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一则谣言传遍了长江流域——西方洋教士在中国挖眼以炼取白银。在中西对峙，相互猜忌的心理环境下，这条看似荒诞不经的谣言立刻点燃了千百万民众的怒火，他们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采取集体行动。扬州、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教堂被砸烂、烧毁，教堂内的物品遭到哄抢，有些西方传教士还因此毙命。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此素手无策，他将此统统归结为愚民们不辨是非，盲目轻信所致。但他无法解释，这种“挖眼炼银”的说法不但为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所相信、传播，在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士大夫阶层也同样大有市场。
张之洞并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的法国，社会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正在针对大众心理和集体行为展开研究，他后来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写到，无论是谁，也不管他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和智力有多么不同，一旦他进入到一个有着集体心理的群体中，就容易被集体心理的行为特征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到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
勒庞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考察，得出关于群体心理的诸多结论的，但是这些特征无疑具有了跨时代和跨民族的意义。
1911年，满汉猜忌以及对满清立宪失望的集体心理，让一条“搜捕剪辫汉人”的谣言引爆了辛亥革命的枪声。1928年，基于对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陌生和恐惧，又能让中山陵合龙需要“摄取儿童灵魂”的谣言在南京城中大行其道。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给不同的集体心理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而这种集体心理环境又很容易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时，社会秩序开始紊乱，各项事态的发展变化迅速。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发生重大事变，普遍处于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状态。人们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将做出种种猜测，于是到处议论纷纷，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流言和谣言开始四处扩散。
谣言袭来，往往引发大的社会风波。在一场大谣言的背后，不是简单的荒诞无知在作祟，更是一种集体心理的表达。而对待这种集体心理表达，则成为摆在当政者面前的双刃剑，处理得当，则成为社会重建的契机，而稍有不慎，又常常会引起社会崩塌，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1950年，新政府对“末世谣言”的处理以及1976年“四人帮”对“总理遗言案”的追究，可以看作处理集体心理的两种典型案例。
一部“小道消息”的历史，不仅仅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史，更是一部百年来中国的集体心理变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