向他的汽车走去。
“好走吗？”他问。我说是的——除了我的麂皮鞋——他没有把胳膊伸给我。
他的车又旧又破，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汽车一样，没有取暖设备。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时，我松了口气，我不想我们在那饭店里与众人挤作一团，也不想在那咖啡厅里凑合着吃三明治。
到了他家，他叮嘱我等房子暖和点了再脱外套。然后他急急忙忙在壁炉里生起火来。
“我是你的管家、厨师兼服务员。”他说，“这里很快就会变得舒适起来，我很快就会做好晚餐，不需要帮我，我喜欢一个人做饭。你愿意在哪儿等？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前厅翻翻书。在那儿穿着外套可能还不至于不能忍受。灯的开关在门后面。你不介意我听听新闻吧？我听习惯了。”
我走进前厅，或多或少地有被勒令离开的感觉，我让厨房的门开着。他过来关门，说：“等厨房暖和点了再开吧。”他说完就转身回到正在播报战争新闻的CBC电台那阴沉、激动、且近乎肃穆的声音中。
那间屋子里有大量的书，不仅仅是在书架上，桌子、椅子、窗台甚至地板上都堆著书。我翻了翻其中的几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喜欢成批地买书，可能他是几个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哈佛经典之作，威尔·杜兰特的历史书，小说和诗歌似乎供应不足，虽然有几本出乎人意料的儿童经典读物。有美国内战的书，有南非战争，拿破仑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尤里乌斯.凯撒的征战，亚马逊河流域和北极的探险，萨克尔顿南极的破冰之旅，约翰·富兰克林的死亡探险，多纳集会和失落的部落之谜，牛顿和炼金术，以及兴都库什的秘密。这些书揭示了有人渴望知道，渴望拥有大量的分散的知识。在读书这件事上也许没人的口味是坚定而确切的，因此，当他问我“哪部俄罗斯小说”时，可能他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饱读了俄罗斯小说。
当他大声说“好了”时，我打开门，带着这新的疑问问道：“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你认可谁？”
“能重复一遍吗？”
“在《魔山》中，你是最喜欢纳夫塔，还是最喜欢塞塔姆布里尼？”
“说老实话，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一对夸夸其谈的家伙，你呢？”
“塞塔姆布里尼更有同情心，但纳夫塔更风趣。”
“他们在学校这样教你的？”
“我从不在学校读这些。”我冷冷地说道。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只眉毛又挑了起来。
“请原谅。如果这儿有什么令你感兴趣，你随意好了，请随时来这里阅读。我想你应该没有生壁炉的经验，我这有个电取暖器，我会把它装好。就这样吧？我可以很快给你搞一把钥匙。”
“谢谢你！”
猪排，速食土豆泥，罐装豌豆。甜品是从面包房弄来的苹果派，如果他能想到加热一下会更好。
他问起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的大学课程，我的家庭。他说他猜测我应是在中规中矩的环境下长大的。
“我的祖父是一位开明的牧师，差不多就是保罗·蒂利希那类的。”
“是吗？开明的基督教小孙女？”
“不是。”
“感动。你会觉得我粗鲁吗？”
“看情况啊。如果你一直像个老板一样盘问我的话，是的。”
“那么我就继续了，你有男朋友吗？”
“有。”
“在服役，我猜。”
我说：“在海军服役。”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考虑到我也不知道他在哪，也从未接到过他正式的来信。
医生起身拿茶。
“他在什么样的船上服役？”
“巡洋舰。”另一个不错的选择。一会儿后，我可以让他发射鱼雷，像巡洋舰常干的那样。
“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你的茶里加糖还是加盐？”
“都不要，谢谢！”
“很好，因为我也什么都不加。你知道，看上去你在撒谎——你的脸红了。”
如果我以前没有脸红过，那么现在我脸红了。我从头到脚都染上了红晕，汗水在我腋下流淌。我希望不至于毁了我的裙子。
“我一喝茶就浑身冒汗。”
