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发行新法币“中储券”，与军票、旧法币一起流通，它们之间又相互排斥，造成金融一片混乱。1942年的广州，大米涨至大洋800元一担，猪肉30地一斤，鸡50元一斤。中上霍乱流行，每天都有上百人饿死、病死，最多一天达600人。到1944年10月，广州生抽每升640元，是战前的七八十倍；大米已经涨至8000元；两个月后，年底生油涨至2.1万元，大米1.5万元。广州普通市民，对沦陷时期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从1942年6月22日起，连食盐也要定量供应子。食水也非常缺乏，每天供水时断时续，街头的供水站，永远是大排长龙。
在马路上大排长龙的，还有粪桶。尽管政府规定下午3点是清粪的时间，但居民早早就把“八宝塔”（马桶）放在路边，宛如一字长蛇阵，蔚为壮观。当卫生当局试图劝说居民不要这么早把马桶搬出来时，他们干脆把粪溺倒入附近的沟渠。整条街弥漫着恶臭，污水横流，肮脏得让人难以忍受。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横街窄巷，甚至在一些繁忙的通衢大道，也是如此。
公共汽车站总是聚集着一群群乞丐，衣衫褴褛，面色黧黑，每当钵钵车一靠站，便蜂拥而上，向乘客伸出一双双脏手：“奶奶太太，好心施舍个发财钱喇。”有个女乞丐跪在马路上乞讨，身前铺一张纸写着：“山冷雪寒炉火断，计穷罗尽到炊骨。”这两句诗还可以倒着读，意境更加凄凉。写诗的大约是个文人，如果不是她自已，也可能是她的家人。在饥饿面前，斯文已一文不值。（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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