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坐出租车，碰上一个很健谈的司机，他看我还是学生模样，就讲起他一个亲戚的女儿念书是如何如何用心，我顺着话茬聊下去，末了发现原来是我同班同学。他便问我现在在什么学校，念的什么专业。
我如实地应了，他忽地忿忿然说，其实真不大懂读文科有什么用，你看人家理工科的学生，学到的就是一门技术，可是文科生到底以后咋办呢？我也不太明白我这个亲戚的女儿，你说她辛辛苦苦三年高中，读了文科以后干啥好呢。他的痛心仿佛很真挚。
到达目的地后，我按照海门当地的规矩递给司机师傅一张十元纸币。他朝我呵呵笑了，一点点路而已，我都知道你是我亲戚家小孩的同学了，怎么可能要赚你的钱？
这件事我后来经常想起，起初只觉缘分妙不可言，这么多出租车驶过，我偏偏上了这一辆，偏偏碰到了同学的亲戚免费载我一程，有点儿乡村版卡萨布兰卡的味道。等我大学生涯过半，我才发现这就叫做司机师傅一语成谶，天机泄露哪：每当半个月三篇论文的DDL把我压到炸毛、狂背文学史的焦躁和对前辈才华望洋兴叹的自卑袭来时，我也很想回到几年前夏天填志愿的时刻，给自己的脑袋来一榔头。
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流行学奥数了，为了防止在起跑线上输太多，我妈也让我去学这玩意儿。傍晚放学后在实验楼的一个大教室里，每个班的优等生都在这正襟危坐，数学老师讲抽屉原理、鸡兔同笼和注水池漏水问题。我之所以现在还能记得这些名词，不是因为我学得好，而是我学了那么久只记得这几个名词，别的屁都不会。
在奥数班里，我们的座位是按照奥数试卷成绩来的，分数高的坐前面，低的坐后面，每周考一次试，每周都按成绩坐座位。老师骗我们说中学里就是这么排座位的，以此提高我们学习的姿势水平。
我是在其他同学已经学了一年后才进的这个奥数班，本来就很自卑，基础也不够，可想而知我整个学期都是牢底坐穿的老实样，一直在倒数两排开小差。很好笑的是，有一次测试有几道选择题，我什么也做不出就一顿乱选，结果都对了，竟然让我坐到了正数第二排，那一周我都活在梦里，老师还点名表扬我，说只要用心学就能有进步。
果然是高处不胜寒，回到倒数第二排后，我觉得安心了不少。其实我数学学得还是蛮好的，但只要一做到“奥赛”，我就懵圈儿，总之做垫底辣妹也是要强大心理素质的，最后有一次市里的培优考试，我成为全年级唯一一个没考及格的倒霉蛋，从那之后就没去过奥数班了。
有了这种惨痛经历，我对数学心生一种敬畏，加上初中的数学老师非常凶悍，我的数学课如同随时都想抱头鼠窜的现在进行时，一直延续到高中毕业。但今天要讲的倒不是数学，而是我的语文老师。刚上初中的时候我对语文很有幻想，总想把数学那边受的气在语文这儿挣回来，本来嘛，鲁迅当年就是改行写文章的。
第一节语文课，老师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硕士毕业生，新老师配新生的结果就是大眼瞪小眼，她让我们所有人轮流做自我介绍。同学里卧虎藏龙，第一个同学就说自己喜欢读《庄子》，我偷偷在心里想，啥是庄子？我怎么没听说过？半节课过去终于轮到我，当年的自我介绍真羞耻，肚子里没有什么高级货，只好就介绍自己的名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君是君子的君”，说完后无意中与坐我前边的男生对视了一眼，看到他朝我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很像老舍《茶馆》里宋恩子吴祥子的感觉。
剩下的时间就是老师串讲，我们很快发现她是个nl不分的外省人士，于是这成为所有人的新鲜事，整个教室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氛。也许是她的讲课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又也许是这很不地道的发音，久而久之她竟成为我们都不喜欢的老师，我的语文梦也在她的nl不分里破灭了。
多年后我回忆这两年的语文课，觉得碰上我们这群自视甚高的学生也是她的噩梦，平心而论，她是个挺负责的老师，而且应该很有学识。她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名家名评，我当年还在课本上工工整整地记着王国维的“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真正知道王国维是谁也是高一的事了，但那句话简直像“床前明月光”似的刻在脑子里。
