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超市买东西，服务员热情地推荐：“明天过节了！买点儿饺子、汤圆回去吃吧！”我愣了一下，问：“明天什么节？”“冬至啊！”“哦。”原来如此。
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以前在四川老家，似乎没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节日。但是广东、福建一带却很重视它，甚至有“冬大于年”的说法。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要吃饺子、汤圆、涮羊肉等等，拉开冬日进补的序幕。听人说，身体不好的人在这一天进补，比一年中其他任何时候进补都有效。因为这是个农历的节气，并没有固定的日期，所以常常被我遗忘。
我对于冬至这个节日不以为然，但是冬至这一天对于我来说却是特殊的一天，因为16年前的这一天凌晨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冰冷的灵堂里守夜的时候，我记得有个人说：“今天是冬至。”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我屏住呼吸，听屋外接听电话人的反应。过了一会儿，曾姨推门进来说：“我们赶紧去医院了！你爸爸不行了！”我立马从床上翻了起来。
来到病房，父亲已经走了。那个曾经胖胖的、谈笑风生的、常常炫耀自己身体好的父亲，在疾病的折磨下，只剩下了瘦弱的躯壳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他再也不能给我说笑话了，再也不能听我唠叨了，再也不能高歌、炫耀他比我们都会唱歌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马上哭，当时的感觉，似乎震惊比伤心更多。我有些不敢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永远走了，一个昨天晚上还在跟我说话、看我跟曾姨吵嘴的人，就这样真的走了。我慢慢走到他的病床边，伸出手去摸他的手。那只手没有任何回应，已经有点儿冷了。我就傻傻地立在那里，眼里开始溢出泪水。
后面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应该是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其他人吧，他们忙碌地与医院交涉着，安排着后事的处理。我象一个灵魂游离在外的人，麻木地站着，麻木地走着，麻木地看着，别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接下来的三天守灵，就是不停地接受人们的关心和慰问，听姐夫讲父亲去世时的情景（因为那天夜里是他留在医院看护父亲的），听人们讲述他们印象里的父亲。好听的话也许都说完了以后，人们总是需要找些话题聊的，于是到后面就变成了分析父亲为什么会得病，为什么身体那么快就垮了，最后的结论是在母亲去世、父亲再婚后的生活不应该那么得意忘形，拖垮了自己的身体。甚至还有人提醒我，父亲去世后，曾姨肯定要改嫁，要我小心防范、考虑遗产等等。我一律回复：“等父亲安葬之后再说这些。”我象一个蹩脚的演员一直游离在剧情之外，应和着人们的安慰，听着他们的“高见”，然后坐到一旁发呆，有时也应景地掉几滴泪。我时而感觉自己象在看戏，时而又告诉自己这好像是真的，我不是在做梦。直到最后，把父亲的骨灰下葬到山上，一个人回到家里，面对墙上父亲的遗像和冰冷的四壁，我开始嚎啕大哭起来，眼泪象开了闸的洪水倾泻而下。我开始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它的真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伤心。
记得从那以后，曾姨就没有回家来住过了，她回她自己的家那边去了。姐忙着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家庭。我象是一个孤独的人，被囚禁在高高的十楼上面。只有80多岁的老奶奶，拄着拐杖爬十楼上来看我。她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也许一开口她自己就会禁不住落泪吧，她只坐在我旁边，陪着我发呆，陪着我听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父亲的去世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只是生活的一个小片段，那几天过后，生活又将重新回到正轨，人们该忙啥忙啥去了，但是对于我却只是痛苦的开始。
后来，姐担心我一个人在家里触景伤情，让我到她家里住。再后来，曾姨叫人把家里的新家电、家私全部洗劫一空，她说那都是她花钱买的。一个叔叔，父亲生前的同学、好友，来向我们了解情况，谴责曾姨的做法太过分，希望通过同学的力量为我们讨回公道，因为他们夫妻俩在爸爸去世前到家里和医院里都数次探望过父亲，并且几乎都很难碰到曾姨的面。父亲也多次在他们面前抱怨过曾姨在他病重后就不怎么出现，总说自己在外面求神拜佛去了。
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多月里，我从深圳赶了回去，一直陪在他身边，照顾他，陪他聊天。刚开始是在家里。因为父亲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在家休养，不能走太远，我们俩就常常会到顶楼的天台上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天台上有个很小的花坛，那是我高中的时候建议修的。刚开始父母不同意，嫌麻烦，我就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从楼下搞建设的工地那里拿两块废旧的砖带上去。后来工地完工了，没有砖可拿了，花坛就搁置在了那里。直到我上大学离开家以后，父母也许是因为思念我，觉得应该帮我把愿望完成吧，他们叫人把花坛砌好了，还种上了一些植物。父亲说：“因为我生病了，这花坛也没人照料了，你看，这些花都快枯萎了。”我看着花坛里奄奄一息的植物，突然觉得它们好似跟父亲一样，身体内生命的气息在一丝丝地被抽走。我觉得自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抽走，于是我开始每天给它们浇水，因为我固执地认为，它们活过来了，父亲的病就会好了。可是最终事情并没有如我所愿，花儿们活过来了，父亲却还是永远地走了。
父亲在那段时间里经常回忆过去，总结自己的人生，提到他为了再婚花钱重新装修了房子和添置东西，还问我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是否会怨恨他。我能说什么？我只能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生对于谁都只有一次，谁能保证自己总是正确呢？”。后来到了医院，父亲也曾提到过是否要写个遗嘱之类的，都被我制止了：“你瞎想些什么呀？！你不会死的！会好起来的！”一方面，我害怕面对父亲可能会死去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我觉得父亲还不象电视上那些即将离去的人的样子，还不到考虑这些的时候，我不希望他对自己失去信心。也许父亲也是这样想的，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走得那么突然。据姐夫说，父亲走的那天夜里是因为剧烈呕吐，最后呕吐物堵住了气管窒息而死的，医院没有抢救过来。
父亲的突然离去，让很多事情都成了谜。也许没有人知道他为了再婚到底花了多少钱，都用到了哪里，除了曾姨。同样，对于曾姨在父亲病重后的表现，也一样因为没有证据，没有人响应叔叔的号召。甚至还有人劝他不要多管闲事，因为一边是在当地还有点儿权势的曾姨，另一边只是一个无权无势、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和一个作为普通工人的姐姐。叔叔渐渐就不来了，我也觉得这个城市不再有我留恋的人和东西。考虑再三之后，我跟姐决定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然后我重新踏上了南下深圳的路，离开这个冷漠的城市，开始真正的只能靠自己的独立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