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一座富丽堂皇、精工细巧的艺术大厦,我们看到了缔构者的匠心。《红楼梦》是一条天造地设的江流,我们看到了它的波澜。
《红楼梦》以日常的生活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细致地、现实主义地描写了生活的全部复杂内容。虽然,它没有金鼓大作的场面、兵血交飞的情景,但是,它不是平淡无奇的。它和传奇式的作品分道扬镶,以独特的形式安排情节,而又注重于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体现生活的波涛发展。我们在本文中探讨的是曹雪芹安排情节的波澜的经验。由于小说作者致力于情节的波澜,就使这部不以惊险见长的多卷式长篇小说获得了吸引人的力量。
江河东流,时见湍急夺路,时见缓缓流淌,时见静练平展,时见波涛起伏,这是自然的运动规律。社会生活的运动规律也是如此。曹雪芹正是掌握和运用了这一规律,来设计情节的波澜。
日常的生活描写,使《红楼梦》能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的面貌,这是它的长处。但是,也有它的短处,如果不精心安排,没有情节的波澜、漩涡,就势必会平淡寡味,无法吸引人。曹雪芹善于在平淡生活中掀波斓,使《红楼梦,的清节获得了独特性。
层层铺垫，推举高潮。《红楼梦》中的情节高潮是经过作者充分组织和准备，形成起来的。这种铺垫，既具有必然性，又很富有层次感。我们不妨以“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第三十三回)为例，作些分析说明。
高潮的形成有必然性。对于荣国府的封建家长来说，贾宝玉是不可或失的命根子。是延荣续贵的唯一希望：为挽狂澜于既倒，支撑残厦于将倾，贾府的统治者在贾宝玉刚生下后就为他铺设了一条仕途经济的青云大道。早在第九回，贾政就给私塾馆的教师爷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但是，贾宝玉硬是唱反调。无心于仕途之间，绝意于经济之途。他大骂迷恋于仕途的人是“禄蠹”，史湘云劝他：“该常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谈讲讲些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如针刺耳，大为反感：“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肮脏了你经济学问的人。”矛盾双方的这些言和行都发生在三十三回前，作为伏笔深深地埋藏着。一方强令其邀名取禄，一方偏不就范，双方冲突不已，矛盾的激化也就势在必然。这就为三十三回的高潮提供了充分准备。当经过大大小小的火力侦察和互相摩擦后。对立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到诉诸武力。这样的高潮的形成就思想意义上讲，有社会必然性；就故事发展的角度看，有情节必然性。
高潮的组织有层次感。云是雨的征兆。从乌云一片到黑云翻滚到电劈雷轰直到大雨滂沱，很有层次。同理。文学作品的高潮作为完整的矛盾运动中的重要阶段，具有前因后果，相互勾连的逻辑层次。金钏儿投井，雨春临门，是高潮的导因；忠顺王府索人是高潮的诱因；贾环的飞短流长，造谣中伤是高潮的直接发因。由远及近，脉络清晰，一步紧接一步，层深迭进，一环衔接一环，丝丝入扣，把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进入非如此即不可的境地。再从贾政对贾宝玉的神色变化看也很有层次。初见时——“原本无气”，平波展镜；但看到贾宝玉垂头耷耳，神色遑遽，“应对不如往日”，语失伦次——“倒生了三分气”。微澜起波；偏巧这时忠顺王府和贾府的关系并不那么妙，不速之客来天外，跑到门上找戏子，而且那王府堂官很不客气，使得贾政——“又惊又气”，“目瞪口歪”，浪头逐涌起来了；这时又碰上贾环的告状，构陷之词，中伤之言，犹如冰上添霜，火上加油，在贾宝玉的“大逆不道”上又增上“大逆不道”，贾政的神色变成——“面如金纸”“眼都红了”。此时此刻，此情此境，怒火冲开脑门简直要掀掉房顶，于是一声断喝。一阵板子如雨点似地落了，矛盾激化了，高潮形成了。这样的高潮起伏隐显，脉络分明，渐次而又迭进地推发上去，倘若没有这些层次，贾政一开始见到贾宝玉，沉下脸来，捋起袖子就打，就于事不存，无理缺据了。
高潮的发生有偶然性。当贾宝玉被喝禁在边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事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电闪雷鸣也就倾刻风息浪平，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就利用偶然性的事件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影踪，倘若他在这里的话，别说吩咐，就是闻到雨点腥味，也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是正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救了，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又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小事”，把个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在实际上为必然性高潮到来发挥了很大作用。
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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