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8年，距离大明王朝的灭亡只剩区区136年，明武宗朱厚照正花天酒地，挥霍着自己年轻的生命，一生三十年的旅途，他还有13年。而大太监刘瑾，其权势正如日中天，炙手可热。
就在这一年，贵州龙场，一个偏僻、阴晦、死气沉沉的地方，迸发了一道智慧之光——心学。
所谓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也许正因为龙场的极致混沌，才使它得以孕育极致清明的智慧。
阳明心学，中国哲学史上一颗独一无二的明珠。守仁数载从兵，数载格物，数载修道，数载炼佛，终于，在经历了人生的最低谷——下锦衣狱之后，龙场悟道，得宇宙之终极智慧。这一套良知之学，在明朝晚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培养出了如徐阶、黄宗羲等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此二人均间接师从阳明，为阳明再传弟子，以心学为指导思想）。而在后世，更是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形成“阳明学”，以之为指导，日本爆发了明治维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何等高道也！
先论阳明学之缘起。王阳明自称，他的学问直接脱胎于朱熹的格致之学，于佛道无关，于陆象山之心学亦无关。但事实上，阳明之学并非仅仅来自于朱熹那么简单。他的修佛、修道经历，亦成为其理论的主要来源。比如说，老子在道德经里曾经讲到：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要过分迷恋崇尚贤者，这样人民就不会互相争斗以求取“贤者”之名。这是朴素的众生平等之思想，但老子并没有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只是悲观地提倡“小国寡民”，使“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王阳明则吸取了其中的平等思想，更进一步地提出：
“人人心中自有个圣人。”
每个人都有良知，这良知使得每个人都是圣人，因此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没有阶级差异，自然“民不争”。
但王阳明为何单扭住朱熹而放弃佛道呢？我认为，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格致之学是当时的官方哲学，阳明想要使自己的学问光辉灿烂，须得傍附于朱熹。其二，阳明是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年轻时曾经看清楚佛道的局限：要人们舍弃本应是正常、天赋、真诚的亲情、友情、爱情。他认为这是极反人性的，因此对佛道一致持有排斥态度，自然不愿承认自己学问与它们的关系。其三，佛教枯禅，道教静坐，两者均为“彻底的无为”，要人们脱离现实，什么也不干，只是去追寻那所谓的彼岸、永生。而阳明的学问，是使人成圣的学问。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中国的哲学，“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要统一入世与出世，即成圣，必然是既有精神之健全安稳，又有挥斥方遒之才干。阳明亦然，故其不屑于佛道之枯坐之法，更不屑于与之为伍。
至于象山之学。王阳明认为，陆九渊提到“心即理”，已经触及心学之根本，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思考，而是止步于此，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论和相对应的理论，因此称其“太简”。
接下来论其理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首先，心即理。阳明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与宇宙心意相通，既然宇宙中有至高之理，那么人的心中，也有和宇宙一样的至高之理，这个理，被王阳明称为“良知”。良知就是宇宙的道理，它本来无善无恶，但却智慧至极，能分辨是非，洞察善恶，“无善无恶心之体”，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每个人心里都有相同的理，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圣人。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存在于宇宙，而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人生来就有知识，学习即是复习。这一“精神助产术”的理论与阳明学不谋而合。从这一意义上讲，阳明已然跻身大哲学家之列。
其次，知行合一。阳明认为，“一念发动便是行了”。这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点，心中产生了一个恶念，比如抢劫银行，尽管自己并没有去实行，但已经算是行恶了。因为一点小恶念的产生，如果不去祛除，千千万万个小恶念就会聚合起来，最终导致自己行恶。这样一看，一个恶念产生，不就是“行”了吗？第二点，心中有了一个善念，如果不去实行，那它就不算是善念。比如一个人有孝顺的想法，但如果不去切切实实地关照父母，不去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精神安稳，这根本不是孝顺，这个人也根本不知孝的道理。
这一理念可谓阳明学成为入世之学、实学的关键所在。王阳明借由此理，劝告众人不要有邪恶的念头，有好的想法就要去做，切莫纸上谈兵。真真正正切切实实实践知行合一的人，必然同时重视实践与理论，不是局限于空谈夸口，更不是虎头虎脑地实践而不去思考。在王阳明看来，知和行本是一体，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必然结果，二者是同一个过程。陶行知因要“重视实践”，从“知行”更名为“行知”，已经把知和行割裂来看了，未免有些肤浅。
第三，致良知。在这一条上，阳明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论。致良知同样有两方面的意思。其一，阳明强调，尽管人人都有良知，但有一部分人的良知已经被诸多恶念所蒙蔽了，因此要静坐反思，拂去良知上沾染的尘埃，这样才能使良知恢复到它知善知恶的本来面貌。其二，良知是宇宙至理，它能分清善恶是非，因此面对一件事时，良知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它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因为良知知善知恶，所以必定是正确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良知的判断应用到实事上，即“致（应用）”我的良知于万物之上。
阳明在天泉桥上，为其弟子留下了名垂青史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四句，即是对阳明心学的高度概括，包容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他一生全部哲学理念的浓缩。
1528年，王阳明病重将逝。在章江的一艘小船上，一众弟子围在气若游丝的王阳明身旁，无声地落着眼泪。江水一下一下地拍打着小船，更为船内增添了一份飘零的悲意。
弟子周积哽咽地问道：“老师有何遗言？”
船内静悄悄的，只有王阳明“咝咝”的呼吸声。
良久，阳明用他人生中最后一点力气，微笑了：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是啊，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哉！阳明者，真圣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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