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革命史
第一章大革命的酝酿
第三节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一、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
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沉寂。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强调“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地在产业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领导他们把日常的斗争逐步“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工农部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会后中共中央工农部设立了以邓中夏为书记的工会运动委员会。这次会议及时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
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广州地区的工会没有受到摧残。国共合作前夕，共产党人阮啸仙、刘尔崧等人就在工人群众中做了一些坚实的工作。但，当时广州工会派系林立、行会性质比较严重。因此，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首先展开“劳工统一运动”，并派出工运干部刘尔崧、冯菊坡、施卜等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任职，具体领导工人运动。此举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
经过初步工作，1925年3月，召开成立“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就统一工会组织、工人运动对国民革命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5月1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正式召开，70多个工会的代表160余人参加了会议。工人部长廖仲恺主持开幕，孙中山发表了演讲。他号召工人“从今日起，立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大团体”，在国民革命中作“全国人民的指导”，成为“国民革命的先锋”。代表大会通过了：整顿工人组织、各行业建立统一工会、保护工人权益、建立职业介绍所等内容的决议案；选举成立了以刘尔崧、鲍武等20人为委员的执行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成立，促进了广州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发展。
7月，沙面工人举行了反帝罢工。沙面是帝国主义租界。6月中旬，越南革命志士范鸿泰在沙面行刺法驻安南总督麦尔林。租界英法当局以此为借口，制订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的“新警律”。因而激起沙面华工和广州各界群众的极大不满和坚决反抗。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即和其他团体组织了“广州各界反对沙面苛例大会”，发动团结沙面工人与英法租界当局作斗争。15日，沙面华工上至洋行、银行雇员、下至清洁工，一致离开沙面，举行罢工。次日，沙面华捕也加入罢工行列。罢工工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
沙面工人罢工，使沙面的金融、商业活动陷于瘫痪，连日常生活也发生极大困难。英帝国主义增调军舰，恐吓罢工工人及广州市民；租界英法当局压迫广东革命政府取缔罢工。广东革命政府予以坚决抵制。孙中山指出：工人“此次因争人格发生合理循轨的罢工，政府实不能加以取缔”；沙面为中国领土，“外人实无取缔华人权”。广东省长廖仲恺致函法领事，申明，此次罢工，实因沙面“英法工部局颁布新律所激动而成”，是合理的举动，不是本政府所能够制止的。
在恐吓和压迫无效后，沙面英法当局被迫与罢工工人代表谈判。沙面工人代表提出：取消“新警律”，恢复罢工工人原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要求。沙面英法当局开始不肯接受这些条件，后又佯装接受略加修改的罢工工人的要求，但又节外生枝，中断了谈判。
帝国主义者破坏谈判，激起中国各界人民的愤慨，掀起援助沙面罢工的浪潮。广州许多团体发表宣言谴责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行径和破坏谈判的阴谋，向罢工工人表示支援。北京、上海、长沙等不少城市的工商学界积极声援沙面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海外华侨闻讯也纷纷来电来函，向租界英法当局提出抗议，并声援或解囊资助罢工工人。
罢工的坚持和扩大，使外商的损失越来越大；日本总领事主张对沙面事件从速和解。在内外压力下，英法当局也表示希望早日和解。后经磋商，罢工工人于8月16日复工。但当华捕回到沙面复工时，巡捕头子诱骗他们在事先准备好的法文辞职书上签字。英法当局便以此为依据，强令他们离开沙面。罢工工人闻讯，无不义愤填膺，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采取“劳工绝交”、“经济绝交”、“断绝沙面交通”等办法回击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挑衅。广东革命政府也派人向英法领事交涉，责其失言背约。沙面英法当局害怕罢工风潮进一步扩大，遭受更大损失，于是向广东革命政府表示道歉，表示接受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于是，罢工工人于19日复工，华捕则在报到后集体辞职。沙面罢工取得了胜利。
沙面罢工是一次反帝政治罢工。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精神。这次罢工的意义是：（1）锻炼了广州工人阶级，提高了政治觉悟，并积累了罢工斗争的经验；（2）初步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威力，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复兴的标志。
沙面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各地工人罢工斗争，规模也较前扩大。早在1924年初，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军阀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已逐步恢复。2月初，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秘密成立。铁路工会经过整顿恢复，会员很快发展到300人。但到5月间，全国铁路总工会又被军阀政府查封。从2月到7月，上海、芜湖、苏州、汉口、长沙、镇江、九江、济南、杭州、宁波、镇海等城市的许多行业的工人也都举行过罢工。但这些罢工斗争规模不大，以经济斗争为主，并多数发生在江浙地区。1924年下半年，全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复兴。8、9月间，浙江余姚盐民，苏州、湖州丝业工人，上海烟厂、丝厂工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工人，武汉人力车工人都进行了罢工斗争。其中，余姚的盐民1万人为反对盐运使设立公仓而罢工，不怕当局派军警镇压，捣毁了盐局，迫使当局取消了公仓，罢工取得胜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7000余人，为反对资方新订苛规，无故开除女工，阴谋解散工会，在向警予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4个月，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产生较大影响。