很多文科生之所以偏科真不是因为文科学得多好，只是受数理化的阴影太深罢了。像我这样的，进了中学后除了语文外门门都是灾难，要不是我实在搞不懂有丝分裂、什么运动定律和有机化学，我也不会跑去背新旧三民主义和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但几乎所有人都把前者当做智商，把后者当做动动嘴皮子的事。
高二我选了文科，本来文理科的比例就合舆论的意味，我真觉得自己快成孤家寡人了。好一个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我终究变成鲁迅先生门下走狗，一个不懂琴棋酒、唯有《五年模拟三年高考》在手的六一书生，一个不问来生的陀思氏，一个没有天赋的弄墨子。
说起来也是因为高二时的语文老师教书很好，我绝望的心情渐渐抚平。有一段时间她让我们轮流做课前展示推荐喜欢的书，我那时正好在看加缪的《局外人》，被那种打了鸡血的西西弗斯精神迷得神魂颠倒，就做了这本书的推荐。与其说是《局外人》重燃了我的学习热情，不如说是语文老师的点评所为。随后，我们开始读起红楼，87版电视剧的宝黛读西厢变成记忆里一抹剪影，和文学之外的大部分生活相比，它也变成朱砂痣和白月光了。
高二快结束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去生宝宝了，我们这帮身世浮沉的文科生迎来了中学时代最后一位语文老师。
当命运的节点到来的那一刻，沉浸在生活里的人都是无意识的。我只记得那是期末考完了，大家用投影仪看着《僵尸世界大战》这部电影，快看完或是已看完的时分，新老师走进门和我们做了一会介绍，看起来是挺面善的女士。
谁知暑假还没过完，在一次暑期自习的时候，她亲切地把我叫出去，替我掖了掖短袖的衣领：我听说你是一个心思挺细腻，想法很多的女孩子。这便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不久后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她似乎很喜欢给人掖衣领，拍拍衣服上的灰尘，动作很轻柔，但不知怎的总让我想到港片里叼着雪茄的黑老大拎住小鸡仔领带的画面。
大学的这一学期在学现代文学，学到新文化运动和国语运动时，才知道“语文”这个词儿是从那时候的“国文”、经由30年代叶圣陶提出后才诞生的。我对语文这门中小学课程，增长的只是学年和学“历”，没有多少深刻的感情。何曾想到现在的义务教育有这么文艺的渊源。语文，讲得好是学问，甚至是人生，但很多教师讲的只是课。我曾经试图为自己这样的“低商”文科生寻找一点儿存在的道理，我想或许语文课比数理化的维度更广，就像钟子期和俞伯牙之间的气场那样，是高招无形的。然而实属谬论，就像语文老师不一定就比数学老师懂学生、懂生活一样。
确实，有太多很喜欢读庄子也很喜欢追求名利的人。有太多迷恋曾经风雅且以风雅为饰的人。有太多好像很会教书却不会教自己做人的人。
我最后一次见语文老师是高考填志愿那段时间，我去学校看各大高校的招生信息，在路上碰到骑着电瓶车和家长闲聊的她，她笑着问我准备去什么学校，我也笑着回答。当我走出校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终于走到了光明处。
我念中文系已经到第三个年头，对《无问西东》里那种战火纷飞下躲在土堆边诵读诗歌谈论文学的场面仅剩一个蒙太奇式的幻想，很多个凌晨在写论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西西弗斯，用一种缘木求鱼的方式在寻找自己。不知道“静坐听雨”这样的事儿在中国这片高校的热土上会不会真的上演，虽然在电影里这是属于物理系的“高山流水”了，但我觉得表现方式总还是很文学系的。
对整个当代而言，这不断延长也不断萎缩的前代似乎越来越是故纸堆的见证者了。我们走在时间里，也走在荒原上，只为了有一天在这荒原上忽然遇到一种“绝美”。我很想知道属于我的绝美之城是什么模样，也许只是一个戏法，人们造就它，只为了让自己的存在看上去不那么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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