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汪精卫的“清共”行动
（1）
七月刚过，就有消息从外面传来，说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暴动，拉走张发奎一半多人马，这可把天戳了个窟窿。张发奎是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指挥着三个军近五万人。如今共产党把他的军队拉走了一半多，这天下又要乱了。
在市民们眼里，如今的国民政府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多灾多病不说，还不断被人遗弃。可不是吗？去年这个时候，这里还是北洋军统治的地盘，那时政府还在广州。到了年初，政府才迁到武汉，可是不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拉走了一半的人马，如今共产党又从张发奎处拉走一半人马。
这两次的一半就像一个健康的人被抽了两次血，难怪物价要飞涨，这可是天下又要大乱的征兆呀！于是就有人骂起共产党来，说那些叛军是共产党蛊惑的。当然，也有骂张发奎的，说他军队里早就有大量的共产党，这是他咎由自取。
共产党在武汉的几个月里没有给市民们带来什么好印象。当然，这些市民应该是那些有产阶级。他们认为共产党除了蛊惑民众起来罢工罢市和分有钱人的财产外，就没有别的本事，他们认为政府现在“清除共产党”真是大快人心。不然，工人就要到工厂主头上去拉屎，伙计就要到老板的房上去揭瓦了。
（2）
共产党在南昌暴动的消息越来越得到证实，这可以从警察到处抓人，兵士随地杀人看出了端倪。
在汉阳，军队和警察联合行动包围了汉阳钢铁厂所有的车间，然后拿着名单进去抓人，一旦有反抗者马上就地枪决。
有一个女人，提着篮子来给丈夫送饭，刚走进工厂大门就被盘问，原来她的丈夫就是共产党，根据“连坐法”应该一并治罪。女人一听，回头就跑，结果当场被打死。
接着，从工厂里抓出了几十个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被绳子缚住双臂，后颈上还插着牌子。这是早已预备好的，因为牌子上居然写着他们的名字。
这些人被带到工厂门口，然后要他们一字儿排开，再叫他们跪下，接着就是对他们执行枪决。接二连三的枪声后，地上顿时倒下去一大片，血慢慢渗出来，淌在了硬硬的水泥地上。
被就地枪决的人开始只是枪决，倒下去也就算完事了，但后来有人说这不行，还得示众，起杀一儆百的作用，于是就把枪决后的人头割下来挂在附近的门楼上或电线杆上。
与汉阳钢铁厂几乎同时遭到浩劫的，还有大冶钢铁厂、江岸车辆厂、扬子机器厂等。
（3）
在武昌，逮捕共产党人已经从工厂蔓延到了市区。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抓人，警笛声、奔跑声、呵斥声和噼里啪啦的枪声混成了一片。
学校里的学生也被逮了起来，特别是那些参加过游行示威的带头人，如果没有接到隐蔽通知却还在老地方呆着的，那肯定是被抓捕的猎获物。
几天后，报上、墙上，到处都有《悔过书》、《声明》之类的东西。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许多人，为了保命纷纷要求脱离共产党，其阵势不亚于当时加入的时候。开始悔过书还算详细，说自己曾经参加过共产党，那是因为有人蛊惑才误入歧途，现在向政府坦白悔过，愿意重新做人。但后来却极为简单，干脆只一句话，声明“×××脱离共产党”。还有更省事的，在别人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也算是脱离了。于是一连串名字的悔过书到处都是，到处可见。
别看这是一张小小的字片，它可是个宝贝。因为他不光是保命的附身符，同时也给那些告密者以迎头痛击，让他们根本就没机会去发挥自己的专长。
抓到的人中也要分几类。有的坚决不从，马上就被枪决；有的连呼冤枉，被缚住双臂推上了囚车；有的问什么答什么，既供出同伙，还供出谁说了管用。
执行抓捕的人是分几个阶段进行的。开始只是做做样子虚张声势，后来上面要求严了就动起真格来，再后来定了指标必须要抓捕多少这下就慌了神，所到之处不掘地三尺，是很难凑够的，这就让那些很像共产党的人尽量靠上了边。
在汉口，军警四处出动，在棚户区、闹市区、码头，到处都在抓人。
国民政府所在的中央大街，早已戒备森严。
站岗的已换成灰一色的军队，他们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4）
江汉关依然很繁华，时势的变迁好像与它无关。
早上尽管有雾，但码头附近的方位还是能辨别。
在面临江面的那块照壁上，“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已经不见了，只有“铲除蒋逆，誓死东征”的标语还在。
在码头的入口处，人越来越多了，关卡的盘查也开始了。
前两天，这里还只是几名穿黑衣的警察，而现在却增加了身着灰衣服的兵士。他们荷枪实弹分站在路口的两边，而警察却在附近走来走去，负责对来往行人的盘查、盘问和搜身等。
有一条小船在浓浓的晨雾里时隐时现，一会儿后靠了岸。
