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确实怕黑，重新排线那几天，睡觉的时候紧紧抱着母亲的胳膊。好在在那时，虽然莫名其妙的恐惧无法解释，入睡与苏醒也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尤其是在没有电的那些天，每天吃完晚饭就睡觉了。看着木制方格窗棂外被切成一块一块的白，在每一个晴朗的夜晚都会出现，和尚未入睡的我道一声晚安，似有似无地小声告诉我，他有多羡慕那时的我。当我想把它们永远刻在那一片窗棂上的时候，他们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直到十年前的一天晚上，家里的电又坏了，再次邂逅窗外那片斜斜方方的白，我意识到了一个漫长的夜的来临。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每天在七点钟之前就睡觉是什么状况。但在我小时候的农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其他的人家虽说不会那么早睡，但是在闭塞偏远的农村，晚间的电视几乎就是唯一的娱乐方式，他们也自然不会晚到哪里去，九点半就已经是极限了。后来，家里的电线重新排布（说是排布，其实就是重新安装一条沿着房梁贯穿三间屋子的主线而已）好了，我们家依旧没有睡的很晚，直到后来家里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黑夜的延伸。那也只到九点半而已，而且只是偶尔几次罢了。每次熬到那个时候，内心里总会有一种可以暂且称之为负罪感的东西，就是这种负罪感催促着自己尽快去睡觉。因为白天，确实比夜晚精彩太多了。
那时候，村子东边还没有那么多房子，继光家已经就是最东的地方了。东墙外就是那一片可以眺望大马路的田野。夏天的时候，我们三个，就是在一大片两米左右的玉米掩护下，在田沟沟里玩耍。这是我还记得的最美好的童年事件之一了。三个孩子，还没有长到需要拨开巨大的玉米叶子的高度，就是玩，从来不说去哪里玩，从来不问要玩什么，从来不会征求谁的意见，也就向来都是一起出动了。后来，我把它们总结成“三个从不，一个向来”。
那时候发生的事，我现在只能记得两件了。一件是关于黑白电视的事，远没有我们三个那次打架的事记得完整。所以我也不打算多写了，毕竟打架的事精彩的多，也契合我想说的东西。
七八岁的时候吧。围墙未立，灶屋未塌，爸爸还是个乡村医生，妈妈打我五六岁就一直病着了，其实更早。从小的时候看到的情况来看，大人们似乎都是很喜欢看小孩子打架的，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能够占上风的时候。他们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环境，自然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及早适应。小孩子打架自然不是那种拳拳到肉的打架，应该说是摔跤更为准确一点。现在回头想想（我很喜欢回头这个词），的确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熟。我们三个确实是打架，因为还流血了。
三个人当时靠着墙在玩耍，不知怎么的，聊到了钱的话题上。
“俺家最有钱”，继光用习惯了的命令口吻如是说。
文峰：“俺家才有钱”。那时的憨厚，我再次看见已是高中时了。
我：“我，我家最有钱”。一个结巴暴露了所有不自信。
三人不服，掐架开始。
我很奇怪为什么三人对立的局面变成了他们两个齐心协力攻打我自己。我那时是站在他们两个之间的，这是个原因吧。亦或者是，他们俩都觉得最有钱的即使不他们自己，也绝对是对方，于是我就成了最该打的人。最不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我是三个人之中“最高的”，之所以我要加引号不承认，是因为小时候我比他们两个瘦，瘦的人就显得高了。他们迷迷糊糊中做了最正确的决断——先解决掉最厉害的一个。为了肯定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的，我还真的做了一次三人中的最强者。
他们两个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一左一右抓住我的胳膊，架起来再放下，默契地配合，我都不敢相信他们没有事先演练过。放下时我已经是趴在地上的了。我立马挣扎着起身，竭力做出最顽强地反抗。文峰是我认识的人中少有的慢性子（至少小时候是这样），这大概是以我见过的，他的最迅疾的状态了，一个抬脚就整个身体泰山压顶了。我接着挣扎。继光也眼疾手快，顺势就压到了文峰背上。我依旧在挣扎，可是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也就消停了一下，准备体力恢复再做一次挣扎了。这场争斗，似乎以继光的胜利告终了，那时的我并不这么认为。平衡状态的打破总是内忧外患同时夹击下的结果。三个小孩子，摞烧饼似的叠在一起，当继光得瑟地把撑在文峰身上的小手抬起，做出飞机起飞的样式时，我确信我是九牛二虎之力都使出来了，一个背顶，到达最高点之后，整个背上的“重物”都没有了。当我能够保持百米赛跑起跑的姿势时，先是“咚”的一声，再接着就是两个人的哭声了。