“哦，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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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能更糟了，我打定主意要还击。我把话题切换到他身上，问他如何给人动手术，是不是像我听到的那样把病人的肺一切了之？
假如他带着嘲讽、带着更多的优越感回答我——可能这是他所认为的调情——我相信我会穿上外套走到外面的冰天雪地中。也许他也知道这点，他开始谈论胸廓成形术，当然，清除带病的肺叶近来也越来越流行。
“但那样你不是会失去一些病人吗？”我说。
他一定认为又可以开开玩笑了。
“当然，但是他们能去哪？跑去藏在树林中——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去哪，投湖，或者如你所愿他们就不死？有些情况下只是手术没有起到作用而已，就是这样。”
但麻烦也接踵而至。他说。他做的很多手术眼看就要像放血一样过时了。一种新药在研制中，链霉素，已在试验中使用。有一些问题——自然会有问题，比如对神经系统的毒性，但解决方法也一定能找到。
“该把像我这样的锯骨匠（暗指医术不高）淘汰出局。”
他洗盘子，我擦干。为了不把我的裙子弄脏，他将一块擦洗毛巾围在我的腰间。当他给毛巾打结时，他把手放到我的上背部，十分沉稳有力，十指分开——他可能已经以一种非常专业的方式对我的身体进行了一番估量。那晚我躺到床上后，依然还能感受到那股力，那股从尾指到大拇指的逐渐增长的按压力。我很享受这种感觉。这更重要，真的，远远超过后来我下车前他留在我前额的吻。一个干燥的唇吻，简短而正式，匆忙而郑重地留在我的额头。
我外出时，一把他家的钥匙出现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是从门缝下塞进来的。但我终究没能用上它。如果是别的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一定会抓住机会的，特别是这房间里还有一个取暖器。但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形，他的过去与未来在那房子里无处不在，这不仅不会加大日常的舒适感，反而只会徒生令人极为不安的欢愉。我怀疑我是否还能读得进去一字。
我盼望玛丽经过，好责备我错过了《萍奈福》。我想好了一个托词，我不舒服，感冒了。但接着我又想起来，在这儿感冒可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意味着口罩、消毒甚至是隔离。我马上意识到我不可能隐瞒得了我去拜访医生这件事。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个秘密，即使是护士们，他们什么也没说，或许是他们过于高尚、谨慎，也或许这样的事情早已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但是助理们打趣了我。
“那晚的晚餐吃得开心吗？”
她们的语气友好，看上去像是很赞成。我的身价涨了。不管我是谁，至少可能会成为一个有男人的女人。
玛丽整整一周都没有露面。
“下周六”是他说的时间，就在他吻我之前。所以我又在前廊那等着，这一回他没有迟到。我们开车来到他家，我走进前厅，他生壁炉。我看到了那个满是尘埃的取暖器。
“不接受我的提议，”他说，“你是不是认为我言不由衷？我向来心口一致。”
我说我不想来镇上只是怕遇到玛丽。
“因为错过了她的演出。”
“那就是说你打算改变你的生活来将就玛丽咯？”
菜大部分都和上次一样，猪排，速食土豆泥，玉米粒取代了豌豆。这一次他准许我在厨房帮忙，甚至请我摆好桌子。
“你也可以了解东西都放在哪里，我相信都还是相当有条理的。”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他在灶前忙碌。他专注、自如的表情，简练、利落的举止，激起了我内心一阵复杂而强烈的情感。我们刚开始吃饭时，有人敲门。他起身拉开门闩，玛丽冲了进来。
她扛着一个硬纸箱，她把它放在桌上，然后脱去外套，露出一件红里透黄的戏服。
“情人节快乐。”她说，“你们没有去看我的演出，所以我把演出给你们搬过来了。”
她金鸡独立以便踢掉一只靴子，然后是另一只。她把靴子踢到一边，然后围着桌子神气活现地边跳边唱，声音年轻、饱满而又忧伤。
我是小小金凤花
亲爱的小金凤花
虽然可能我永远不明所以
但我仍然叫小金凤花
可怜的小金凤花
可爱的小金凤花
在玛丽唱歌之前，医生就起身走开，他站在炉子前，忙着刮煎锅里正煎着的猪排。
我为玛丽鼓掌，说道：“多么漂亮的戏服啊！”
