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帝制

既然文明社会本质上是对人力的统一控制，前面说过人力是智力和体力的综合，也是人能够控制其它体外事物的唯一中介，等于说文明是要实现对人控制外部事物的中介的控制，假如把人力视为某种自动工具，那么文明就是对这种自动工具的高效、合理（非奴役性质）、严密管理体系。个人的力量只受其自身的德性意识支配，我们可以用德行体系对其进行初步管制，这就相当于西方的宗教体系了，但比宗教体系要弱，宗教还能号召信徒进行远征作战，德行体系最多不过是让人遵纪守法听王命而已。群体力量的控制就只能交给政治权力体系（整体意志）了，因为权力是有资格发布命令的意志，其对应的是掌握着授权（通过德行授权，理论上要求被授权者德行最好、意志最坚强）的个人，肩负授权的个人就象征着群体的统一意志。之所以一定要授权到个人手中，而不是将授权内容写到某个契约文书或法律文本上，是因为我们觉得要对能控制其它事物的人力进行控制，只能依靠具有强大意志的人本身，命令可以用文件传达，但权力却不能交与死物，死物没有意志也无法承接授权。我们的封建政治权力比你们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的控制范围及力度都要大得多，我们当时几乎没有经济控制体系，经济事务全部交由政治权力代管了。

政治权力即是王权，王权的授权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根本依据，王权的集权者——皇帝的资质也就成了影响王权获得稳定授权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授权，狭义上是指作为主体的个人由于某种原因，心甘情愿地接受不属于个体本身的意志的影响；广义上也指主体所受到的一切外部影响——比如神秘主义者通常会认为自然万物所以能够对人产生影响，也是因为人在出生之前已经对天道授权了，非此，人的主观意识便不能感受这个客观世界。我们一般只用授权的狭义说法，也就是个人授出一部分对自己身体行为的支配权，与他人授出的部分一起，形成国家的整体意志（王权），谨守德行、遵守国法、服从王命。由集权者（皇帝）代管的国家意志在得到百姓们的授权之后，自然地拥有了对授权部分人力资源的支配和调用的权力，国家通过各种行政机构设置，实现对人力的有效利用，以避免战争、救济灾情、保障安全等方式回馈百姓，使百姓能够、也乐于继续向国家授权。

文明的国度应该能够对自身的权力运行作出及时、灵活的调整，使其能以良好的反应状态应对各种实际情况，不负百姓力量的托付。一旦有百姓感觉自己授出的力量所托非人，或未能得到应有的回馈——即国家没有尽力去完成避免战争、救济灾情、保障安全等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之时，百姓可随时取消自己对国家的授权。只是在取消对国家授权的同时，取消授权的那些人也就自动丧失了作为国家百姓的资格，剩余的国家力量可以将之视为叛乱或犯罪行为，对其进行镇压或清剿。当然，剩余部分的国家力量也是同样由百姓授权形成的，若是国家确实已无法做到让百姓们过上安宁生活的话，就等于国家的存在与否已然是毫无区别，剩下的人们也肯定会停止对国家的授权，转而寻求在王道没落的世界里自谋生路。

野蛮和文明的残片相互交织的战乱时期基本是一幅无法无天的景象，这种时期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多次重复出现，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几乎已经把这种情形看成是自然规律了，至少在经验上看的确是这样。我们没有能力停止这种周期性的王朝更迭和内战，只能尽量想办法延长和平持续的时间并缩短战争持续的时间。延长和平持续时间的办法就是维护现有的皇权统治，缩短战争持续时间的办法就是强化王道思想的宣传、尽快恢复国家的权力体系——也就是统一的集权制度。两种办法要实现起来都需要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存在——合适的集权者，也就是找到一个称职的皇帝。否则国家主权就只能由无数的个人随意行使，根本形不成合力，各种冲突也会层出不穷。

战乱绝非选举，但我们却只能尽快在战乱的环境中选出未来的国家主权的全权代言人，选择的标准就是德行，实际上就是看谁能在战乱中笼络更多的人团结在他的周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说白了，就是要有足够的领导能力、能让人放心的德行或坚强的意志。

当然，能不能及时止住战乱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人们对于和平的生活抱有多大的期待，你们眼中的一些封建奴性思想本质上正是为了降低人们对和平提出的要求，使得和平更容易实现。和平是自然的，战乱与冲突也是自然会发生的，要控制两者各自占据的历史时期的长短，就需要弄清它们各自的发生条件。和平和战争都是由人们的行为导致的，它们的发生条件也无非是人们的基本要求是否得到了满足，所以和平和战争作为现象都是遵守因果律的，也都是有条件的并且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发现通过宣传一些鼓励忍耐的思想可以有效降低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期望值，稳住群体躁动的反抗意志，为和平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么做不能解决任何根本性的问题，可是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只有默认了将其作为一条政治宣传路径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知道听任战乱发生同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曾经以为只要坚持树立王道正统观念，仅仅一些奴性思想的渲染并不足以造成事实上的奴役行为发生，不过从你们对于王道的理解来看，我们显然错误地低估了不良思想的污染性能。