回头，有血，墙上，继光的头上。
爸爸听到哭声赶过来时，我还在叫他们两个别哭，我是向来不会安慰人的，只能重复着说“别哭了好不好”这一句话。彼时的安慰他们，潜意识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受的惩罚小一点吧。爸爸给继光上完药，开始抽出空来数落我时，继光又顶着一颗紫色的脑袋（爸爸用紫水给继光消毒）过来，拉了拉我的胳膊，来跟我说“别哭了好不好”（他也不会安慰人，现在也不会）。我看到他哭过的眼睛里还留有液体洗刷过的痕迹，也顿了一下，也就不再哭了。看到继光这样说，爸爸也不知道怎么数落我了。继光妈妈闻讯赶来，我和继光是都不敢说话的，目睹并经历了整件事的文峰，用尽了倒叙插叙顺叙——好吧其实就是乱叙。继光妈妈和我爸爸得知了七八成我们三个打架的经过后，就开始数落我们三个了。我们三个都已经不哭了。在我们自己的高度上，侧目看一眼彼此，我心里竟然咯咯地笑了起来，无识长者教训。我能看出来，文峰也笑了，不是出于幸灾乐祸；继光也笑了，头已经不痛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从那时起，继光妈妈眼里的不屑，爸爸眼里的无奈就已经生根了。皮实的小男孩的世界里，打架不算什么，流血也不算什么，昨天也不算什么，未来还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们打架了，明天为什么就要道路以怒目，言语皆诽谤呢？我喜欢这样的世界。喜欢，又大多是盲目的吧，因为总有忽略的东西，比如继光妈妈的不屑，爸爸的无奈。后来，那种不屑几乎蔓延到寨子里的每一个大人的眼睛里。或者，是早就蔓延了，只是我太小了吧。从一片迷茫中首先发现了自己，所有其他都是新鲜的存在。爸爸的无奈，传承到我这里却是童年时代无尽的恐惧与怯懦。
第二天，在“三个从不，一个向来”的方针指示下，我们又跑到一起了。
我小时候是很不喜欢写作业的，现在也不喜欢。在打架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吧，我们三个就一同被父母送进村里的小学了。显然，这对父母来说，的确是一件可以松一口气的事情。对我们，可就是末日了。因为，学校里烦人的不只是作业，还有老师。
高桥村，那时还是没有幼儿园的，我们三个都是直接从学前班开始上起的。说实话，关于具体上学的细节，我还是从母亲口里打听得来的，太遥远了。
我是很奇怪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对村子里的老师说同样一句话——俺这货，不听话就狠毁（狠打）。对于家长的这一句话，每个老师又都好像列兵执行首长的意愿一样积极，也只有这句话这么积极。
我们三个并没有坐在一起，而是连成一个三角形被放到正方形的教室里。继光趴在锯末压制成的课桌上坐在靠近门窗的一边，一张标准的课桌只有两个人。文峰和我则一前一后地趴在没有抽屉的水泥台子上，和十个人“打通铺”。学前班的教室地面要比外面的走廊低很多，常年累积下，不通风的教室后面，潮湿程度可想而知。可我们就这样过来了。我，继光还有文峰，在我们的小团体里，在老师的压制下，在不知不觉中成长。普希金说“过去的苦难会变成将来的亲切怀念”我是不敢苟同的，我只能说，那时太小，美好都留在冰水接触那一丁点潜意识里，真正显露出来的，还是那种眼神，是那个时候让我害怕的眼神。
关于二年级毕业的老师来教一年级这件事吧，我从一开始是很理解的，二年级“肯定”已经完全掌握了一年级的所有内容了，來教一年级也就无可厚非。等我上初中就开始质疑，认为知识并不是年龄与资历这些东西能决定的。现在已经算是完全理解了，年龄确实在这时变成了好东西了。冯玉霞就是这样的老师。刨除成绩的原因，我很是能看出她的某种品质的，那时我就把她的那种品质用一句俗语概括——狗眼看人低。她是我们寨子的人，（我知道我一直说的寨子和村子可能会让人混淆，所以统一澄清一下，我说的寨子就是指张寨这个寨子，村子则是指高桥行政村，行政村是要比我们的寨子高一个等级的）是前任村长的家人。这也就从硬件水平解释了为什么二年级毕业的老师可以教一年级和学前班的学生了。我不想谈及太多关于村长的灰色收入的事，其实我也不清楚，家里的大人也不会清楚，而从家里大人的口中得来的消息当然也是道听途说了。不过村长的位置上总归还是有利可图的，至少为了他家人的位置，他可以向校长的位置施压。大概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我那时是很害怕这么一位“只教低年级”的老师的。她头发还没有全白，但是脸上早已经沟壑纵横，穿着打扮也和一般的农村妇女没有任何区别，灰布印花料子的衣服裹着一堆如柴瘦骨，干瘪的好似一副骷髅，只有那一副破旧的茶色老花镜，可以把她从一众农村妇女中区分出来。爷爷管这种区分出来的她叫做“文化人”。这个“文化人”是很看不起我们家这种没有文化的人的。坐在一百多人的教室的倒数第二排，上课的时候，我很害怕老师来到这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因为每次冯老师（不代表尊敬，只是觉得直呼其名太不尊敬）来到“无人区”总能瞬间杀死所有的热闹以及一切和活泼有关的气氛。这当然是在她的教棍挨个儿的敲了我们这一排人的脑袋之后达到的效果了，也不是整整一排人，只少了最后一个。不得不说，反而是没有被敲脑袋的那个不记得名字的同学，印象也是最深的吧。