是的，确实非常漂亮。红色的裙子，亮黄色的衬裙，飘飘的白色围兜，带刺绣的紧身胸衣。
“我妈做的。”
“刺绣也是吗？”
“当然。她一直在做，直到前一天晚上的下午四点才做好。”她说着，又表演了旋转和顿足舞。
架子上的盘子叮当作响。我又鼓了鼓掌。我和玛丽都盼着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医生能转过身来，不要不理会我们。我们盼着他能说点什么，哪怕是勉强的，一个出于礼貌的用语。
“瞧瞧还有什么，”玛丽说，“为了情人节。”她撕开纸板箱，里面是情人节饼干，都被切成心形，上面抹着厚厚的红色冰激凌。
“太棒了。”我说，玛丽重又开始她的欢蹦乱跳：
我是萍奈福的船长
是个顶顶好的船长
你非常非常棒，总之能明了
我率领好船员
……
医生终于转过身来，玛丽向他敬了个礼。
“行了，”他说，“够了。”
她不管他，继续唱：
喝彩三声又一声
只为勇敢的萍奈福船长
“我说够了。”
“为了萍奈福的好船长——”
“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餐，而你并没有得到邀请，你明白吗？没有邀请你。”
她最终安静下来，不过只安静了一小会儿。
“好了，鄙视你，你太不友好了。”
“你完全不必做这些饼干的，你任由你胖嘟嘟的越来越像头小猪了。”
玛丽的脸胀得通红，似乎就要哭了。但她没有哭，反而说道：“瞧瞧，是谁在胡说，你都成斗鸡眼了。”
“够了。”
“呵，是你够了。”
医生捡起她的靴子放到她面前。
“穿上。”
她穿上靴子，涕泪双流。她猛烈地吸溜着鼻子。
他拿起她的外套，并没有帮她穿上，任由她手忙脚乱地胡套一气。
“好了。现在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她拒绝回答。
“走着来的，是吧？好吧，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不知自怜而摔进雪堆冻死。”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玛丽再也没有朝我看。这一刻满是告别的打击。
当我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我开始清理桌子。我们还没用甜点，依然是苹果派。或许他不知道还有别的种类，也或许这是面包房仅有的甜点。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吃着，冰激凌甜得惊人。不是浆果味的，也不是樱桃味的，只是糖和红色的食用染色剂。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知道我至少应该说声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你的饼干。但这没什么，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这场演出不是为我准备的，或者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了我。
他够残忍的。他的残忍令我震惊。实在是太狠了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这样我们的约会就不会被破坏。这种想法取悦了我，我又因此而感到羞愧。我不知道等他回来后我该跟他说什么好。
可他根本无需我说什么，他直接把我带上了床。这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或者就像对我来说是个惊喜一样，对他来说也意味着同样的惊喜？至少，关于我的童贞，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他不但准备了一只安全套，也给我拿了条毛巾——他尽可能持久地、舒缓地进行。我的激情就是惊喜，我俩都这样。
“我要娶你。”他说。
他送我回家前，把所有的饼干都扔了，所有红色的心，都扔进雪堆去喂冬鸟。
就这样定下来。我们的订婚仪式——尽管提到这个词他有点小心翼翼——实际上就是我们不公开的合意。婚礼将会随时举行，只要他能有那么一两天的连续假期。一个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跟我的祖父母一个字也没提。我应该清楚这个关于婚礼仪式的打算，是他在毫不关心他人的看法下进行的，那些会使我们感到痛苦的讥笑将远远超出他打算忍受的。
