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律师日记》
第二届小说创作月参赛作品
2015年9月24日 多云
24小时待机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说实话：我并不认为自己24小时开机有什么用。没有自己的客户，没有自己的案源，也就没有了24小时开机的必要！
所以，当凌晨两点多，手机突然铃声大作时，我以为自己还在梦中，闭着眼睛翻了个身，准备再睡！
几秒钟后，我终于清醒过来：不是做梦！铃声一直没有停。
“喂，胡晓吗？”声音很低，而且嘶哑不堪，我愣了愣，下意识地答道，“是我，余律师。”
“我现在在××医院急诊室，你能过来一下吗？”她好象说话很困难，完全没了往日的干脆利落。
“好。”
已是初秋时节，凌晨的风一吹，最后一点睡意也被赶跑了。老旧的小区里灯光昏暗，我抱着手臂，飞快地穿过几条巷子，站在小区旁的主干道上，一边跺着脚地打车，一边猜测：深夜进了急诊室，她到底是被打劫了，还是遇到车祸了？
凌晨时分的街面上，没有了行人，车也廖廖无几。我有些后悔没有用网约车，谁能保证这夜半三更的站在路边打车就一定比网约车安全呢？
一个小时后，当我匆匆忙忙赶到××医院的急诊室时，差点没认出躺在床上的余律师：她的头上缠着绷带，左脸青紫肿胀得变了形，左眼周围全是狰狞的紫黑色淤血，右侧脸虽然没有肿，却贴了两张创可贴。衬衫领口处的脖子上和锁骨上，有触目惊心的青紫，有的地方已经破皮渗血！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床前，她似乎睡着了，不知是不是伤口的原因，她眉目紧锁，显然睡得并不踏实。
护士进来查看输液的情况，挂在床头的病历本发出沙沙的声音。她蓦地睁开眼睛，却因为左眼的淤青痛得“咝”了一声。待看清是我后，她苦笑了一下，“这么晚了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我这儿，实在是也找不到谁可以帮忙了！”
我费劲地咽了咽口水，“没事儿，”我不知该做出什么表情，也不知该说什么话，只是愣愣地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装作认真地看护士换药的样子。
护士俯下身，调整液体滴走的速度，我顺着她的手往下看，发现她的无名指和小指上也缠着绷带！护士转身看了看我，“你是病人家属吧？跟我过来签字。”
我张了张口，有心解释一下，却在瞥到余律师头上的绷带时，住了口。
凌晨三四点，正是人的睡眠最深的时候，急诊室里却依然亮如白昼，人声嘈杂。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步履匆匆地从我身侧走过，我看到他的胸牌上写着“实习生”，心想：不知火火是不是也要象他这样值夜班？
护士递过来一叠纸，指了指页末的签字处：“你在这儿签字！”
我迟疑了一下，问道，“她这是被人打伤的吗？”
护士头也不抬地答道，“这个我们不清楚，病人是一个人来就医的。因为有脑震荡症状，需要留院观察。另外，”护士从一堆病历本中抬起眼来，“医院有法医门诊，如果你们觉得有需要，可以明天一早到法医门诊联系。”
这是承认余律师是被人打伤的了！可是，既然是被人打伤，为什么不报警呢？能自己来医院，说明人是清醒的呀！
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回到病房，看见躺在床上的余律师，正侧着身子，用空着的那只手，费劲地去够床头柜上的纸杯。我赶紧走上前去，“我来吧！”
喝了点温水，她疲惫地闭上眼睛，靠在枕头上，一动不动。正在我以为她睡着了的时候，她突然问我，“胡晓，你有男朋友吗？”
范林澜的那条短信，嗖地一下窜进我的脑海，我略微怔了怔，答道，“没有。”
她吃力地睁开肿得不太严重的右眼，仿佛想确认一下我的回答。随即又闭上，颓然地靠在枕头上。
“没有也好！”她闭着眼，声音嘶哑，好象一下子老了很多，“找男朋友，家世、教育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脾气要温和，性格要好，”她靠在枕头上摇了摇头，“能在律师这一行坚持下来的女人，性格都比较强势。如果对方也是个强势的人，以后家里就难得安宁了，尤其是有孩子以后，连带着孩子都要跟着遭殃。”
我想起上次她脸上隐约的淤青，模模糊糊地猜到她这一身的伤是怎么来的了。但是，我偷眼看了看她闭目养神的样子，又有些不确定：自己是做律师的，怎么会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呢？
也许是药物的作用，她的呼吸渐渐绵长，逐渐睡熟。我调暗了床头的灯光，在一室的昏暗中，大睁着双眼，毫无睡意！
女律师遭遇家暴这种事，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大二时，教婚姻家庭法的老师是个年轻的女博士，每每说到遭遇家暴而不敢反抗的案例时，都是一副怒其不争的模样，往往还要加上一句“这些人受教育程度低，都是法盲”的评语。那个时候的我们，二十出头的年龄，大多数人才刚刚体会到自己的春心萌动，如何理解得了“家暴”这个沉重的话题？
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自己有些发麻的双腿。正想出去透一口气，“嘟”的一声，余律师的电话突然响了，我吃了一惊，转头看见她腾地一下坐起来，伸手就去拿手机。这个动作显然扯痛了她的伤口，手机“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幸好地板上铺了防滑垫，手机才没有摔碎。
我急忙上前捡起电话递给她，看见屏幕上是“女儿”两个字。
我随即快步走出了病房。
半小时后，我拎着包子和粥回到病房时，余律师正呆坐在病床上。点滴的针已经拔了，针眼的位置血已经凝成了个一个小小的疤，她手里的棉签却还摁在针眼旁的位置上。
我清了清嗓子，“余律师，吃点儿东西吧。”她转头看着我，满脸的泪痕，眼圈通红。
