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曾经是“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他们一起走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期，却在新东方上市前发生了兄弟内斗。
在多年的争吵以后，徐小平和王强离开了新东方，出去创办真格基金。电影《中国合伙人》讲述了他们三个的故事，导演请了来徐小平写第一版的剧本，里面有一句台词说：
“千万不要和丈母娘打麻将，
不要和想法比你多的女人上床，
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
01
1980年，俞敏洪复读了三年，超常发挥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开学第一次全班自我介绍，他讲着一口农村口音的普通话，王强忍不住吐槽说：“俞敏洪，能不能不要讲日语了？”
王强是俞敏洪的班长。他是当年的高考文科状元，进了北大担任学校广播站站长，成绩好又多才多艺，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1983年，徐小平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北大艺术团当老师，王强选上了他北大艺术团的团长，俞敏洪是北大艺术团的观众。
大学的时候没有人在意俞敏洪。他的成绩不好也没有社团活动，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朴实。每天帮寝室的同学打扫卫生，还给隔壁的王强打热水。有时候他忘了还会问他：“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热水？”
俞敏洪回忆说：“他们当时会和我做朋友，不是因为欣赏我，而是因为我人好。”而徐小平和王强也承认，他们对俞敏洪的调侃和嘲讽，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大学的时候他们都很想出国，徐小平是第一个出去的。1987年，徐小平申到了加拿大的音乐硕士，他卖了一本自己珍藏的《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典》，用来买飞加拿大的单程机票，剩下的钱请他们在学校西门吃火锅。
一年后，王强也跟着申到美国的计算机硕士。他调侃说：“那一届西语系50个人，49个人都出国了，只有老俞没出去。他也想出国，但是国外暂时不需要他。”
俞敏洪的签证被拒了三次，填的工作也没分配上。当时北大刚开始英语基础教育，从西语系扩大到所有专业都要学，老师的缺口很大，他就被留在了学校当讲师。
他还是想去美国读书，有一所大学给了他四分之三的奖学金，只需要交5000美元。但是当时留校的工资很低，他没有钱交学费。为了凑够学费，他只好去外面教英语培训班。
直到有一天，北大的广播里播报：“俞敏洪老师因私自在外授课，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现决定开除。”这个广播在学校了连播了三天，处分在公告栏里锁了一个多月。
1991年，俞敏洪带着遗憾离开了北大。那时候他如果不办英语培训班，就该回江阴老家了。他妈妈知道他被开除了，连夜坐火车来北京给他帮忙。
当时俞敏洪每天提着个浆糊桶，他妈妈也跟着他出去贴小广告，贴遍了海淀区大街小巷的电线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北大的人碰见他都嘲笑他是“个体户”。
刚开始没有学生报名，他就想办法开免费的讲座。他贴完了电线杆小广告，在中关村的违章建筑里等着，想着能有几十个人来就不错了。结果因为是免费的，来了两百个学生。
后面的学生听不清，他就站在一个垃圾桶上演讲。在北京的寒风里讲得群情激昂，学生听完免费讲座回去了，后来有的人拿着钱来报名他的托福班。
后来新东方逐步有了规模，俞敏洪找了广告员出去贴电线杆，结果被竞争对手打了。他只好放下读书人的清高，出去打交道请客喝酒，喝到他被送进了医院，醒过来哭着说“不干了”，哭完还是回去给学生上课。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电线杆就是他的互联网，垃圾桶就是他的互联网。这是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里，踏踏实实地打拼出中国的第一代企业。
02