他也不赞成买钻戒。我告诉他我从来就不想要什么钻戒，这倒是真的，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个。他说那就好，他知道我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白痴女孩。
最好不要再在一起吃晚餐了，他说。不仅仅是因为闲话，也因为仅凭一张配给卡很难弄到够两个人吃的肉。我的配给卡用不上，已经交给了经营厨房的人——也就是玛丽的妈妈——我很快就到森吃晚饭了。
最好不要引起太多的关注。
自然，每个人都会心生怀疑。年长的护士变得热心起来，护士长甚至给了我一个伤感的笑。我精心打扮自己，以一种适度的方式，也几乎没有任何意图。我沉湎于把自己包裹起来，以一种天鹅般的安静，确切地说是双眼低垂，心无旁骛。只是我没有想到那些年长的妇女们正关注着这段私情的发展，她们已做好了在医生决定抛弃我时主持正义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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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们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并调侃我说她们从我杯中的茶叶上预测到了我婚礼的钟声。
疗养院紧闭的大门里面，整个三月都是忙碌而令人窒息的，这一直是最糟糕的月份，助理们说。由于某些原因，人们在经受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折磨后突然死去。如果有个孩子没有出现在课堂上，我不知道这是意味着一个极其糟糕的变故，还是只是这孩子疑似感冒不得不卧病在床。
不管怎样，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以便医生能做一些安排。他从我房间的门缝下塞进来一张纸条，示意我在四月的第一周前准备好。除非有什么真正的危机，否则他定能设法休一两天假。我们打算去亨茨维尔。
去亨茨维尔——我们的结婚暗语。
我已把我的绉纱裙洗干净，仔细叠好放进我的小旅行袋里。我猜想我将不得不在某个女盥洗室换衣服。我一直在搜寻路边，看是否会有早开的野花可采，这样我就可以做个花环。他会同意我拿着个花环吗？但现在即使是对沼泽地里的万寿菊来说也为时过早。除了能看到些干枯的云杉、蔓生着杜松的小岛和沼泽，什么也没有。在路基边，一堆杂乱的石头对我来说变得熟悉起来——似血迹斑斑的铁器和花岗岩斜架。
汽车里的收音机一直在播放欢快的音乐，因为盟军已经距柏林越来越近。医生说他们一直拖延着不让俄军最先进城。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现在我们已远离了阿蒙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里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最远的路程，我被激起某种强烈的情感，为源自他那男性的对我的忽视——我相信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彻底扭转——以及他漫不经心的驾驶技巧。他是个外科医生，这非常令人兴奋，虽然我从不承认这点。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到任何沼泽、肮脏泥泞的洞穴，或是粉身碎骨，以便他施以援手，如果他想要一个正当合理的邂逅。我也知道，我必须将这种感情深埋心中。
我开始想眼前的事。我希望我们一到亨茨维尔就能找到一个牧师，我希望我们能肩并肩地站在一间起居室内——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温馨文雅的起居室。
但是，等到了那儿，我才发现还有别的方式可以结婚，我的新郎对结婚暗怀我未曾察觉的憎恨，他压根儿没想到要找牧师，在亨茨维尔的市政厅，我们填写了一些表格，发誓要结为一体，然后由治安法官宣布我们婚约成立。
午餐时间到了，阿里斯特把车停在一家餐馆前，这餐馆看上去就像是阿蒙森那家咖啡厅的亲表兄。
“我们要在这吃吗？”
他细究了下我的表情，改变了主意。
“不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在一家餐厅那冷冰冰的前厅用完了午餐，这家餐厅打着鸡肉套餐的广告，看上去也有些故作风雅。盘子也是冷的，没有别的正餐，也没有播放电台音乐，只有我们用力切那黏糊糊的鸡肉时发出的餐具碰撞声。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如果我们在他最初建议的那家餐馆吃饭，一定会吃得愉快些。