战乱结束的时候，新的集权者诞生，集权者不仅是因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而成为新任帝王，更主要的是因为人们认可了他的德行和能力，并且厌倦了战乱的生活，希望能够恢复和平安宁的日子才使争斗和冲突停止了下来。我们十分清楚，如果单论德行和能力，要在无数人中找出最好和最强的那个是不可能的，凡是经过了战争的洗礼和磨炼，仍然可以保持对他人的礼节与信任，能聚集大量人力参与群雄逐鹿之人皆非等闲之辈，很难准确地评估谁比谁更好、更强。关键在于，要给人们一个理由来证明究竟谁是为了最终的王道和平而战，谁又是为着一己私利和执掌大权的欲望而战，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些判断的方法传播出去，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政治常识教育等多种方式传播出去，让期盼和平的人们自己来选择该支持谁作未来的君王。那些方法其实你们也并不陌生，大概就是能够容纳有才华的人在自己身边、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对部下有良好的管理能力、纪律严明、赏罚有度，军事行动以大局为重、不受私情享受牵绊、不搜刮民脂民膏、不滥杀无辜，除军事斗争策略之外行事光明磊落、不污蔑造谣、能维护公平公正……这些判断方法和标准除增加了一些军事能力相关的项目之外，与一般的德行评价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人们接受起来会相当容易。虽然这些判断很容易受到地域和传言的影响而难以准确作出，不过经验证明在战乱中能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领导者通常都是比较可靠的，毕竟想要欺骗所有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旦战乱结束，我们会围绕新任皇帝组建政权，到了这时就算此皇帝在战乱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伪装，他恐怕也只能继续伪装下去，直到自己的生命结束为止，否则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实实在在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作为一个屡经考验的意志超群之人，无论他是谁都不会允许自己犯下那种错误的。只要能让天下百姓安享太平，我们不介意让一个皇帝在“虚伪”中度过一生，我们不是不知道人的本性自私，但为了国家大局的和平，手握重权的皇帝必须成为文明的控制论核心，哪怕需要他承担起违背他原本意愿的任务——假如他不是悟道者的话，如果是那么帝王的任务通常不会违背或超出悟道者的使命，尽管悟道者未必都有担负帝王之责的能力、资格和勇气。与责权相应，君王的酬劳也是极端丰厚的，具体的特权享受等等就不多说了，前面已经指出，集权皇室的浪费程度相比于诸侯割据和战乱情形还是要好一些的，只要不出现暴君透支民力搞浩大工程，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支撑一个家族的奢华生活尚无问题。算上非常高的风险系数，集权君王符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的某些特质，尽管它从来不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职业，因为它的诱惑力太强了，强到足以让很多人为之疯狂。

早在部落时代，我们的王道思想便已经成型，虽然那时没有、也不需要复杂的集权体系，王位通常以禅让的方式传承。后来随着家族继承制的出现，皇位的传承自然是限定在皇族内部人选上了。可是，皇位的传承从来不是皇家的内部事务，它时常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未来命运。为了尽力确保继任皇位者的合格，我们能做的只有把最好的教育资源集中到皇室中去，争取最大概率地培养出有资质、有能力掌管国家权力的皇家后代。也许每个人的天资真的是随机赋予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也许是我们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不十分正确，总之皇位继任者的合格率老是不很理想。不过，我们可以从行政机构的其他方面对皇帝意志的不足进行弥补（具体的弥补手段历史文献上都有一些记载），只要被辅佐的皇帝不是太差劲，国家一般不会很快崩溃。

由于王道思想和朝政机构设置的双重限制，皇帝一人独裁的难度很大，而且很容易激起民间叛乱的风潮。有头脑的皇帝很少寻求独裁，他会意识到自己手里的权力已经是最大的了，追求事实上的个人独裁只会徒增自己的压力，适得其反；缺少头脑的皇帝根本无法实现独裁，他不可能轻易地使一干大臣对其唯命是从，甚至可能一点实权都摸不到。整个封建集权历史上，对国家和百姓危害最大、影响时间最长的，其实远不是暴君的独裁——尽管暴君独裁是能让国家政权最快崩溃的路子，因为暴君面前一切的弥补措施都无济于事，独裁会直接毁掉王权的合法性。——而是官僚集团的专制。咱后面会说到，皇权原本是为了节制百官，使他们不敢、也不能拥权自重、相互攀比、穷奢极欲、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当君王意志不足、不能有效节制官僚们的个体性欲望的时候，成百上千个贪官污吏就会像蛀虫一样慢慢把国力民力吸干掏净，其造成的损害会远大于一介暴君。悲哀的是，除了寄希望于皇帝的英明以外，我们始终没能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顽疾，否则我们的王道思想也不必非得借助于集权帝制才能勉强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