从船上下来一女一男两个人。女的齐耳短发，苗条身材，白衣黑裙，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虽不算漂亮，但也有几分清纯。男的身着灰色短袖夏布衫，短裤，凉鞋，提着一口藤箱，跟在女人后面，像是主仆关系。
刚一上岸，他们就被警察围了起来，然后例行检查。
警察们有的看他们拿出的证件，有的已蹲下身子去翻藤箱。
藤箱被打开，里面尽是女人穿的衣服，花花绿绿的，然后还有几本书。
男的点头哈腰，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了身边的警察。那个警察一看，上面写着“符福山，南洋驻汉口三教街古玩店经理跟班”。女的也把一张纸条递了过去，却是一张学校开的证明，上面写着：戚元德，武昌崇实中学地理教员。
警察翻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然后把手一摆，让他们过去。
接着，一艘大驳船又靠了岸，熙熙攘攘的人群从码头涌来。
警察们马上又紧张起来，他们开始大叫：“别慌，别慌，排队接受检查！”
（5）
突然，从人群中跑出两个人来，他们手里拿着枪，气势汹汹地冲着警察喊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把共产党放走了？”
另一个人也大叫：“刚才上岸的那两个人是共产党，快追！”
旁边的兵士一听，马上朝那两个人的方向看去。
那两个人已经离得很远，而且分别坐上了各自的黄包车。
兵士喊着：“站住，站住！”接着向黄包车奔去。
此时，黄包车已经奔驰而去，兵士们见追不上了，马上拉开枪栓往黄包车方向开起枪来。
枪声在清晨的雾霭里久久回荡，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紧紧揪着码头上每一个被检查人的心。因为这些人一听说正在抓共产党，都有些惊慌失措。
“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未追上人的兵士跑回了码头，然后问那两个持枪的报信者。一个说：“我们是三十五军政治部的，那男的我们认识，他姓符，是共产党在武昌农讲所的学员。”
“叫符福山，是吗？”检查证件那个警察马上接过话头问道。
“不对，他在农讲所时的名字叫符向东。”另一个便衣马上给予证实。
第三章：中共的“应对”方略
（1）
武汉三镇到处都在抓共产党，只有汉口江岸的租界一带没有动静。
在第三特别区，也就是原英租界，在天津路和合作路之间，有一幢四层楼的西式红色建筑沿马路一字儿排开。这里每天都进出许多人，对租界外抓捕共产党好像一概不知。
这座楼房是前两年才修建的，现在看起来还满簇新。楼房属砖混结构，三层正楼一层气屋，豪华气派。原来这是一家出租的公寓，英文写着：Dining Room，意思是吃饭的地方。后来为了方便，也就有人干脆就把它叫做“德林公寓”了。
这里居住的大多是在汉口做生意的有钱人，其中还有一些外国人。
现在，中共中央把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秘密迁到了这里。
时近黄昏，在一间卧室兼会客室的小屋子里，有几个人正在小声议论着。尽管是盛夏闷热的天地，尽管天快要黑了，但此屋的窗帘还是拉得很严。
汗水像滤网中的水滴不停地往下淌，几乎让屋里的人睁不开眼。即使有人手中扇着蒲扇，但只要停下来，就会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屋子里是沉闷的，同时又是炽热难耐的，但得到的消息却是清新而令人振奋的。因为南昌暴动成功的消息已经传来，使屋里的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已。
屋子里有一个外国人三个中国人。外国人高大但不魁梧，是新上任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中国人有两个戴着眼镜，他们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张太雷，另外那个高个子的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
几天前，大家还在一起开会议论南昌暴动的风险问题，所以派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追赶另一常委周恩来，要全权负责南昌暴动的周恩来见机行事。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南昌暴动成功的消息已经传来，这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
根据前几天加仑将军的分析，南昌暴动只能从张发奎的部队中拉出五千到八千人，这是经过对有绝对把握的部队的计算，所以大家对暴动是否成功是抱着很大顾虑的，再加上共产国际那份没有成功的把握就不能发动的电报，于是不得不派张国焘去叮嘱周恩来要慎重。可现在的事实是暴动成功了，而且在原来的估计中还多出了一万多人，这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2）