然而，我发现找寻什么女盥洗室实在是需要勇气，在那，寒冷的空气比那间餐馆前厅更令人沮丧，我抖抖索索地穿上我那条绿裙子，重新涂上唇膏，并把头发扎好。
我走出盥洗室时，阿里斯特站起来迎接我，他笑着紧握我手，说我看上去真好看。我们手拉着手，有些拘谨地走回到汽车那。他为我打开门，绕回到驾驶室上车。他坐好后，把车钥匙插进去点火，接着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仓库前，雪铲正半价出售，窗户上仍有代磨滑雪冰刀的招牌。
街道对面有栋木屋，漆着油亮的黄色。屋前的台阶看上去极不安全，两块木板呈X形钉在台阶上。阿里斯特的小车前停着辆大卡车，战前的式样，带踏板和边缘锈迹斑斑的挡泥板。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内走出来，进到大卡车内。先是一阵发动机的轰鸣，接着大卡车原地跳了几跳，然后才扬长而去。一辆印有五金店名字的货车想停到刚腾出来的空间内，但地方不够大。司机下车过来敲了敲阿里斯特的车窗，阿里斯特吃了一惊——如果他先前没有如此热切地在那说话，他一定早就留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穿工装裤的男人问我们是否要到五金店内购物，如果不是的话，能不能请我们离开。
“就走。”阿里斯特说。这个坐在我旁边、就要跟我结婚的男人，现在已不想娶我了。“我们正要走。”
我们。他说“我们”。有那么一刻，我贪恋着这个词，接着我想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被包含在他的“我们”之内。
这无关“我们”，也无关那些使真相清晰呈现于我面前的种种，仅仅是他和那货车司机间的男人对男人的语气，他的平静而适度的歉意。我差点祈求他能继续之前的谈话，在他没有注意到货车打算停进来之前的谈话。他说的话虽然令人害怕，但至少他在咬牙坚持，他的克制，他的心不在焉，以及他的声音都透着一种痛苦，无论他在说什么，他都大声说出了他和我在床上时说出的那些，同样抵达内心深处的那些。当然他不是现在才说出的，而是在他和那个男人说完之后的事情了。他摇上车窗，全部注意力都在那辆货车上，他把车倒出那狭小的空间后开走，以便不必与那货车签下购物协议，似乎已没什么好说，也没什么好做的了。
“我不能这样做。”他说。
他再也受不了了。
他无法解释。
他只是感到这是个错误。
我发觉要不是听着他的说话声，我都没办法去看代磨冰刀招牌上弯曲的“S”形标记，或是那栋黄色房子台阶上由粗糙的木板钉成的“X”。
“我现在送你去火车站，我会买张去多伦多的票给你，我确定下午晚些时候会有辆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会编出个合情合理的由头，找人把你的东西打包，请把你在多伦多的地址给我，我想我没有保存你的地址。哦，我会给你出份证明，你的工作做得不错，无论如何你不需要做完这学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孩子们将被转移到另一家疗养院去。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全新的音调，几乎是有些愉快的，一种终于解脱的口吻。他也在努力掩饰，不让我在离开之前察觉到。
我看着街道，就像是被送去赴死。然而还不是，还不完全是，这还不是我最后一次聆听他的声音。还不是。
他都没有问去火车站怎么走。我大声责问他，是不是以前他就常这样把女孩送到火车站。
“别这样。”他说。
每一次拐弯都像是将我生命中剩余的东西折断了一次。
五点有趟去多伦多的车。他去问询时我就在车里等着。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票，迈着在我看来分外轻快的步伐。他一定是意识到了这点，因而当他走近时他变得沉稳起来。“车站里很舒服很暖和，还有个女士专用候车室。”他为我打开车门。
“也许你愿意我等会儿，并看着你离开？或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点像样的甜点。那个餐馆太糟糕了。”
我一下变得激动起来。我下了车，领先他一步走进车站。他指着女士候车室，冲我高挑起一只眉毛，想开个最后的玩笑。
“或许有天，你会把这一天看作是你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
我特意坐在候车室里能看到车站前门的一张长椅上，如果他回来，我就能看见他。或许他会告诉我这只是一个玩笑，或者一个考验，就像那些中世纪的戏剧里常演的那样。也或许他会改变心意，当他沿着高速公路飞驰，看见淡白的春日的阳光照耀在我们刚刚一起经过的那些石头上，他会意识到他的愚蠢，他会飞快调头跑回来。