1995年，新东方已经发展到一万个学生，俞敏洪也成了最早的千万富翁。当时新东方的员工都是他家人，他妈妈、他老婆、他姐夫等等，他想要招更优秀的人回来。
那年冬天他去了加拿大，在温哥华机场等了徐小平一个小时。当时徐小平在国外过得不好，他读完音乐硕士就失业了，想再读个博士竞争的又全是中国人。
徐小平在加拿大打过各种各样的零工，他给移民局做过咨询，给台湾餐厅洗过盘子，给披萨店送过外卖，“当时我每天想的就是，20美金的披萨，能不能给我2美金的小费。”
徐小平在机场接到俞敏洪，带着他去吃饭，结果在饭店附近绕了好几圈。俞敏洪问：“这里不都是车位吗？”徐小平说：“这里的停车费要10美金！我在找免费的车位。”
俞敏洪带了一万美金在路上花，想告诉大家在中国也能赚钱，邀请大家一起回国。而徐小平在加拿大失业了，混得穷困潦倒，听到新东方已经收入千万，就说要跟着一起回国。
俞敏洪离开了加拿大，去了美国找王强。当时王强已经读完了计算机硕士，找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工作。王强拿着7万美金的年薪，定居在新泽西的公寓。
王强带着俞敏洪在美国的校园里散步。路上有学生认出俞敏洪：“你是北京的俞老师吗？”王强心想，当年在北大哪有人认识俞敏洪，现在在美国倒是没有人认出自己。
俞敏洪告诉王强，他在北京办了新东方英语学校。王强之前看过一本书，讲的是上海的前进学校，创始人如何通过办学致富。王强甚至把这本书的细节过程都记了下来。他看着俞敏洪想着，这就是北京的前进学校吧。
王强开玩笑说：“老俞你还能办学呢？你不是被办学的对象吗？”但是在新泽西的公寓里，他请俞敏洪喝了点啤酒，然后认真地说：“我们来聊聊新东方的事情。”
当时俞敏洪有一点犹豫。他妈妈听说了王强想回国，也对他说：“你千万别把王强叫回来，你能管得住吗？”
徐小平先跟着俞敏洪回国了，俞敏洪把签证咨询业务交给他。徐小平刚回国的时候住在俞敏洪家，每天把白天吃的剩菜当夜宵，吃完了回办公室继续加班，他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乐。
徐小平也劝王强：“我们在北京做事挺好玩，但是我不觉得你敢于放弃现在的生活。”因为王强带他参观过自己的办公室，徐小平在他的公寓里洗完澡说：“我家水都是滴滴答答的，你这个水太大了，打在我身上都疼。”
当时王强已经厌倦了美国的生活，他故意刺激俞敏洪说：“你不同意我回来，我就在你对面开一所学校，名字就叫新西方，校长叫王强。”俞敏洪沉默了一会儿说：“就在新东方这个名字下面做吧。”
1996年王强回国，俞敏洪和徐小平买了束花去首都机场接他。王强刚接到花坐进车里就说：“老俞，今天我和小平一无所有。如果有一天我们做的比你好，你能接受吗？”
据徐小平的回忆说，但是车里的氛围很尴尬。俞敏洪沉默了片刻，说：“当然，让你们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好，老俞你记住今天这个话，”王强说，“这样我就可以一辈子跟着你了，你有这个心态就行。”
王强回国的时候，新东方的管理层都是俞敏洪的家人，俞敏洪的妈妈也是新东方的合伙人。这让在西方商业社会生活多年，相信公司制度的王强不能接受。
当时俞敏洪妈妈会在办公室里训俞敏洪，就像她在江阴老家训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一样。因为她辛苦培养他长大成人，他从来都不回嘴。
但是俞敏洪在心里也明白，他家人的文化水平和管理经验都不足，还要乱插手公司的人事，这样不利于长期发展，新招进来的老师也觉得很没尊严。
王强和徐小平就帮着俞敏洪在公司建立制度。王强首先推行的是会议室里禁烟。因为俞敏洪家里的人都抽烟，早年新东方开会都是烟雾缭绕。禁烟以后第一个违规罚款的，就是俞敏洪的妈妈。
“但是我不记得，是老俞他妈给的钱，还是老俞给的钱。”王强说。
在王强和徐小平的帮助下，新东方逐步完成了“去家族化”。但是这个过程很痛苦，俞敏洪给了老家的农民兄弟十万、二十万的遣散费，辞退了他们家的家族成员，但是也和他妈妈闹了很大的矛盾。
有天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在饭店吃饭，那家饭店也是俞敏洪妈妈开在学校附近的。他们刚聊到一半，就听到他妈妈在大堂里又哭又闹。王强说：“你能不能对你妈妈发一次火？以后她就不会这样了。”
俞敏洪站起来径直走到她面前，当着里里外外一大群人，在他妈妈面前跪下了。
03
2000年，新东方发展到“三驾马车”的合伙制。当时俞敏洪负责托福考试，徐小平负责签证咨询，王强负责英语口语。
他们各自分管一个领域，只是在同一个品牌下赚钱。最早这种松散的“合伙制”极大地激励了工作，那年新东方的学生人数发展到20万。
