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唐三藏圣教序》的来由
玄奘取经归来后，唐太宗曾劝他还俗做官，他不愿意，一心翻译佛经，唐太宗给予官方的支持，让他在长安条件最好的弘福寺译经，并派人协助。
玄奘深刻的认识到，在中国，皇权是高于教权的，“佛不自佛，唯王能兴”，想要佛教兴盛，必须争取皇权的支持。
玄奘将西行的见闻写成极有史料价值的《大唐西域记》，和几部译好的佛经献给唐太宗，并请求太宗为译经作序，太宗开始不允，经再三请求和多方努力，唐太宗终于答应，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亲笔御书《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度赞扬了玄奘的德行功业，太子李治读后有感，写了《述圣记》。
两文一出，佛教徒扬眉吐气，视其为佛教的“护身符”。
五、《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刻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长安大慈恩寺建成，这是太子李治为追念其母长孙皇后所建，任命玄奘为主持，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主导修建的大雁塔在寺内落成，用于安置玄奘西行取经所得佛经、造像等物，他在此译经，直到圆寂。
永徽四年（653年），序、记被刊刻上石，书法为楷书，书写者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同时是当朝宰相的褚遂良，石碑嵌在大雁塔南门的两侧，被称为《雁塔圣教序》，至今犹存。
弘福寺沙门怀仁苦心孤诣，花费二十四年的功夫，从王羲之书帖中集字，不惜一字千金，最终刻制成碑，称《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咸亨三年（672年），刊刻成碑，这也是中国第一通集字碑。
怀仁的集字碑不仅宣扬了佛法，更因为书法上的高超成就，成为后世行书的标准，人称“百代书法楷模”，石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碑历代拓[tà]本很多，但现在唐代拓[tà]本已不存，且石碑在宋元之际断裂，北宋《圣教序》拓本是存世最好的拓本。
六、王羲之的行书和《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行书，始创于汉代晚期，到东晋王羲之，行书技法达到巅峰。后世梁武帝、唐太宗的推崇，使王羲之成为我国的书圣。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书法极为推崇，他评论《晋书∙王羲之传》，说：“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yè]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zhù]龙蟠[pán]，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唐太宗还花自己的私房钱，收集王羲之的字帖，据说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随太宗葬于昭陵。
怀仁集王羲之字一方面是投皇室所好，为佛教的护身符增光添彩。另一方面他精心选择单字，摹刻精良，不失原貌，又努力排布，使之有章法，怀仁的苦心没有白费，《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一经问世，就大行其道，成为后世行书的楷模。
七、成也《圣教序》，毁也《圣教序》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对后世影响极大，人们学习行书多从此着手，但它反映的并不是王羲之行书的真面貌。
当代已无王羲之书法真迹留存，他存世的行草书大多是手札[zhá]（书信）和字条，但也是唐代之后的摹本了。
从这些字帖中可以看出王羲之潇洒自由的书风，他在书写这些手札时，无意为之，字体上行草兼用，时有连笔，单字经常欹[ qī ]侧，但字字之间相互照应，通篇生姿。
唐代是一个创造法度的朝代，一方面确立了楷书的法度，一方面通过《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厘清了行书的范围，但也正因为是集字，所选单字往往偏于中正，而且字字不连，章法上形成整齐的风格，不免失去了魏晋时肆意纵横的风范。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可作为习练行书的字库，但章法的练习还需要临写手札。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