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仗。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在湘江战役中，有一支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断后的英勇之师打得尤为惨烈，几乎全军覆没。它就是红5军团第34师。
红34师是1933年春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下辖第100、第101、第102团，每团约1700人，全师共5000余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34师随红5军团担任全军的殿后任务。湘江战役打响后，红34师奉命接替红6师第18团防务。由于不熟悉地形，他们沿羊肠小道登上观音山顶时，已是1934年12月1日上午。这时，红18团已经撤出阵地，红34师陷入孤军奋战的险恶境地。
14时，中革军委电令红34师“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或由杨柳井经大源转向白露源前进，然后由白露源再经全州向大塘圩前进，以后则由界首之南的适当地域渡过湘水”。
当红34师从板桥铺一带穿过灌阳至新圩公路，翻越海拔1900多米的宝界山时，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脚山铺至界首间湘江两岸遂被湘、桂军控制，红34师的退路已经被完全切断。
敌人对红34师发起了猛攻。炮火轰鸣，弹片呼啸，与撼天动地的呐喊声混合交织在一起。战至傍晚，红34师伤亡大半，陷入了粮弹告罄、四面受敌的绝境。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第100团政委侯中辉、第102团团长吕宫印相继牺牲。
陈树湘清醒地意识到，红34师只能突围，留在江东打游击。当晚，他断然下令：毁弃无弹的火炮、枪支，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夜幕低垂，红34师开始了突围战斗。但面对湘军刘建绪部、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漫山遍野的地方民团，突围没有成功，又损失了千余人。
陈树湘只得率领剩下的700余人折回东岸继续坚持斗争。无奈环境不熟，又没有群众基础，红34师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没过几天就已不足500人。而对红34师杀伤最大的，是分布于湘南桂北一带，熟悉当地环境、土生土长的民团。
红34师官兵多为闽西人，不熟悉地形。民团一个小时就到的路，红军要走半天。狠毒的民团在山路上挖陷阱、埋竹签，并把竹签用桐油跟尿熬煮，一戳伤就造成严重感染，对红军威胁很大。
最后，陈树湘决定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师部及第101、第102团剩余的300多人为先锋，从灌江突围，命令第100团团长韩伟带100多人断后。等陈树湘他们进入湘南地区时，只剩下140多人。
12月11日，陈树湘在抢渡牯子江时遭当地民团伏击，腹部负重伤，肠子都流了出来。为不当俘虏，他命令警卫员补上一枪。警卫员流着眼泪为师长包扎好伤口，抬着他且战且走。紧急关头，陈树湘命令王光道率领仅存的百十号人上山躲避，把自己藏匿于驷马桥附近的洪东庙疗伤，不幸被搜捕红军伤病员的道县保安队抓获。
在敌人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邀功请赏的路上，这位英勇的红军师长乘敌不备猛地撕开绷带，用尽最后气力把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红34师最后仅剩下100多人，在王光道和第101团团长严凤才的率领下，坚持山区游击战，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大部分牺牲。
灌江突围时负责掩护的第100团在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全团剩下30多人。韩伟下令分散突围，自己和5个同志负责掩护。最后子弹打光了，宁死不愿做俘虏的韩伟等人从灌阳和兴安交界处的一座山上滚了下去。
幸运的是，由于树木草丛的阻挡，韩伟和3营政委胡文轩、5连通信员李金闪大难不死，被上山采药的土郎中救下，在老百姓家的红薯窖里藏了7天才死里逃生。数十年后，韩伟的后人找到了当年救起他父亲的土郎中后代，那口红薯窖也还在。
后来，韩伟三人挑起扁担扮成挑夫找红军，途中再次遇上民团。李金闪、胡文轩先后牺牲，只有韩伟一人侥幸逃脱，历尽艰辛才回到革命队伍。
新中国建立后，韩伟历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让韩伟不堪回首。据韩伟的儿子韩京京回忆，他出生后，从未听父亲提起过湘江战役。1986年，我军编写《红军长征回忆史料》，有关同志找到韩伟，让他回忆红34师这段历史，韩京京才从父亲那里听到这场惊天动地的血战。
韩伟是湖北黄陂人。弥留之际，他却对儿子说：“湘江战役，我带出来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对不住他们和他们的亲人……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宁。”
1992年4月8日，韩伟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富有传奇的一生，享年86岁。亲属们遵照遗嘱，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闽西革命烈士陵园，与红34师的战友们永远长眠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