我手足无措起来，眼睁睁地看着她一下子哭出了声，一开始哭声还有些压抑，到后来就渐渐放开了，活象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我感觉到有几道好奇的目光扫过病房的门口，不免有些焦躁起来，“这个，余律师，这个，我们是在医院哈”，我正词穷无措，医生站在了门口。
“病人有脑震荡的症状，情绪不能激动，”他皱着眉，一边飞快地翻着病历，一边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家属要做好安抚工作，不能影响其他病人休息。”
我无奈地点点头，拿出一包纸巾递了过去，“余律师，有什么事儿，也得先养好了身体再说，你说是吧？”
哭声渐渐低了，最后只有些抽泣。我就着从饮水机里接出的热水，把湿纸巾弄得微微发热后，避开脸上的伤痕和淤青，一点一点的帮她擦脸。
我听到她深深地吸了下鼻子，失控的情绪慢慢回拢！我也松了口气：再哭下去，估计我们要被扫地出门了！
可能是太需要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了，平时干脆利落的女律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变成了䋈䋈叨叨的祥林嫂。我也从那些杂乱无章的生活琐事中，拼凑出来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余律师的丈夫是K市人，与余律师是大学同学，两人在大学时就已相恋。当时，因为她和丈夫都是大学篮球队的主力，二人因此被称为篮球队的“金童玉女”。大学毕业时，她丈夫的工作定在了K市政府，余律师也义无反顾地跟着来到K市，直接住进了丈夫的父母家中。
“那时候，公公婆婆高兴得不得了，”余律师略带哽咽地说道，“儿子、媳妇都是大学毕业，工作又体面。老俩口拿出全部的积蓄，给我们买了房子，又很快给我们举办了婚礼，一年后，女儿也出生了。公公婆婆逢人就说我是他们家的福星。”
她苦笑了一下，接着说，“我当时在政府的法制办工作。K市地方并不大，十多年前的K市政府法制办，工作轻松，天天上班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聊聊天，看看报纸。我渐渐地，就有些不甘心了。女儿出生没多久，我决定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没想到，从此以后，就家无宁日了。”她痛苦地低下头，轻抚了一下手上的绷带，“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在意，以为我不过是想打发一下时间而已。等我拿到律师证，决定辞职，他们就不干了，认为我不知好歹，放着好好的政府工作不干，要去做帮助坏人的事儿。他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全来了，劝我不要辞职，我婆婆甚至威胁我：如果我辞职当律师，她就不再给我带孩子。”
我垂下视线，想起了读书时看过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位律师，文中提到：有一次，他接受了一位故意杀人犯罪嫌疑人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律师。结果庭审结束时，他被被害人家属堵在法庭里，质问他为什么要帮坏人说话？被害人家属情绪激动，几欲动手，最后还是案件的主审法官叫来法警才控制住局面。
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等于帮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行！这种认知令律师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在执业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余律师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没有注意到我的走神，“后来，他们见我铁了心地要辞职，我丈夫就提出条件：当律师可以，但不准接办刑事案件！理由是他们家是土生土长的K市人，我如果去帮坏人说话，会丢了他们的脸。我当时认为他只是迫于他父母的压力，才会这样说的。”她的情绪激动起来，“没想到，这其实是他自己对律师的偏见。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接过一件刑事案件，业务仍然越做越多，收入也越来越高，他的心理就越来越不平衡。从一开始的冷嘲热讽，到后来当面辱骂，再到后来，……，”她的嘴唇激烈的颤抖着，声音越来越低，“昨天我去客户那里参加股东会，回家晚了些，他当着女儿的面就开始骂我，后来，……。”
我的心里一阵发凉，“你怎么不离婚呢？”
她捂着嘴，把呜咽声吞了回去，“我孤身一个人嫁到K市，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我想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有很多亲人疼爱的环境里，……。”
我想起了那个电话，“那你女儿现在是什么态度？”
“她昨天被吓坏了，”余律师抹了把脸，“她爸爸打我的时候，把她反锁在了房间里。她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她爸爸不让她出来，让我好好养伤。她还说，”她用力眨了眨眼睛，“她支持我离婚。”
我一阵心酸：如果不是早已了解了余律师的苦心，这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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