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稿子没码完，照理说端着床桌去客厅也行，但隔天老婆总是睡过头，想必是会影响她的睡眠质量，就在24小时店里码文。和朋友聊到了大家都知道的倒霉孩子二审维持原判的事儿，常言道人不能自哀，这个不多说，我想起过去北方乡下的小电瓶车了。
小镇很小，公交车只有两路，一路和二路。若想到达两三公里外的学校，一般得骑自行车。母亲听我激动地说完下晚自习和同学激情竞速的事，面上纹丝不动，不久天冷了，开始打电瓶车送我上学。
电瓶车，就是用电的车，和摩托车一样，方形的蓬绷上两层塑料布，车舱暖和，比摩托车少些油味也少些噪音，在路上还能小睡一会。一趟两元，忙时炒到三五块钱也是有的。
被趁火打劫了好几次之后，母亲打听到她的旧时同学现在开电瓶车了，和几个家长商量好了把小车包了下来，每月交钱，每天两趟送我们几个上下学。
那时候我们在车上笑闹，吵架。小车的门栓不紧，有时候开得蛮快，门呼啦一声开了，我忍不住想象自己掉出去，在地上滚上几圈，血淋淋的样子，就大声尖叫，同学不把门关上绝不会停；同行的男孩很烦躁的样子，每次我叫起来，他就恶狠狠地说，"别关!就那么开着，我看她能嚷到什么时候!"
幸亏其他人没这么做，我爱面子，上次有人说"别安慰她，难道她还能哭一整节课吗"的时候，我确实整整哭到下课。一时眼泪干了，就琢磨点难过的事，促进泪腺分泌。我肯定会老老实实地嚷一路，叫他说不出话来。
人还是那些人，车还是那个车。有时候塑料布上给烫了个洞，就知道是喝多了的人坐车时烫着玩儿的。漏进来的一小绺风也挺冷，姨只能自认倒霉，自行破费，重新绷上塑料布。
渐渐地我们跟开车的姚姨熟络起来。她的孩子起初和我们同校，有时候不情不愿地搭她妈妈的车一起回。那时候她戴着口罩和帽子，进了车子也不摘。她妈催她，她闭上眼睛，说，"又不是什么大美人，有什么好看的。"
后来，小姚转学了，是姚姨安排的，花了不少，塞进另一所学校的尖子班里。和我们的学校，一个南一个北，所以再没见过小姚，然而姚姨天天讲小姚在新学校的事，比之前多很多，小姚虽然不再见我们，我们对小姚却是很熟悉了。
除了每天都说的，小姚的班级有多么好，老师有多么有资历之外，还经常听到小姚为了钱和姚姨斗智斗勇的故事。或许我听得没有想象得那么多吧，经常是母亲和姚姨同车时的闲聊，可是那些事总是让我想起，被时间包得一层一层，像北方冬天的小孩子一样越来越敦实了。
北校确实比南校好，寄宿生一般会选择南校，而镇子里有点钱和关系的，都挤在北校里。这让小姚转学的事变得复杂起来。
姚姨肯吃苦，又是懂生意的人，这种人多数是主张节俭的。她给小姚买衣服，往往都是从展销会上讲价讲下来的过时款式。这让她在南校成了同学取笑的对象。我去了南校的同学，现在和她同班，兴致勃勃地说到小姚，"天哪，那一身又不是皮又不是毛，说不清啥色儿，简直是国宝!"