10月，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形势，营救被捕工运骨干，恢复铁路总工会，领导铁路工人开展斗争。1925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和京津、正太、陇海、京绥、京奉各路工会已先后恢复或部分恢复。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的同时，全国铁路总工会也于2月7日在郑州开幕，到会代表45人。会议通过了：整顿铁路工会，加强团结和统一；争取工人基本的政治、经济权益等决议。这次会议及时总结了斗争经验，进一步促进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其他各行业的工人运动也有新的发展。北至奉天辽阳，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重庆，全国有20多个城市工人为争取政治、经济权益进行罢工斗争。开展罢工斗争的有纺织、码头、电车、香烟制造等近20个行业的工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
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是因第八厂工头殴打女工，继而又无理开除与厂方评理的40多名粗纱间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发生后，中共中央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沪西工人俱乐部具体指导这次罢工。俱乐部向厂方提出：不准殴打和无故开除工人，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被辞退工人完全复工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政治、经济要求。厂方对此置之不理，并继续捕捉工人。于是，在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等工运领袖的指导下，沪西工人俱乐部以“反对东洋人打人”、“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等口号，发动日商内外棉其他厂工人参加，使罢工迅速扩展到22间纱厂，4万余人。日本资本家软硬兼施：一方面组织御用工会，发赏钱引诱工人上班；另一方面勾结淞沪警察厅和租界工部局封闭工会，拘捕邓中夏等工运领袖。但罢工工人坚持斗争，在上海和全国各界人民支持下，最终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了罢工要求。上海警察厅和租界工部局启封了工会，释放了邓中夏等工运领袖。这次罢工的胜利意义很大：（1）提高了工会的威信，使工会组织迅速扩大和健全起来；（2）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邓中夏说：这次罢工“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4月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2.3万多人举行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上海工人的支持下，也取得重大胜利。
以上事实说明：自沙面罢工后，各地工人运动从沉寂逐步复兴，至1925年2月间，全国工人运动已由复兴开始走向新高潮。
二、农民运动的兴起
国共合作前，一些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曾在浙江的萧山衙前村、广东的海陆丰、湖南的衡山、岳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但，这些地方的农民运动都因反动势力的镇压而受到挫折。
国共合作建立后，农民运动首先在广东兴起。这是因为：（1）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农民运动。中共“三大”决定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党的工作重心之一，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要求“中央应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应当开始派宣传员到乡村去”，积极领导农民斗争。根据党的决议，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剥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在广东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农民运动工作委员会，先后由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等人担任书记，领导农民运动。（2）广东农民运动得到了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国民党“一大”后，成立了中央农民部，林伯渠担任第一任部长，彭湃、阮啸仙、罗绮园先后出任农民部秘书和干事，具体领导农民运动，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这时开展农民运动最迫切的是解决农运干部缺乏的问题。农民部根据彭湃的建议于1924年7月创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任主任。创办农讲所的宗旨是“养成农民运动的指导人才”，“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在教学方面，除课堂教学外，还注意到农村开展实地调查与宣传活动，使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孙中山和廖仲恺曾为第一届学员作了题为《耕者有其田》和《农民运动所应注意之要点》的讲演，强调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要意义。从1924年8月至1925年12月，农讲所又先后举办了4届，分别由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彭湃任主任。总计从第一届至第五届共培养454人，其中1/3受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担任农运特派员，2/3回原地从事农民运动，多数成为农村开展农运的骨干。
在创办农讲所的同时，广东革命政府于1924年7月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对农会的性质、组织机构，农民入会的条件、手续，农会及会员的权利、义务等作了规定。其后，广东革命政府又两次发表对农民运动宣言，宣布农会受法律保护，有请求罢免横暴官吏和参与各级政府商讨有关农民问题的会议权。广东省长公署还发布命令，责成各县政府帮助各地农民按章程组织农民协会。
国民党农民部成立后，选定广州市郊及顺德、广宁、香山、佛山、东莞、鹤山、花县等地开展工作。彭湃、阮啸仙和其他农运特派员深入各地宣传、发动农民，收到显著成绩。广宁和花县的农民运动声势尤为浩大。
