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长沙
1955年初，父亲从解放军第68预备医院转业来到了长沙。相比父亲提前一年多转业的母亲，也跟着父亲到了长沙。我，就在长沙度过了我的第一个生日。当时，父亲在省卫生厅当秘书，母亲在长沙市结核病院当护士。我们家在省卫生厅大院的最后面，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除了四周是砖砌成的外，里面各家之间包括楼板，全都是木板的。隔音效果极差。整栋楼住了8户人家，要么男主人在卫生厅上班，要么是女主人在卫生厅工作。像我一般大的孩子有八九个，男孩子居多。
省卫生厅就在城北的北站路上，东边是火车北站，西边是湖南医学院附一院。从卫生厅旁边的小路往北，先是经过长沙市麻园岭完小，我和妹妹都是在这里小学毕业的。顺着路往左一拐，再经过湖南和平起义主要领导人程潜将军的公馆，就可以到绿树成荫的长沙市结核病院。妈妈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69年，在我父亲被下放湘潭县马家堰公社后，也被下放到了湘潭县一家乡镇卫生院。
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是“睦亚”。据父亲说，这是为了纪念“万隆会议”召开一周年而取的。意为亚洲和睦。而我现在的名字是“目亚”，原意已不复存在。印象中，是“文革”期间，户口登记混乱造成的，也就将错就错了。说到名字，外婆曾极力反对，说一个崽就（用带着宁乡味的长沙话讲）“莫（不）要”，那以后怎么办？老人自有老人的想法。
在我到长沙8个月后，我的妹妹出生了，那是1955年10月27日。父母给她取了一个据说是很洋的名字，带有苏联味，叫什么“契卡”。外婆又说话了，“一个女都不要，还‘去嘎’”。听了老人的话，父亲又把女儿的名字给改了。我在父亲的档案“干部履历表”上看到“家庭成员”一栏中这样写着：“女儿，10个月大，映拉”。至于现在的用名“米拉”什么时候改的就不得而知了。但依然是苏联味很重的名字。应该说，解放初期，特别是中苏友好的蜜月期，这是很普遍的。
听外婆说，小时候我很听话，什么时候醒来了，也不哭，躺在摇篮里自己玩。大一点了，还会自己爬起来，张着那双亮亮的眼睛到处看。刚好10个月，我就能走路，就能推着那辆竹制的婴儿手推车到处走。
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妹妹的相继到来，给家庭带来的欢乐只是短暂的。母亲常常半夜坐在床边低声哭泣，而父亲也变得沉默寡言。加之父亲爱打麻将，常常很晚才回，母亲为此常与父亲吵架。这一吵，就把我们兄妹俩吓得躲在一边，不知所措。个中原因，直到我懂事才明白。
那时，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父母带我们去看电影，我很喜欢看打仗的。当“八一”红星出现时，高兴得直拍小手。但对于儿童电影却更加喜欢，比如风靡一时的《宝葫芦的秘密》和《小铃铛》。只不过，这已经是我读三四年级的事了。但大多数时候电影好不好看，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主要是想到街上去玩一玩。当时还只有40来岁的外婆，从乡下来到长沙带我们。这一带便是十几年，直到将我们带大。因此，我对外婆的感情超过了我对公公（就是爷爷。南方这边的称呼。）的感情。
在我的印象中，公公因为父亲是所谓省里的大干部的缘故，有些看不起外婆。我则因为公公那老太爷的派头，甚至将大小便拉在冬天烤火的火缸里，搞得家里臭气熏天而不愿亲近他。1959年，公公在城里大搞动员回乡后不久，就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我正在机关大院门口玩，邮递员送来一封电报，做收发的龙伯伯让我赶快拿回家给爸爸看。接到电报的第二天，父亲就赶回韶山乡下去了。
我对娭毑（奶奶）则几乎没有印象。听父亲说，在我三岁的时候，曾带我回了一次老家，主要是给娭毑送孙子看。我的老家是韶山，在一个叫竹鸡塅的小村子里。离毛泽东主席的故居不远。说起来，谭家与毛家依稀还有点亲戚关系！只不过，相隔太远了。在我的天福堂伯家，我看到毛主席写给他家的亲笔信，被恭恭敬敬地用镜框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好像是大革命时，哪位前辈牺牲了，主席的信中给予了褒奖和慰问，只不过我已记不大清楚了。
小时候的我爱动，不管什么玩具到手，总是玩不了两天，就被我给拆烂，甚至连妹妹玩的娃娃也被我拆开。三岁多那年，有一天，我在楼下拉着一辆用竹子做的小孩推车玩。这种推车只有两个大轮子，长长的把手，有点像黄包车，外婆常常推着我在机关大院里转来转去。我很喜欢，所以能走路了，我就爱去推着玩。
这天，楼下一家人的保姆，不知什么原因，将一盆烧开的米汤放在楼下过道中间。当时我正推着车玩。往前推时，碰在了过道墙上推不动了，就往后退，一退就退到米汤盆前，随着惯性，一屁股就坐在了米汤里。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据外婆讲，当时我的屁股上就给烫出许多水泡，送到湖南医学院做急诊。后来，水泡化脓，再后来，屁股上挨了一刀。这是我第一次进手术室。我第二次进手术室，那已经是八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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