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在中国大陆，是一个特殊而敏感的日子。
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5月18日，林彪发表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自此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三忠于四无限”也在此时出现。而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也出现在《毛泽东语录》中。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1967年初春，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一个围绕“三忠于四无限”展开的、以“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像章热”、“忠字舞”等形式为主要特征的向毛泽东主席“献忠心”的活动，狂起于大江南北，遍及全国城乡。
如何评价文革？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性毛伟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乃“十年浩劫”。
如何反思文革？在当代中国依然是一个问题。
2016年5月2日晚，“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型交响演唱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演唱会现场，五十六朵花少女组合演唱了文革主旋律《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三十首红歌。
此新闻事件在中国大陆引发强烈反响。此举引发网民热议吐槽。
“红二代”马晓力发表质疑文章《警惕文革复辟》。
在5.16这个敏感日子到来之前，在人民大会堂高唱文革主旋律，这证明在当代中国，文革阴影并未彻底消失，如何反思文革，在中国依然是一个问题。
5月17日凌晨零时零分，人民日报罕见发表评论文章，强调“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
有些人认为，在当代中国，尽管某些人、某些势力念念不忘文革，尽管某些人、某些势力不择手段美化文革，但是，文革是执政党内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窝里斗”，是中华民族一场损失惨重的“浩劫”，这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铁的事实。
有些人认为，美化文革、赞美文革的人，不是白痴，就是投机分子、就是野心家、阴谋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可怕的就是“窝里斗”。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正原因，就是循环往复地上演惨烈的“窝里斗”。
“窝里斗”永远没有赢家，受苦受难的永远是底层民众，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亦苦”。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最痛恨“窝里斗”，将它列为中华民族的“顽疾”。
“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
柏杨先生还加以举例说明。他讲两个中国人在洛杉矶卖皮鞋，两个中国人互相杀价，恶性竞争，互相拆台，最后血本无归，就连回国的机票钱都赔进去了。后来换成两个日本人卖皮鞋，那两个日本人经过协商，两个人轮休卖皮鞋，价格不降，最后两人都赚得盆满钵圆。
窝里斗永远没有赢家。但是，久哥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有永远结束“窝里斗”的“那一天”，“那一天”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近。
本周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日子，那就是“5.20”。因为“5.20”的谐音是“我爱你”，所以，这一天对于年轻人来说，带有浓厚的“轻喜剧”色彩，但是，这一天又是沉重的、令人期待的，因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蔡英文要发表就职演说。
蔡英文的演讲词有很多人没有读懂，在当今大陆即使有些人读懂了，他们也会装不懂。蔡英文在演讲词中没有提“九二共识”，但是，她提了“九二事实”，她承认了“九二事实”，却巧妙地避开了“九二共识”。她特别提到了“中华民国宪法”，这就是玄机所在。因为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就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证明了蔡英文是按照宪法合法当选的最高女性领导人。在台湾，按照宪法程序选举领导人，执政党交替执政，政权平稳过渡，这就是台湾的事实。这个事实彻底击碎了中国不适合民主选举的“鬼话”。蔡英文当选本身就是一个铁的事实。蔡英文强调“中华民国宪法”，就是强调宪法制定的民主程序的重要性，其实，她暗含的愿望就是：什么时候，大陆能够按照宪法程序选举出像我这样一位领导人，到那个时候，国家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就会水到渠成。
中华民族当今的分裂状态是国共内战的后遗症。国共内战就是一场全国大范围的“窝里斗”，这场“窝里斗”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战国时代的“流血漂橹”。因为这场“窝里斗”，中华民族倒退了半个世纪；因为这场“窝里斗”，大陆和台湾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因为这场窝里斗，国际上的一些无耻小国和穷国成为海峡两岸的寄生虫，他们一遇到经济危机就会狮子大开口。某个穷国向大陆索要援助，被拒绝后马上威胁与大陆断交，与台湾复交，大陆政府立马满足了他的野蛮要求。而且，这场“窝里斗”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它还在持续，但久哥相信，终有结束的“那一天”。
当今中国有些狂徒依然在叫嚣武力收复台湾，甚至威胁“核平台湾”，他们非常热衷于“窝里斗”，他们信奉斗争哲学，他们把搞“窝里斗”当“虐待狂”看成人生唯一的意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才是中华名民族真正的敌人。久哥相信，觉醒的中华民族绝不会让他们得逞。久哥相信，中国大陆必将出现一位头脑清醒的领导人，他终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满怀热望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