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29 01:21:13
14209名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中共军队战俘参加了国民政府军队。
民主不能从上面给与，而必须从下面争取而来——给与的东西可以收回，但争取来的东西却收不回。
1987年，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要把收入的35％到45％花在吃上，另外25％到35％花在其它生活必需品上。这样就剩不下多少钱支付其它所有的必要开销了。挫折引起了焦虑、自私、不满和粗野。社会道德降低到瓦解的地步。价值观的混乱和管理的无序比比皆是。
第一批改革开放时期：
由于他们勤劳、有眼光、善于判断、勇于冒险和妥善经营而取得了成功——这在任何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
到1988年，台湾已经享有了超过三十五年的和平、安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五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为7.3％，六十年代为9.1％，七十年代为接近10％。据《欧洲货币》（Euromoney）[167]称，在1974-1984年的十年中，台湾享有世界第二高的增长率，仅次于新加坡。在八十年代，台湾的发展速度甚至更加快了。1980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产值达403亿美元，人均产值达2100美元，外汇储备达74亿美元。1984年，增长率达到了10.52％，国民生产总产值因此达到575亿美元，人均产值达3046美元，外贸总额达520亿美元[168]，外汇储备达160亿美元。1992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国民总产值高达2110亿美元，人均产值10215美元，外贸总额1390亿美元，外汇储备820亿美元，跃居世界外汇储备榜首。令人震惊的是，只有区区两千万人的台湾居然占有了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10％。台湾的大部分外汇储备来自于同美国的贸易顺差——1986年为136亿美元，1987年为190亿美元，1988年为141亿美元，1989年为130亿美元。如果到2000年之前经济增长率能一直保持在6.5％上，那么，到时人均收入将达到15000美元，外贸总额达到2900亿美元，这将使台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位于全球十大贸易国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财富并没有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是由大多数人分享，充分实现了『均富』的古代理想。1952年，受薪阶层中工资最高的20％与最低的20％之间收入的比例为15:1，但1964年只有5.33:1了，到1987年更降至4.69:1，比美国的工资差别还要小。[169]电视机、雪柜、洗衣机非常普遍；而失业率在1988年时只有1.69％。台湾的平均年龄男子为71岁，妇女为76岁；卡路里的日摄入量为2845，蛋白质的摄人为80克，均超过了国际标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1988年仅1.1％。同时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财富的平均分配，这是不同寻常的，可以说，台湾享受着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台湾在迅速工业化的影响下，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显著的是在最近二十年里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到1985年占据了总人口的50％。他们是一些成分各异、流动性很大的人群，包括小商人、职业人士、技术和管理人员，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可观的财富。比较突出的有律师、工程师、建筑师、医生、药剂师、会计、公务员和商界经理等。他们参与政治，对公共事务大胆发表见解。他们通过消费享受生活，而不是像传统的老一辈中国人那样一意省钱。他们达到了惬意的生活状态，因此害怕急剧的社会或政治变动。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
台湾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父母在有关子女婚姻和职业选择等事务上的权威急剧衰落了。子女选择他们自己的配偶，或通过朋友或媒人的介绍结识对方：在事后才征求父母的同意，而且一般也只是做做形式。父母也失去了要求子女继承祖传职业的传统权力。大学教育和工业企业的众多机会使年轻人比以往更独立、更自信。他们通过努力工作而非家庭影响在社会上立足；接受调查的人中有74％表示对家庭继承作为获取社会承认的手段不感兴趣。那些住在家里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自动将腰包上缴给父母，而那些住在外地的人只是象征性地汇些钱给父母。传统社会的价值观迅速让位于快速工业化所树立的新观念；个人自由和更快的社会流动性是这些变化的标记。
最根本的是，台湾领导人把三民主义等同于林肯的『民有、民占、民享』的理想。他们想让中国人民把台湾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替代品，接受三民主义为统一的基础。
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有八条或九条标准：
（1）人口和领土；
（2）自然资源；
（3）经济实力；
（4）军事力量；
（5）战略和地理重要性；
（6）科学和技术成就水平；
（7）国际组织的参与情况和投票权；
（8）文化与教育水平；
（9）在困难的情况下坚决贯彻国家政策的意愿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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