罗明纳兹在屋子里来回地转着圈，显然他也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所触及，尽管他当初对暴动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现在事实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因此他的态度也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他用俄语对瞿秋白和张太雷说：“我要向国际报告这里发生的一切。准确地说，应该是南昌发生的一切。看来中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到了穷途末路。南昌，我们已经看见了曙光！”
罗明纳兹是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人，与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是同乡。在所有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以往的国际代表，大都是阅历丰富且经历复杂的人，可他不是，他是一个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的新人，论年龄，只有二十九岁，说经历，几乎是直线形的。
十月革命胜利时他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来一直在机关做共青团工作。当然，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是不能单方面去看一个人的，既然斯大林派他来中国，肯定有一定的道理，也许他真有些过人之处。
罗明纳兹一到武汉，就马上投入工作。他是七月二十三日那天到达汉口的，在还没有见到前任代表鲍罗廷之前，他就马上召集中共临时中央的几个负责人开会，以快刀斩乱麻之势给中共中央以前的工作来了个彻底否定。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这间屋子，罗明纳兹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就直截了当地冲着懂俄语的瞿秋白喊道：“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由我全权负责。我是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错误的，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以后，由我来指导你们如何工作。”
那时，刚从庐山回来的瞿秋白一听这个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俄国人如此的狂言，心里就有些不愉快。罗明纳兹的话给瞿秋白的第一印象是狂妄自大，或者说，外国人在瞿秋白的眼里都有这种毛病。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致。
但是，目前大革命失败让谁也不痛快，这就像一个癌症患者，无论你用尽心机怎样去医治照料，但到头来病人还是死了，这时却有人说，你以前所做的努力完全是错的，这你能同意吗？
所以瞿秋白心里在发凉，继而又开始愤怒。但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做到那种表面上看来是谦恭和温文尔雅的表情。他不希望在第一次见面时双方就闹得很僵，因此心里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他觉得共产国际太不负责，怎么派这么一个“楞头青”来，见面就给对方增添不愉快。
（3）
几天之后，罗明纳兹的态度稍微有些改变。这可能是他见到前任代表鲍罗廷后，才逐渐了解到了中国的一些具体情况，才有所改变的缘故吧。
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归功于这位在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了几年的“老鲍”，他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兼外交家，不然罗明纳兹可能要像机器那样一直“转”下去，这就很危险，特别是在现在这种人心涣散之际，他那种不讲策略的“一刀切”方式，可能会导致与自己愿望相反的结果。
瞿秋白听到罗明纳兹要向国际报告南昌暴动成功之事，心里马上“激灵”了一下，这倒不是由于兴奋所致而产生的那种共鸣，而是增添了担心的成分。
国际，对于瞿秋白来说，那是至高无上的。这么大的事，如果不向国际报告，肯定是说不通，但此时向国际报告，是不是太早了一点，万一事出意外，这怎么办？