另一方面，姚姨也很烦恼，为什么女儿不懂自己的苦心，费好大劲讲了最低价的衣服就不穿，她甚至从车舱里掏出一双鞋，举着，"看看这个!今年时兴款式，她就不穿!"据说为此还打了小姚。
听姚姨说话的时候，我不怎么讲话，听得入神，她希求回应的时候，却不会作答；好在她每天跑车，缺乏听众，人又是敞亮的，从不介怀。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我到底愿不愿意听，我得愣一会，然后艰难地直说，特别喜欢听；虽然听了窝心，却自找恶心似的，听得停不下来，回家没少和我妈一唱一和地说姚姨有多节省。
"你姚姨说，她们家吃羊脊梁羊尾巴，还有羊肝羊肺，县长都吃不了这么齐乎呢!"这句话，隔一阵子就在我家提到，一家子笑得喘不上气。你要问我有没有恶意，那我也说不上来，毕竟说人长短这事，很少有人能忍住不拿来娱乐"自己人"嘛。
总之，小姚在南校显然是过得水深火热了。
她继承了妈妈的本事，就是赚钱不嫌少。在学校里捡瓶子，竟然也攒了几十块钱下来。
很遗憾的是，和这条小姚新闻一起来的消息是，姚姨把那些钱没收了。
姚姨说起这件事，好像在鼠窝里挖出一麻袋粮食那么开心，绘声绘色的，但我想不起说了什么，可能心里为小姚难过吧。几十块钱，不能拿来买一件"体面"的衣衫了，它本是多少个瓶子，又是多少个白眼呢?
这是我们在姚姨口中听到的最后一个小姚故事。不久后，风声四起，据说电瓶车要被取缔了。
我爸爸觉得，电瓶车底盘轻，又没驾照，这一年里翻车的事故太多了，被取缔也没办法；我认为上学变成一件难事，这策可真坏；再也打不上两块的电瓶车了，有时候能碰见几个流窜的；相对来说打摩托车多点，一样的车舱车窗，闭着眼睛忍受油味儿和颠簸。
那阵子的车主很激动，经常主动讲起近来的策；有人说这全是收了钱的结果，是为了推广出租车的阴谋；有人说摩托车不取缔，摩托车重，应该还可以开。
终于有一天，策下来了，所有的小车都不让开了。
那一天据说有很多车主堵在府门前。姚姨说到这个，仍然是一贯的兴奋，像是因为车主们聚在一起，而感到了一些力量似的。
后来，电瓶车渐渐消失，我们改骑自行车了。
或许母亲说过姚姨的事情，姚姨在失去电瓶车之后做了些什么，可我单挑小姚的去听，别的都遗漏了。我去读高中，她读了卫校，一个月花两百块钱。这是姚姨很自豪的。"怎么能把人逼成这样呢?"母亲说到这里，忍不住嘬了两下牙花子。脸都皱到一起去。
当时没有想过的事情，渐渐浮现了，围着我转悠，让我无心再写稿。
我关心当年的车主们去了哪里、又去做了什么，有没有赚钱，也不过是出于卑猥的私心；事实简单，只因为我从坐电瓶车的，变成了开电瓶车的。
秦人不暇自哀，往后会不会有人，评论我们这一代，生不逢时?我只希望这话等我们死绝了再说，迟到的义不是义，是慈善大典上人手一条的丝带，用过即弃，纵然送到受难者手上，人家笑着换炭与你，也不够撑过寒冬。
如今的骑手们，骑着小车横冲直撞，听说同行让交警逮了，同情之余窃喜自己好运；无数电话销售每天纸上画饼，烧纸取暖，日复一日干着边赚钱边挨骂的活。
没人敢说自己过得难，怕惊扰了邻座，遭了呵斥，"我比你更难呢!"更何况还有人觉得，明明是上面不让干的事儿还非得干，活该被逮，早该牢底坐穿牢饭吃光。
姚姨从来不哀怨，或许她没有说。总之，我不敢去说。万一有好事者问我想哭闹到何时，那我便终生哭闹。
通篇写的是糟烂事，姚姨还是有她的高光时刻的。
"有人有门路，让我去澳--大利亚当保姆去，一个月起码六千!乖乖啊。但是我离不开小姚啊。那可是澳--大利亚!"
当面没说什么，母亲觉得她在吹牛。十余年过去，我认为这已经不重要。一个每天开电瓶车的人，或许都有一个最后想去的地方吧。不管是西方极乐，还是人间灯塔，又或者是我们共同的光明未来。总之，人是不能死在车上的。
更何况车能开多久，我们说了不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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