我的字一向是不很好看的，好吧，我承认那就是丑。从我刚上学起就是如此了。印象里，整个班里，只有那个有点“娘”的男同学的字能入冯老师的势利眼。至于女生的字普遍比男生要写的漂亮些这件事，我想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异议的吧。如同男生的空间想象力更强一些一样，都是性别所决定的东西。遗憾的是，那时我的我，以及我们，总会轻易去用刚学到的“理所当然”这个词。冯老师：学生理所当然要学习。只是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学习是什么而已，她对于人理所当然要干活这句话倒是做出了解释——因为人要吃饭。到未经世事的三个毛孩子的意识里，“理所应当”这个词的用法就很是无厘头了——女生理所应当字写的好看，男生理所应当写的不好看。于是，我们和冯老师都按照自己的理所当然执行着什么理所应当执行的东西。她理所应当地揍这些不好好学习的学生；我们三个，理所应当地嘲笑着那个字好看的“娘娘腔”。我们三个自然是很鄙夷具有“娘”这一性格的男生的，背地里和当面都会喊他“娘娘腔”。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三个人，他连一句狠话都不敢说的，敢怒不敢言，就是这样一回事。令他宽慰的事还是有的，自然是我们三个“出丑”而他又独受表扬的时候。每次被我们嘲笑郁结的怨恨，出于这么多年过去后的歉意，我也希望我们三个遭受“惩罚”时他能出气些。
冯老师每次都是在课堂上批改作业的，坐在整个班里唯一一张公家的椅子上（我们都是自己搬去的凳子），趴在那张不知铺了多少层报纸的讲桌上，也算是那么回事。整个班级里人都大气不敢喘地写着另外一份作业，最害怕的就是突然从老师嘴里窜出的自己的名字。当然有人例外，无需赘述。阴沉的教室里，反正我是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那感觉比后来中学的趴窗老师可怖得多了。表面依旧假装云淡风轻的我，还是被冯老师一声划破安静的两联咳拆穿了伪装——双腿不禁频率更高地哆嗦了一阵。一群更聪明的人则是借着伸懒腰的机会偷瞄一眼老师，发现平安无事后又继续写着。只有文峰，回应似的一阵“咳咳……咳”。冯老师低下头，用红笔把文化镜向下拔，寄出一双向上斜视的眼珠，轻蔑地盯了文峰一眼。面无表情的她似乎比挨个敲我门脑袋时更可怕。我心里暗暗替文峰喊着糟糕，又几乎忍不住想发笑。我还是忍住了，因为冯老师叫的是我的名字。我的心似乎停止跳动了两秒，在我起身后才开始从新跳动，跳的更快了。一排人都把凳子朝前扯了一下，给我留了一条宽敞的路通向过道。五六米的过道，亦步亦趋，我真想让那条过道更长一些，让最终的惩罚来的晚一些。没有人再敢抬头，我听到有几个人在偷偷笑，也不敢仗着人多（好像只有我自己）去欺负人，说什么狠话了。双拳手纂的紧紧的，手心里潮乎乎的，就这样走完了五六米的畏途。我觉得自己站在讲桌前等候老师训斥的场景像极了抗日剧里汉奸向他们主子汇报情况的场景。冯老师并没有骂我“八嘎”，再次用左手向下拔了一下文化镜，似乎有意要用眼神先震慑我一下。“这是你写的，作业？”听到这句话，紧张感反而消失了很多，可是还是不敢怎么说话的。“嗯”。我“嗯”出这个字的时候，应该和“娘娘腔”一样吧。冯老师把抬起的眼珠迅速向左又向下转了半圈，嘴里蹦出一个“滚”字，右手顺势就把我的作业本扔到门口了。我熟练地一个向右转，疾走几步，弯腰蹲下，捡起作业本就跑回自己的座位了。我已经不敢再回头了，在有一次回头看到了那种令我害怕的眼神之后，眉毛皱到了一起，冯老师就以一个“不服”为开场白揍了我一顿。所以，我就不回头地一路小跑了，心底暗自庆幸——今天没有打我。第二天，再次扔了我的作业本之后，冯老师说了那句我耿耿于怀一辈子的话“和恁爹一样，十八年都学不好。”多年以后，当我观看到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看到最终孙悟空扛着金箍棒落寞又潇洒的背影，一句台词把我拉到了当年捡作业的场景——你看那个人，他好像一条狗哎。于是从那以后，不管每次想到那个落寞的孙悟空，总会联想到那个狗一样的自己。这种联系，直到后来被失恋的场景取代，中间已经至少过去了十年。我早已经不害怕那种眼神了。
