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有些转变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比如工作或者关系的转变；
有些转变，是我们没法选择的，比如忽然生了一场大病，失去了生活中重要的人，或者遭受了人身的侵害。
这些转变常常给人带来很多的创伤。虽然我们没法避免这些创伤，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面对这些创伤。
有时候，创伤不仅意味着伤害，还意味着成长的机会。
这里我们就来聊聊创伤后成长。
《自控力》的作者凯莉·麦格尼格尔（Kelly McGonigal）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压力的书。
书里讲到一个研究，有3万名美国成年人参与了一个压力调查，报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同时回答他们是否觉得压力有害健康。
8年后，研究组彻查了公开记录，来看看当年参与调查的这些人是否还健在。
结果表明，高压力提高了43%的死亡风险，这像是确认了压力有害的观点。可是仔细分析却发现，提高死亡风险的，只是那些相信压力有害健康的人。
实际上，那些报告中，承受了高压力，却并不认为压力有害健康的受访者，他们的死亡率并没有提高，相反，他们是调查中死亡风险最低的，甚至低于那些报告自己承受很少压力的人。
也就是说，真正有害的，不是压力，而是“压力有害健康”这个观点本身。
从这个报告看，你怎么看待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有时候甚至比你遇到的挫折本身更重要。
创伤会改变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创伤的害处，那这种害处会因为我们害怕它而加重。
创伤会带来负面影响，这当然是一个事实。
可另一个事实是，有相当比例的人都从一些很严重的创伤中复原了，甚至他们还得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成长。这就是创伤后成长。
创伤后的艰难重建
创伤后成长是怎么样的呢？
想象一下，山顶上有一棵树，它正承受着暴风雨的侵袭。
一种情况是，它傲然挺立、不屈不挠，暴风雨过后好像浑然未变。就好像有一些人，再多苦难也不会让他动摇。我们说，这棵树很坚强。
另一种情况是，这棵树虽然在风中弯曲，但是没有折断，暴风雨后又恢复了。我们说这棵树有很强的复原力。
而第三种情况呢，它被暴风雨给刮折了，折断的树枝上出现了一个很深的伤口，而且它的身形也被永久地改变了，留下了很多伤疤，树也变得歪歪扭扭。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伤疤上又抽出了新的枝条，甚至长得比原来更好了。
暴风雨永久地改变了它，可是，并没有摧垮它，反而让它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人的创伤后成长就像是第三种情况，他不是经历了创伤巍然不变的坚强，也不是从创伤后复原，而是创伤后一种更积极的改变。
创伤经历是怎么改变我们的呢？
社会心理学家罗尼·吉诺夫·布尔曼（Ronnie Janoff-Bulman）在他的著作《破碎的世界假设》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假设世界”。他说：
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维护着一些天真的假设。
成人世界主要有三个隐秘的 “天真的假设”：
认为世界是友善的。
认为世界是公平的。
认为这个世界是安全可控可预测的。
这三个基本的假设组成了一个这样的观点：只要我做一个好人，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努力工作，我就能平安幸福地度过一生。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假设，整个社会都在维护这几个假设。
否则，如果你不知道努力工作和回报之间有任何关系，如果你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如果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要先来，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上班、要为公司的项目苦思冥想，或者挨老板的批呢？
今天，有很多人生活在大城市里。大城市的繁华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人生必然会经历的一些苦难。这倒不是说我们看不到苦难，现在社会每天也有很多的负面新闻。
而是说，我们看到的是被包装过的苦难，就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楚门所看到的那个世界一样。
我们有一个错觉，这些苦难好像离我们都很远。所以当有一天真的有灾难来临的时候，支撑我们生活的基本假设坍塌了，我们一下子会陷入到不知所措当中。
前几年有一个新闻，北京暴雨，天桥底下的一辆车被水淹了，结果司机在车里打不开车门，就被淹死了。
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震动，是因为它打破了大城市安全有序的假设。谁会想到一个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居然会在行车的道路上因为暴雨淹死人呢？
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可是另一些困难的场景，失恋、离婚、失业、重病却都是我们可能遇到的事情。