广宁地处广东西北，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在军阀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农民极端贫苦，反抗压迫剥削的阶级意识比较强烈。1924年4月，共产党员周其鉴以农运特派员身份带领一批有志于农运的骨干来到广宁，他们通过演说、谈心等方法，启发农民的觉悟，使广大农民很快就认识到组织起来才能谋求解放的道理，于是纷纷组织农民协会。5月中旬，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身份到广宁，和周其鉴等人一起，教育启发农民积极分子并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广东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以党支部为核心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农民。6月中旬，已成立8个区的农会，入会农民达6万余人。10月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同时组建3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花县位于广州北郊，国共合作前，阮啸仙等人已到当地宣传、发动农民，农民运动有一定基础。1924年春，共产党员陈道周前往花县，与当地农运骨干深入各乡宣传发动农民，到10月底，全县成立农会的有30余乡，达3000多家以上，人数3万余，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县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成立后，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展开了斗争。广宁县农会根据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决定在成立农会的地方减租“四成”，发布了《减租宣言》和《给田主的一封信》。广宁地主组织“保产大会”、“业主维持会”与农会对抗，叫嚷“乱世无主，强奴压主，大祸压眉，武力反抗”，“不承认减租，从农会者自误”。11月下旬，地主武装先行向农民协会进攻。广宁农会在彭湃、周其鉴等人的指导下，坚决反击，广东省革命政府派铁甲车队等武装支持农会。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击败了地主武装，迫使地主接受农会提出的“七成交租”，“统一使用农会正斗”、取消“田信鸡”等减租条件。花县农会与地主的斗争更为复杂。农会成立后，土豪劣绅即组织“田主维持会”和“民团总局”，并公开出重金悬赏农会干部的头。当县农会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取消额外剥削后，花县地主出动民团捣毁了县农会，并杀害农会干部。花县惨案发生后，彭湃前往调查，将地主摧残农会的罪行书面报告广东革命政府。花县农会也派人向政府请愿，要求保护。廖仲恺获悉后，即责令花县县长严惩祸首，并指示拨发一些武器给农会，这才把地主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些情况说明，农民的经济斗争一开始便遇到地主豪绅及其政权的强烈反抗，因而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政治斗争，直至激烈的武装冲突。
1925年3月，东征军收复海陆丰后，在海丰农民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恢复县农民协会，选举彭湃为会长。大会决定恢复各地农会，实行“二五减租”。不久又组建了农民自卫军，李劳工任总队长，吴振民、卢德铭任教官。农民运动在海丰如火如荼地展开。随着东征军收复东江，农民运动在东江各县也开展起来。
在国共合作和中共的领导与推动下，广东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到1925年5月前“全省有农会组织之县22处，有组织之农民21万以上。”海丰、陆丰、广宁、花县、顺德、东莞、番禺、中山等县建立了县农会。开展农民运动的区域逐渐扩大。在农民运动广泛发展的基础上，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有关农民问题的7个决议案，修改了《农民协会章程》，成立了省农民协会。这次大会，总结了农民运动经验，提出了农民斗争的目标和今后工作方针，把广东农民运动推向高潮。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农民运动也在军阀统治的一些省区兴起。1924年7月，南昌市郊扬子洲农民组建了江西第一个农会。11月，吉安延福一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石安农民也秘密组织农会。这时，湖北的黄梅县建立了农民研究会；广西东兰县韦拔群发动农民筹建农民协会。1925年2月，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在韶山和银田一带发动农民建立了20多个乡农民协会，并领导农民与地主奸商展开斗争。虽然这些省区的农民运动由于没有政权和武装的支持，此伏彼起，但为尔后农民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6月中旬，北京公使团拒不把代管的俄国使馆交还苏联，企图阻止中苏协定的实施。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于是，以此为导火线，在全国掀起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7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学生联合会等10余个团体和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亦称大同盟），吁请全国人民起来向帝国主义作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短短几天内，北京就有50多个团体加入，并正式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郭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湖南反帝大同盟，董必武等在武汉参与组织了反帝大同盟，王烬美等人领导成立了济南反帝大同盟。与此同时，上海、广州、青岛、杭州、太原、保定、江西、四川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各地反帝大同盟利用报刊、集会游行、演说等宣传手段和方式广泛地进行反帝废约宣传，使反帝废约的呼声响彻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9月初，反帝废约运动达到高潮，由北京反帝大同盟倡议发起了“中国反帝运动周”。“九·七”国耻日这一天，广州几万群众集会示威游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洗雪国耻。上海各界群众集会演说，控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宣布反帝废约运动的意义。长沙、济南、杭州等许多城市的各界群众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集会游行或宣传演说，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掀起的反帝废约运动极为恐慌和仇视。他们以“排外”来指责中国人民和欺骗其国内人民。对此，许多报刊载文予以驳斥。指出：中国人民反对的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对尊重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受不平等条约压迫，要求摆脱“桎梏生活”、“回复平等自由之地位”，这是“情理之常”，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之诬蔑。
尽管这场反帝废约运动存在局限性，如参加者成分复杂，只主张“采取和平手段”，矛头仅指向帝国主义，而不敢指向帝国主义的工具——封建军阀，未能产生足够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通过广泛的群众性的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从而提高了人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动员组织和训练了广大群众，推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从而促进了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