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五岁，在医院住院。母亲的的怒斥的声音从走廊穿过病房，让我有些尴尬。我知道那是母亲在要求给我换护士。母亲的言词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情绪激动导致声音比平时高了许多。我记得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但凡到了公众场合，母亲都会让我尽量保持静默，而现在她却像一头受了委屈的母狮，怒气中带有哽咽“我们来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病房，怎么能配给我们这么差的护士……”
母亲是一个温和的人，待人接物往往都是及有修养，我很少看见她对外人发脾气。而这一次她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实习护士在我满目疮痍的手背上扎了六七个孔，却仍然没有扎中血管。虚弱淡漠了我对疼痛的知觉，以至于我对母亲的愤怒感到莫名其妙。可是母亲却眼睁睁地看着实习护士一次次换针头，一次次用压脉带将我的手臂捆扎得更紧，一次次用力拍打我的手背，结果确是一次次扎不中血管。我回头却瞥见了母亲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而这位实习护士，一边猛拍我的手背，一边喃喃自语地挑剔“这手背肉呼呼的太不好扎针了”、“怎么这么多针眼”、“换另一只手看看”。她一次次下针，母亲的内心一次次颤抖，但是依然没有抱怨。因为她胸口的实习胸牌，让大家都觉得可以原谅，每个人都需要成长空间不是吗？而我的母亲却不能承受自己女儿担当小白鼠的牺牲。母亲终于忍不住心中的难受，一把推开实习护士，并跑到护士站要求换护士。
很久以后，再次和母亲提起她在医院失态的事情，母亲解释道：“那段时间，主治医生要时刻检测你血液中病毒情况，在你昏迷的时候每隔几天从你手肘窝取一管血，我看着都心疼死了。那天实习护士给你扎针又出现这种情况，我实在没忍住。要是这事搁我身上，我也就算了。”也就那一刻，我才理解母亲护子心切的“狭隘”。
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注定了我和母亲聚少离多。儿时对母亲最清晰的记忆莫过于每年暑假她来外婆家接我去桂林。对于远行，除了90年代的绿皮火车的喧嚣，就只剩下母亲的强悍了。那时候的小县城脏乱不堪而且毫无秩序，人多车少，车票更少，暑假伊始的列车拥堵可想而知，从村里赶往县城转乘火车十有八九没有车票可售。为上月台也只得翻墙而入。那时候在带着孩子挤火车的母亲几乎都一副剽悍之态，那时候经常都是上车补票，因为车站无票。那时候即使买到票，上面也是印着“无座”的字样。
记忆中的母亲总是一副高大魁梧的姿态，她一把将我抱起，一把将行李扛上另一肩头，在人头攒动的车厢里见缝插针般的穿梭，最终总是能为我觅得一处落脚之地。有时候为了占一个座位，她甚至抓住火车挺稳的机会直接把我从车窗塞进去占座。每次听到旁人说“这个女人真厉害”，我心中都充满了不悦。而母亲却由于成功占座而沾沾自喜。“总算有了个座位！”然后长长地舒了口气。
多年后，中国的铁路运输渐渐步入正轨，告别了挤破脑袋抢座位的岁月，某次同家人坐高铁出行，我提到小时候对母亲抢座位的记忆，并批评母亲为抢座位表面出来的强悍。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道：“我可没见过你妈和我一起坐火车干过这事。”他顿了顿，接着说：“我只记得有一次我们好不容易买了张坐票，结果她给一个孕妇让座，自己熬夜站了十几小时熬到了桂林。”我顿时无语凝噎。
我读高中的时候，身上的零花钱就比同学多出了好多倍，那时候我和表妹慧在县城读书，我们都有“钱不知道怎么花的烦恼”。一些年后才了解到留守长大的孩子，在家庭条件改善后都有这样的烦恼。那时候小县城能够像我和慧一样每次性购物花费上千的孩子并不多，服务员的热情让我的虚荣心得到大大的满足。
而我的母亲在我心里还是那种买把蔬菜都砍价的小妇人，凡是有买卖的地方，母亲砍价的精神都在。这种精神不仅在菜市场有用武之地，即便到了大商场，她发挥起来也是淋漓尽致。即便在综合商场这种明码标价的买卖场所，母亲也能在相中合适的衣服后，和装扮精致的女服务员讨价还价，甚至僵持到服务员给经理打电话请示我母亲砍价的要求。看到母亲“得逞”之后的笑容，我的尴尬癌直犯。印象中我家根本就不缺她砍下来的那点钱，我不喜欢她的“吝啬”，不喜欢她那种斤斤计较的精神，更不喜欢她那用钱的不爽快。
在“专卖店”、“一口价”还没有彻底普及的岁月里，母亲顶着“砍价高手”的桂冠，操持着一家人的衣食住行。而我却在心中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不会成为母亲那样的女人。”
而今大学已经毕业，正式步入“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当拿到第一份工资时才品尝到生活的不易，某次和男朋友逛菜市场，得知蒜苗十块一斤，我竟脱口而出“这么贵，能便宜一点不？”那口吻，那语气让我惊呆了。让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个暗暗发誓不要成为母亲那样的小女孩。
而今我依然保持着善良、谦让、甚至持有“不砍价”的“高姿态”，可是却也渐渐懂了母亲当年的“狭隘”、“强悍”、“吝啬”。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