因此，瞿秋白对罗明纳兹的提议，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而是把话题转在另一个问题上。他用俄语对罗明纳兹说：“尊敬的代表先生，现在我们是不是该谈，紧急会议如何召开的问题了吧？”
罗明纳兹好像还沉浸在南昌暴动的成功之中，但一听瞿秋白的话还是马上反应了过来，而且愉快地说：“对的，现在是时候了！”
“《报告》由谁来写？”坐在一边的张太雷也用俄语问道。因为他曾担任过各种会议的秘书兼翻译，所以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于是马上就把它先提出来。
“这个《报告》还是我来写吧！”瞿秋白用汉语向张太雷说。
“不，这个《报告》由我来写！”罗明纳兹虽然不懂汉语，但他猜出了瞿秋白的话的大致意思，更准确地讲，他必须参与《报告》的起草，因为他要为共产国际负责，必须把国际的精神与路线，不折不扣地贯彻在《报告》中去，所以不管他们是什么意思，关于《报告》的起草，他必须争取主动。
罗明纳兹说：“这次会议必须以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为宗旨，然后号召中共党员，立即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赤色暴动。”
“这次会议陈独秀也参加吗？”张太雷用俄语问道。
瞿秋白听后马上想说什么，可罗明纳兹已经抢了先，他几乎是呵斥：“这次会议要宣布撤销陈独秀的职务，他本人没必要参加！”
瞿秋白听后，“腾”地站起来，把手中的扇子丢在了桌上，也在屋子里转起了圈。罗明纳兹什么都想占先的做法，已经让他忍无可忍，他是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说：“陈独秀还是个党员嘛，关于他问题的会议怎么就不让他参加呢？”
“是的，大革命失败了，这不应该是陈独秀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张太雷用俄语说。
罗明纳兹见他们二人都反对这个提议，只好拿出杀手锏来。平心而论，他也觉得这有些不妥，但这是政治，政治是无情的。在中国的大革命中，陈独秀究竟有多少错误多大错误？共产国际应该是知道的。
确切地说，不让陈独秀参加这个会议，是国际的指示，而国际又得遵从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的意见，所以准确地说，这是斯大林的指示。于是，他把口气放缓和了些，向瞿秋白和张太雷说：“关于陈独秀不参加会议，并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国际的意见，请你们谅解！”
“好吧，那就这样吧。事情已到这个地步，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瞿秋白无奈地摊开双手用俄语说。接着，他用汉语对张太雷说：“泰来兄去告诉罗迈，请他找好开会地址，我和这位罗明代表负责会议的《报告》。”
（4）
从码头奔来的两辆黄包车躲过了军警的追捕后跑进了租界。
他们一前一后，总保持着一段距离。如果不仔细看，他们和来往的各路黄包车没什么区别，因为都在大街上奔跑，谁能分清那是哪呀？但仔细一看，再稍加对比，就能断定这两辆黄包车有一点默契，因为它们的距离、速度和方向居然一致。
在俄租界三教街的一个巷子里，黄包车停了下来。
一个女人下了车，她付了钱后连头也不回就进了巷子。黄包车夫也鸣着号招徕顾客马上离开了这里。
一会儿后，第二辆黄包车也停在这里。
一个男人搬着藤箱下了车，付过钱后也进了巷子。
在一间不大而光线灰暗的屋子里，有几个人在窃窃私语。尽管是夏天，但他们没有打开窗帘，这就显得屋子里光线很暗，同时也很闷热。
一个人说：“南昌暴动的枪声已经打响，接下来我们湖北省委该实施《鄂南暴动计划》了。”
另一个说：“这是一项重要的行动，要和中央的计划一致。在行动之前，我们必须听中央的。”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又一个声音冒了出来：“听中央，听中央？如果还是那个姓陈的掌舵，我们都得上断头台。”
“听说中央已经改组，最近还得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大家不要在这里随便议论，还是谈谈我们的鄂南计划吧。”这是第一个说话人的声音。
此时，有人敲门，“咚咚咚”三下，特别有节奏的三下。
“九姐，你去开一下门，看是谁来了。”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对那女的说。
一会儿后，叫九姐的人带进来一男一女，并对叫他开门的人说：“罗书记，他们来了。”
这位罗书记马上站起来，然后迎着那男的问道：“向东，德峰怎样？他撤出来了吗？”
“还没有。德峰说，要找个适当的时候。要我们不要担心，他会有办法的。”叫向东的人平静地说，“这不？他把爱人先交给我‘带’回来了。”
“原来是元德嫂子，幸会幸会！”叫罗书记的人马上对那女的笑着打招呼。
这时，那位九姐马上叫道：“什么呀，人家还没结婚呢，叫嫂子是不是早了点？”
“哎哟，你看我这嘴，就是管不住自己。”罗书记诡秘地一笑。