但是随着新东方的快速发展，这种“合伙制”也出现了问题。原来只有北京一所学校，发展到全国各地都有分校，上海和广州算谁的业绩？图书出版业务算谁的业绩？
俞敏洪不得不开始思考股份制改革。当时包括徐小平和王强在内，新东方共有11位小股东，每个人能分到多少股份，也是一个问题。
面对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每个人都有心态上的失衡。很多小股东原来的部门没了，新的部门还没有分到，就霸占着原来的地盘，带着自己的人闹起义。
一夜之间，徐小平站在了所有股东的对立面。徐小平不认同他的管理方法，连着发了很多条短信反对他，说“我就是要给他提折磨死他的建议”，也带着自己的员工闹起义。
开董事会的时候，徐小平和王强会不留情面地反驳俞敏洪的方案。但是当时中国也没几家股份制的公司，他们讨论不出结果的时候就吵，动不动一拍桌子就叫俞敏洪“农民”、“土鳖”。就像当年他妈妈在办公室里的争吵。
其实俞敏洪大可以说“新东方是我一个人干起来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知道自己是最后一根稻草。那段时间他总是在忍受：“把朋友请回来，本来是一起干事业的，结果事业干不成了，还天天吵架。”
每次开会吵完架，王强也觉得很难受。他说：“我在跟他对抗的时候，我心里有另一个我，我知道他有多么痛苦，但是我相信友情是有承受力的。”
2001年8月，王强给俞敏洪写了一封辞职信，开头是“尊敬的俞敏洪董事长”，俞敏洪一看就觉得不妙。徐小平知道他不会让王强离开，也跟着写辞职信，给俞敏洪施加压力。
徐小平在信上写：“为了对得起北大，对得起朋友。建议俞敏洪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出国进修留学，成为企业管理的新人。”
俞敏洪早年在管理上很优柔寡断，开除人都是让王强出面的。他还是挽留了王强，暂时地让出了董事长的位置。在后来的一年里，由王强为首的小股东轮流担任董事长。
一年以后，小股东都过足了董事长的瘾，但是新东方在管理上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把俞敏洪请了回来。俞敏洪重新回到了董事长的位置，开始学着把权力收回中央。
这样的内乱一直持续到2004年，新东方才逐步完成了股份制改革。那四年的时间里，俞敏洪一直辗转在利益和人情之中，搞得精疲力尽、狼狈不堪。他想要用美国严格的上市公司制度来管理内部。
2006年，新东方提交了在美国的上市申请。当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只有13家，都是中石油、中国移动等央企，新东方成为了第一家赴美上市的民营教育公司。
新东方上市的时候，咨询公司建议创始人要有55%的股权，但是俞敏洪给自己45%的股权，另外有10%的代持股份，用来吸引下一代管理者。徐小平和王强各有10%的股份，根据当时的股价，1%的股份约值3亿元。
上市以后，代持股份吸引来了下一代管理者。徐小平和王强也退出了核心的管理层，调到了新东方的发展研究院担任院长。
后来，俞敏洪觉得有点后悔上市。他说：“教育不可能每年扩张20%，你不能让北大每年扩招20%的学生，来证明自己是成功的。”徐小平连发很多条短信来批评他，说“你是思想上的倒退”。
徐小平主张快速扩张，而俞敏洪认为“资本求快，教育求稳”。他们还是在很多问题上有争吵，有次吵完架，徐小平把手机关机，没有去答应学生的讲座。
俞敏洪一个人讲完了全程，回公司召集所有的董事开会，讨论徐小平的去留问题。俞敏洪说：“扔下学生不管，触及了我的底线。”
王强说，那次投票很戏剧性。俞敏洪是大股东有一票否决权，但是他弃票了，交给所有小股东来决定。后来股东们全票通过，让徐小平离开董事会，连王强都投了赞成票。
会后王强追上徐小平，对他解释：“我投了同意你离开董事会的票，不是你不符合董事会的要求，是我们的朋友情谊要降降温，不然三驾马车就真的散伙了。”
徐小平能理解王强的说法，他们之间没有产生隔阂。徐小平苦笑着说：“俞敏洪终于学会了用制度来解决问题。”
离开新东方以后，徐小平经常做一个梦，他对俞敏洪说：“我梦见新东方这帮人在玩，我想跟你们一起玩，我追着你们，你们见到我就走了，不愿意跟我玩。”
徐小平说，他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俞敏洪没有回复，他又去新东方找他，但是俞敏洪还是沉默。后来，徐小平写信给他说：“我收回我当时的请求。”
04
2006年，徐小平离开了新东方。后来的几年他都在郁闷的情绪中，他看着新东方在发展，感觉那是一个他挥洒了青春的地方，但是已经与自己无关。