在遇到这些事之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错觉里：这些苦难都离我们很远。
而一旦陷入了这样的苦难，我们又会陷入另一种错觉：我们会夸大苦难的危害和影响，而低估自己的适应能力，会觉得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复原了。
好在就像前面说的那棵树一样，人是会适应灾难的。这些基本的信念坍塌之后，艰难的重建就开始了。
就像一个盲人的触觉会变得灵敏，一个没有手的人，他的脚会变得灵活一样，我们头脑中的认知结构也会在创伤后进行重组。
在创伤的逼迫下，你必须在这三个天真假设之外，发展出新的认知结构，否则你就可能会变得怨天尤人，埋怨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或者变得过分敏感，来退缩、躲避可能的危险。
在适应创伤的过程中，有些人发现了自己从未想到的潜能，打破了原先那种觉得自己不行的自我设限；
有些人发现，只有家人和朋友，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事；
另一些人开始致力于帮助他人，并在自我奉献中，找到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就像那棵在暴风雨里受伤的树，会在树疤里，会长出新的树枝，抽出新的枝芽。
我想通过我一个朋友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适应的过程。
她是一个90后的小女生，也是个学霸。
2008年5月，她正坐在六楼的教室里，准备着一个月后的高考，忽然教室剧烈摇动了起来，有人大喊地震了，所有的人都拼命冲向楼梯。
房子像是一个积木一样摇来摇去，墙上的墙皮都摇了起来，变成了漫天挥舞的灰尘，让人睁不开眼睛，像是好莱坞大片里的世界末日。
随着人们的惨叫，三四楼开始有人往下跳了。
她头顶的一盏灯忽然砸下来，在她脚边砸得粉碎。那时候，她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
好在最后，她有惊无险地出来了。
看着摇晃的教学楼，满操场的人都在哭。而到了灾后救助的体育馆以后，看到不停地有血肉模糊的伤者和尸体被抬过来，死亡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呈现在她面前，以摧枯拉朽的姿势把她原先关于世界的假设推倒了。
她说，在地震之前，她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备考的考生，人生最重要的事是考个好大学。可是地震的时候，她唯一的念头，就只有活下来。
创伤经历会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
大学毕业以后，她放弃了保研去创业了，又在公司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离开了。
她身上有了一种特别的超然：别的学生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比如保研、去大公司、创业赚钱等，并不能吸引她。
她总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些东西需要去实现，却不知道她要实现的东西是什么。只是地震中的经历，一直在提醒她一些东西。
后来，她创办了一个冥想的App，以冥想为通道，思考我们日常的经验和存在本身，逐渐积累了一些粉丝。
我们不常见面，但是每次见面，她都会有很多新的经历和感悟，比如去哪个山上辟谷了，去色达拜见哪个仁波切了，去老挝体验原始的刀耕火种的部落生活了。
她总是在帮助别人，因为这种洒脱，她的经历和视野，有一种远超同龄人的开阔。
她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地震的经历，她不会过上这种独特的生活。可是，地震的经历也并非毫无痕迹。
她说有一次在异地旅游，午睡后起来，茫然四顾，忽然就哭了。这种哭不是忧伤，她说，就好像整个人被毫无遮掩的虚无穿透了，又好像在这种虚无中切切实实地感受着存在本身。
我猜，正是这种对虚无和存在的直接感受，需要让她不停地去寻找一个答案。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答案也许是由我们都遵守的价值评价体系来提供的。但是对于像她这样经历过生死的人，这种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显然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既然社会评价体系没法给她一个答案了，那她就去自己找寻这个答案。而她寻找答案的过程，又变成了她的事业。
这就是创伤后成长。
在创伤中，关于世界的一些天真的信念坍塌了。可是，就像一所不牢靠的房子，它坍塌了以后，建造房子的砖头却还在，我们就用这些砖头，建起了新的，更牢固的房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重新看待生活中的选择，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在虚无中，去创造和体验能支撑我们的人生意义。
我们讲了创伤后成长，讲了头脑中的一些信念坍塌以后，我们会如何艰难地重建自我。
就像那棵在暴风雨里受伤的树一样，身形可能被永久地改变了，也留下了很多伤疤，但是它还会在伤疤里长出新的枝条，我们也会从创伤中创造出新的意义。
那这种意义感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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