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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 卷四三七 杨生》则,言及其犬救杨氏两次:一次为濡水湿草不烧杨氏,一次为招呼路人救杨氏于井中。不过,其犬作为报酬给路人,后私自回杨氏,忠则忠矣,不义气。
犬之忠于主,世之多也。电影《甲午战争》,邓世昌之犬,殉葬邓氏,某观此时,嚎啕大哭。盖此类物种,忠于主者,全心全意。亦是旧时官僚自诩其忠之借喻“愿效犬马之劳”,其劳之大小不可论,然其忠于主人者,若犬、若马,良可赞也。
我国之国家政治制度,大约发源于家庭。比如周朝,分封诸王,而诸王又传之子孙。其家臣者,既是家人,又是臣民。《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程婴就是赵盾之家臣,二者分担慷慨赴义和从容就死之角色,成为忠于家主之典型。后世之《杨家将》、《呼家将》等等话本主角,皆是对国家忠心耿耿,对王朝赤心无比,对帝王言听计从。完全达到了太祖所谓“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可以与夫子之“万世师表”相并列,谓之为“万世完人”也。杨氏、呼氏就是帝王心目中的完人:有事出征打仗,战胜归国缴符,完完全全是一个工具人,只创造价值,不浪费一点粮食。
陶菊隐在《北洋军阀史》有言,“军阀最大的危险就是不能防止部下成为新的军阀”。此老颇有史识,说出了大军阀的苦衷。袁世凯总统后,对待老一辈北洋旧部下不放心,成立了模范团,自任团长,专门收取贫家之子,以为心腹。其团副陈宦,贫家之子,文化水平不高,自是忠心于袁氏。其训话曰“我们是大总统亲自培养的,将来之前途不可设想啊!”张伯驹《洪宪诗注》嘲笑其不学无术,或是陈宦故意为之——绛灌无文,随陆无武,古史书之忠心于者,多是无文之人。实际上,陈宦为县学生,上学拿国家补贴的—盖普通人之心理,无文之人心思简单也。然而,袁氏这次看走了眼:蔡锷起事,四川总督陈宦相应。袁世凯受此打击,一命呜呼。时北京有联嘲讽: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既指陈宦、陈树藩、汤芗铭。
陶先生说出了军阀之隐患,却不言其原因。与军阀,是物化其部下;与部下,是需求之变异。冯玉祥为官,其部下动辄得咎。韩复榘以十三太保之尊,尤是打骂不绝。其部下有言“无故鞭笞,必是好事”。言若是无故受责,是要升官之表现,诸同僚必置酒相贺。如是,其部下如在家得不到温暖之女子,外人一点温情,必叛家归其人。何况常凯申一口一个“向方兄”,,要钱有钱,要地有地。韩氏之叛,固也。而对于韩复榘,冯氏固有恩情,如同易中天所言“恩情是棒棒糖,吃了就没了;伤害是脸上的疤,一看就心痛”;随着韩氏地位之提高,其心理需求、物质需求也逐步提高。贵为师长,着布军装,穿茅草鞋,比之蒋军,呢子大衣、大皮靴,高下立见,何况酒肉随心所欲。西北军之规则,完全达不到韩氏之需求,不叛为何?
此例可知,欲求部下忠贞如犬者,妄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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