当时有新东方的学生回国找到徐小平，说希望他投资自己的创业公司。徐小平问：“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学生回答：“因为我当年也给过新东方钱。”
那年有一家公司上市了，是徐小平的朋友投的。那个朋友只投了20万，两年后公司上市翻了100倍。正是这个朋友，让徐小平有了做天使投资的想法。
徐小平取了个名字叫“真格基金”，找来王强一起合伙。当时王强也退出了新东方的管理层，但是还经常回去帮俞敏洪开讲座。
王强说：“小平，真格基金的成功必须要跳出新东方成功的影子。你不能背着‘新东方’三个含金量这么重的字来做真格的事情，你必须忘掉新东方，才能成就真格这两个字。”
但是他们不管走到哪里，还是经常想起俞敏洪。王强说：“不管他在业界是多么偶像级的人物，他在我们这里只有‘呕像’。我摆脱不了大学时候对他的印象，现在见面还是谈笑风生，讽刺挖苦。”
“可能这也是老俞痛苦的地方，在我们这里，他始终建立不起绝对的领导权。”王强说道。
2010年，俞敏洪打电话给王强，问他能不能考虑考虑，再回到新东方的董事会。
王强回答：“老俞，这十几年，你还没受够我的气。第一个我不想折磨你了，第二个通过折磨你也折磨我。我在新东方问心无愧做的所有事，几乎没有保留，挥洒了我十几年的才华和激情。我想现在就算了，我该休息了。”
后来，他们三个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2013年《中国合伙人》上映，王强一个人去电影院看完了，晚上睡不着一大早又去看了一遍，“边看边回想，我们当年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
电影里王强的角色有一句台词说：“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有人问王强怎么看这句话，他说：“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企业要做大，一定要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做。”
“但是前提是，友谊的野性一定要被程序的理性驯化。如果没有理性的驯化，友情是不足以支撑一家公司的正规化运营的，它一定会分崩离析。如果友情能被驯化，就会变成冷冰冰的理性之外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后来王强跟着徐小平创办真格基金，他们同样会有观点上的碰撞。徐小平说：“我会收到王强批评我的信，就像当年我给老俞写信批评他那样。这些信都是关于真格基金的探讨，有这样的合作者和互相批评的文化，公司才能坚定正确的战略方向。”
徐小平和王强的友谊已经被驯化，曾经的“三驾马车”也已经回不到当年。新东方的制度经历了家族制、合伙制、股份制，俞敏洪说下一步要发展成控股制。他和朋友盛希泰创办了洪泰基金，但是没有和徐小平合作。
有人问俞敏洪，未来他们三个人还会不会再合作？俞敏洪没有正面回答，笑着说：“三个人一起玩是好，但是要和不同的人玩，才会玩出不同的意思。”
徐小平和王强的心里装着很多话，他们会在采访中说对俞敏洪的感恩，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当面讲。他们还是每年见两三面，偶尔发消息给对方，但是也已经不再无话不谈。
王强说：“有一天我们三个都痴呆了，走在长城的脚下，周围没有人。我们看着彼此觉得怎么那么熟悉，一定一起做过什么事，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了。那是一直到生命的终点，都难以忘记的，对人生的影响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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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琰博老师：智盛股权研究院院长、全球知名演说家、投资人、国内著名股权投融资专家、首席股权架构师、股权激励专家、股权激励控制权安全标准制定者、商业系统架构师、上市辅导专家，畅销书《重新定义股权》与《股权激励白皮书》等15本书作者”，已成功帮助上万家企业转型升级、帮助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行业寡头，国内多所大学EMBA总裁班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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