进门的那女人马上说：“没关系的，看来你们都是德峰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帮助！”
原来，这里是中共湖北省委的机关联络点，刚才这几位是中共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叫罗书记的是省委书记罗亦农，叫九姐的是省委妇女部长向警予，另一个是农民部长任旭。此时组织部长陈乔年去了武昌，宣传部长郑超麟去了汉阳，军委书记董必武和工人部长项英因病请了假。不然，整个省委的班子成员也就齐了。
他们说的“德峰”是还在武汉市公安局任局长的吴德峰，由于国民党开始屠共，吴德峰在公安局还没撤出来，这让罗亦农非常担心，所以就派这个叫“向东”的人去武昌看看是怎么回事。这不，没把吴德峰本人带回来，却带来了他的未婚妻戚元德，也算是没白跑吧。
向东的本名叫符福山，字向东。由于要出去行动，他已改名为符向一，言外之意是向着一个方向奋斗。他本是广东省琼海县人，去年随北伐军进入武汉，因擅长农民运动，就被党组织留在了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市农民协会。
但是，现在国民党已彻底反共了，农民协会已经转入地下，因此符向一只得回到省委听候调遣。他刚进入省委，就被派往武昌去通知各级党组织立即隐蔽起来，同时还肩负着通知在武昌的中央级领导加强隐蔽。
向警予带着戚元德走了，屋子里只剩下罗亦农、任旭和符向一三人。这时，罗亦农问符向一：“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这两天，南昌暴动的消息把这些龟孙子给吓倒了，所以查得很严。本来都脱身了，可是被三十五军政治部的那两个家伙给认出来了，真晦气！不过，还是被我给甩掉了。”符向一说。
“看来，下次行动得化化装，否则就危险了。”任旭说。
（5）
“见到毛泽东了吗？”罗亦农问。
“没有，听说回湖南了。不过，请放心，你要我给他送的信已经送到。”符向一说。
“见到老头子了吗？”罗亦农又问。他所说的老头子，那是指陈独秀。
“也没见着。待我去南郊的那个工厂时，厂里已经没人。听说那里抓我们的人很厉害，他们刚一来见势头不对就又走了。”符向一说。
“该不会出问题吧？”罗亦农像是问符向一，又像是问自己。毕竟，陈独秀再有天大的错，他也是共产党的一面旗呀。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他还是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的父亲呢，所以罗亦农非常担心。
“不会的。”符向一肯定地回答道，“我已打听了，那个厂里几乎就没多少工人，至于我们的组织，有没有还不一定呢，所以我断定他不会被抓，肯定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但愿如此吧！”罗亦农说道，接着他把话锋一转，“向东同志，省委对你的农运工作很赏识，准备派你去鄂南工作，你有没有意见补充？”
“既然变了泥鳅就不怕泥糊眼，我没什么意见！”符向一坚定地回答道。
罗亦农高兴地说：“那好，我有事得先走一步，具体情况由任旭同志和你谈。”
这时，符向一才开始注意起剩下的任旭来。这是一个比他还年轻几岁的人，但脸却老是绷着，显得很严肃的样子。他说：“老符同志，省委受中央委托，搞了一个两湖暴动计划。为了和湘省呼应，我们鄂省的暴动首先确定在鄂南。由于你对鄂南地区比较熟悉，所以省委决定，派你到鄂南去工作，在短时期内拉起一支革命武装来。”
“好的，什么时候动身？”符向一聚精会神地听着，深恐漏掉了一个字。
任旭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他说：“省委的意思是要你先打前站，其他同志随后就到。别慌，我们得商量一下在什么地方下刀。”
说完，任旭随手从兜里掏出一张湖北省的地图。这是在租界内的华文书店里才有的那种五颜六色的地图。
任旭指着地图说：“这里是咸宁县，在它以南的通城、崇阳、通山又背靠幕阜山，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只要我们抓住咸宁再向南发展，就可以和湘赣相呼应。这里原来有我们的党组织，你到了那里，先把群众发动起来再说。”
任旭说完话后收起了地图，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包裹来：“我这里有两百块大洋，这是你的活动经费。到了那里，先去找当地的农民协会联系。由于到处都在反共杀人，农村中的土豪劣绅肯定也不会消停，所以你得想办法与当地的农运骨干联系上。你在那里工作过，这一点就用不着多说了。”
符向一接过银包，然后看着任旭说：“任部长，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的！”
任旭站起来伸出了手，他拍着符向一的肩头说：“好的，你走后，我们会陆续派干部来协助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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