我可以肯定的是，按照冯老师和她的同事们对好学生的评价标准——成绩好或者听话。按照前者我一定是整个高桥小学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一位学生，没有之一；按照后者，我一定是最差的学生之一。他们所不能预见的是，在他们评价读书是否算是成了的标准上，我算是成了的，连我自己都不能，这之间有太多意想不到了。相比于以后第一次在广东读书，以及在老家县城读书的那几年，被冯老师等一众误人子弟的那一两年又显得太短，漫长的是直到今天才被释怀的心里折磨。我不知道现在退休的冯老师，会不会也和寨子里其她的老年人一样，用我这个别人家孩子来激励自己的孩子。要知道，这之间还没有十八年那么久。如果真的是这样，这让我觉得很恶心。
我再见继光的时候已经是三四年后的事了，可能乍一看会觉得三四年也不算太长。的确，三四年在朋友玩伴的时间结算上来说确实不算太长，不过却也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如果划分的更细，从有自主自控的意识开始，他们已经占据了我生命一半。一年，对于三四十岁的人确实不算太长，对于六七岁的孩子则不可谓不长，就是这个道理。二年级的时候继光就跟着爸妈到县城里去读书了，他爸妈也本打算让他中学再到县城去读书的。要不是那次继光带着十八人的逃学队伍逃去了他姥姥家，他爸妈的打算就真的成真了。从那之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了，三年级的时候，我先是去了五公里外的姥姥家读了半年书，又跟着爸爸南漂，在广东读了两年，也是那两年让我知道——一个成绩优异的孩子，可以让父母有多自豪。文峰也在三年级跟着父母去了河北保定。再见时我们都已经十一二岁了（还是不怎么大），那时，继光叉着腿站在他家新围起来的大院子外面，磕着瓜子，个子已经比我高了。他穿的很时髦很干净，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时髦或者说时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继光家，在我第一次有关于贫富的想法时就已经算是有钱人了，最初对于贫富的概念也很简单——因为有钱人家的衣服都穿不完，穿几次就扔了；我穿过继光妈妈送来的旧衣服；这么一个三段论的结论应该是两个，不言自明。甚至，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不属于这里，虽然他也仅仅只在过年的前后十天左右回到他爷爷奶奶家里。一身勾勾叉叉点点横横牌子的衣服，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能把冬天的衣服穿的那么好看。几年前的小时候，我是完全看不到这些的，看不到穿着，看不懂光鲜，那时候的所有情感，一双眼睛就足以表达了。他那时已经完全看不出小时候的丰腴了，稍微比我高一点的个子，脸上还能看出曾经丰腴的样子，肚子却已经很是苗条了。一头清爽的短发，即使在冬天，也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不称的地方。再后来，当我第一次看完《红楼梦》的时候，贾宝玉的形象具化到大脑里，那正是此刻的继光。
“蛋儿啊，来上俺家走亲戚么？”他竭力装出来的大人的说话口吻，似乎把他一家人都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完全没有四五年不见的寒暄劲儿，仿佛我们昨天还见过一样。
他的弟弟妹妹跟着他的叫法，”蛋儿，蛋儿”地喊着我，两只小手举得老高，接着跳起来想要摸我的头，因为他们总是认为这种“名字”是叫小孩子的，准确地说是比他们还要小的小孩子；他妈妈和两个婶婶，从家常的讨论中暂停，齐刷刷转向我，感叹一句“蛋儿长得更好看了，都快认不出了，还是小孩子眼好”，然后又是一顿讨论我和继光的年龄。他的爷爷奶奶，依旧木着双眼，假装参与在儿媳的谈话中。他的父亲和几个叔叔，应该在村寨的某个赌场里耍着牌吧。
“继光”，我小声地喊了他一声。我很不喜欢用娇羞这个词来形容男生，尤其是我自己，那时我就是这么个样子。
没有寒暄，没有一句话含有“以前”这两个字或者相近的字眼。两个少年就又开始了他们的玩耍。我那时已经算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好学生了，其实只是学期期间如此了，放假的我仍然一点也不想写作业。跟着继光和文峰到处在寨子里闲逛。只是这下，每次都是继光说去哪里玩，玩什么了。从那时起，“以前”这个词从我们嘴里蹦出来的频率明显增高了。以至于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连同说“以前”的那些时候都被连成了一个整体。我管它们叫做小时候。
When I wer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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