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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部全面的史学评论专著《史通》 刘知几的学术思想

历史百科 | 发表于2017-04-09 20:12 | 归属于文史天地 | 被阅读

我国第一部全面的史学评论专著《史通》 刘知几的学术思想

  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著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的史学评论专著。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二十岁中进士后,一直在地方和京城作官;四十二岁时,入史馆参预修史。后因意见不合,受到史馆主管官员的无理责难和贬抑,无法发挥他的史学才能,遂私撰《史通》,以抒己见。《史通》成书于710年(中宗景龙四年),全书二十卷,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为十卷,都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写成的。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三篇早已亡佚,现存三十六篇;外篇计十三篇,合为四十九篇。

  《史通》对唐代以前的包括《尚书》、《春秋》等被奉为经典的史书,从内容到编纂方法,都进行了批判和分析。比如指出《尚书》有十点可疑之事,《春秋》有五点虚美之处,把《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笔法斥为“爱憎由己”。这种大胆的批判精神,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史通》论述了唐代以前史书的著述情况,并对其类别、源流和体例,做了全面和系统的总结。《史通》将史学著作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对于正史,按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又按其编纂体例,分为“编年”、“纪传”二体。对于杂史,则按其内容分为“偏记”、“小录”、“家史”、“别传”等十种。

  刘知几认为,史书的体例必须严谨,与内容名实相符。他指出,史书的内容只应该记载重要的、有用的史事,而寓言、图谶(chen衬,图谶是古代以封建迷信来预卜吉凶的一种书籍)、传说和神话等,则不能作为史料编入史书中。他还强调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条件。“才”指能力,“学”指知识,“识”就是观点。三者之中,以史识最为重要。刘知几热情赞颂了古代一些史学家为真实记载历史而“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敢精神,同时无情鞭破了那些为一己私利而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人。

  《史通》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名著,它为我国的史学评论开辟了道路。刘知几所提出的史学方法和史学主张,给后来的许多历史学者以很大的影响,对我国的史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第一部全面的史学评论专著《史通》 刘知几的学术思想

  刘知几人物生平

  公元661年,刘知几出生。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授怀州获嘉主簿,曾多次上书言事。

  圣历二年(699年),任定王府仓曹,并奉命与李峤、徐彦伯、徐坚、张说等共同编写《三教珠英》。

  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着作郎、左史、凤阁舍人、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长安三年(704年)),与李峤等撰修唐史,成《唐书》80卷。曾探究本族历史,撰《刘氏家史》及《刘氏谱考》。

  神龙二年(706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隶》。

  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书成于景龙四年。

  开元二年(714年),迁左散骑常侍。

  开元九年(721年),儿子刘贶做太乐令犯罪,为之申辩,玄宗怒而贬其为安州别驾。同年卒,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

我国第一部全面的史学评论专著《史通》 刘知几的学术思想

  学术思想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这些论点,都给后代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着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着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苏渊曾把刘知几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初步总结。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义例”上;就刘知几的成就,进行了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前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读史举要》第八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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