距去多伦多的火车进站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但火车似乎是马上就来了。即使这些奇怪的想法在我脑海里翻腾，我还是像被根绳子牵着似地登上了火车。离站的汽笛长鸣，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目光扫过站台。现在跳下车去还不太晚，跳下火车，穿过车站，跑过街道，到他停车的地方去，到他刚刚止步不前、苦思冥想的地方去，还不太晚，求求上帝这一切都还不算太晚。
我要跑去见他。还不算晚。
突然车厢里一阵混乱，喧哗声阵阵。不只一个人，而是一群晚到者，在座椅间挤来挤去。是一群穿着运动服的高中女生。她们引起的混乱招致了一片嘘声，列车员对她们争抢座位表示不满，并催促她们赶紧坐好。
她们中的一个，也许还是最吵的那一个，就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
但她跑过来了，大声喊我的名字，问我要去哪。
去看一个朋友。我告诉她。
她一屁股坐在我身边的位子上，告诉我她们和亨茨维尔高中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这是一场狂欢。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不是吗？”她开心地嚷道。其他人咯咯地傻笑。她提到比分，确实令人震惊。
“你穿得多整齐。”她说。但她似乎也不是很关心我的穿着。她看上去对我的解释也没什么真正的兴趣。
当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我的外祖父母时，她几乎没有在听。关于阿里斯特也是一句话没有，哪怕是说他句坏话。她一定没有忘记，应该只是把那一幕，还有从前的她自己都束之高阁、深埋心底了。也许她真的是那种举重若轻的人。我为她感到高兴，尽管当时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留给我自己的问题是，火车到达阿蒙森时我还能做什么？弃车而去，跑到他家里，要求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真是终身蒙羞啊！
事实上，火车在阿蒙森停得并不长，刚好够女孩子们集合的，列车员一个劲警告她们，说如果再不快点，她们就只好坐到多伦多去了。
很多年来，我都在幻想着与他偶遇。我活着，只是活着，在多伦多。在我看来，所有的人都终老多伦多，我也不例外。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是这种状态。接着，十多年后，这件事终于发生了。在穿过一条人流涌动、无法独自慢行的街头时，我们迎面走近，彼此凝视了一会儿，几乎同时，一丝无法掩饰的惊讶绽放在我们那饱经时光摧残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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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起来：“你好吗？”我回答说：“很好。”然后出于礼貌，我们又彼此道了声珍重。
那一刻，一切大体上都还真实。因为要支付我丈夫的一个孩子积欠的债务，我正与我丈夫进行着无休止的争吵。那个下午，我去美术馆看一个展览，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他再次回头冲我喊道：“一切顺意！”
看起来仍然好像我们会走出拥挤的人流，似乎片刻之后我们就能在一起。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而已。我们也可以各行各路，事实上我们就这样做了。
没有泣不成声。当我走到人行道上时，他也没有伸手环住我肩。我只捕捉到他眼光的一闪亮，在他一只眼比另一只眼忽地睁得大了些的那一刻。是左眼——总是左眼，一如我还记得的那样。而且看上去总是如此陌生、戒备而又迷惘，似乎他想起了某些疯狂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几乎要令他笑起来。
就这些。我继续朝家里走去。
感觉和我离开阿蒙森时一模一样，火车拖着我前行，恍若梦中。
而关于爱，显然，什么也没能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