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两天后这位中国的民主宪政先驱永远闭上了眼睛。宋教仁被刺杀案直接触发了所谓“二次革命”的爆发，而“二次革命”可谓是民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它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几乎扫荡殆尽。
一百多年过去了，有关于宋案的真相众说纷纭，但是由于袁世凯的称帝举动，尤其是孙文及国民党一方的武力上位，“宋教仁案”的元凶祸首被“无可置疑”地锁定在了袁世凯身上。
可是在近些年，经过张耀杰等一批历史学者的研究与发掘，有关于宋案的真相越发澄明，元凶开始指向宋教仁昔日的同盟会战友——脚踏黑白两道的帮会大佬、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身上。本次讲座是一场悬疑剧、推理剧，层层深入，剥茧抽丝，将带领大家踏上一次穿越历史迷雾的诱人旅程……
此次讲座仅代表演讲者本人的一家之言，历史的探究没有终极，因此该内容仅供群友们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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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周明河，接着上一讲的《宋教仁与中国宪政》，这一次我们所交流的主题是《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
【一】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简要地提到了宋教仁这位民主先驱的生平，如果要谈及宋教仁被刺一案，还要回溯到1912年10月，到1913年3月，宋教仁生命的这最后五个月的活动与形势，与他的被刺案及国民党的前途关系甚大。
国民党成立后，积极拉拢各类人物加入，党势由此大为扩张。因为国民党方面大多是带有反袁倾向的，所以袁世凯有鉴于此，便试图拉拢宋教仁，提出可以请宋担任内阁总理，但条件是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然而宋教仁不为所动，他指出：如果不把内阁全部改组，组成政党内阁，他决不参加（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政党内阁”的意思就是总理与全体阁员都基本来自同一个政党，这样便方便达成一致、行使职权。一旦国民党方面成功问鼎内阁，那么势必会造成作为总统的袁世凯方面的巨大掣肘。不过我们上一讲里也提到了，由于孙文等人把总统制又突然改为内阁制，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些总统制的要素，弄得这个体制成了畸形的一种非驴非马的制度安排）。
袁世凯这个人有实力也有能力，思想上也较为开明，是个很能办实事的人，在晚清民初办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务，比如改革中国旧军事、创立近代化新军；积极发展新型实业和农工商务，尤其是在直隶省成绩很大；大力兴办各种新式学堂，培养大批各种新式人才；积极推行法制改革，支持试办天津地方自治；裁撤八国联军都统衙门，收回列强在天津的部分特权；诸如此类，如果把整个北洋集团的功绩都算在一起的话，可能还要把东三省的建设也划归其中。可以说袁世凯是不折不扣的近代第一人。
但是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还没有开明到完全认同民主宪政理念，他头脑里最仰慕的也不过是当时的日本那种半立宪模式，他所习惯的也是官僚体制那一套，想把他的权力关进笼子是不容易的。不过可以理解的是，在民国初年，不仅有地方势力坐大及各种政治、社会乱象，也有边疆危机、财政危机，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政府来整合国家有限的资源并打击各种野心家，以保障国家的平稳运行——这就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挺袁的不少党派的初衷！
宋教仁当然也有他的想法，这就是以民主的形式来达成国家的团结，以政党责任内阁制来主导政府的运行——而欲达成这个目标，总统的人选当然不能是袁世凯这种强大的实权派，也不能是孙文那种喜欢专断独行之人。因此宋教仁开始初步设想以较为平庸的黎元洪作为总统，以自己作为总理，来为民国的民主政治打开一个良好的局面！大家不用怀疑宋教仁有什么野心，这只不过是民主政治下的政治热情而已，因为他并不是要做一个专制的总理，民意基础、民主方式才是他上台或者下台的依据！
袁世凯明白宋教仁的心思以后，就不太希望宋教仁出任总理了，因此当在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建议袁大总统成全宋教仁做总理的念头时，袁世凯于是委婉地拒绝道：“宋教仁人甚聪明，唯国际间之信望尚觉欠缺。”这一天是1912年的9月22号前后，说起来袁世凯这话也是实情，毕竟宋教仁才只有30岁，太年轻了。
但是当时的形势是袁世凯并不能一手遮天，最后还是得到国会选举时才能见分晓，而且政党对抗也不利于袁世凯集权。为了竭力拉拢宋教仁，袁世凯又使了两招对付英雄汉的惯技：1912年10月，宋教仁准备南下省亲，袁约见了宋，赠送给他一张50万元的支票，结果被宋拒绝；袁见宋身边没有一位照顾起居的人，于是便又给宋介绍了一位美女，但还是被宋教仁拒绝了。
官位、金钱和美色，这是袁世凯在官场上一贯行之有效的三大法宝，但是用在志行高洁的宋教仁身上都失效了。那么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怎么做呢？这里咱们先留个悬念。
在踏足家乡桃源及长沙等地以后，1913年1月30日宋教仁到达武汉。在湖北各地的交流及演讲中，宋教仁开始大肆抨击袁世凯政府的内政腐败、外交无能等种种情状，这可能就是想进一步拉拢黎元洪进而孤立袁世凯的举措，或者也是为国民党的上台争取民意。但是宋教仁的推戴黎元洪为新总统、以黄兴为副总统的意愿能够轻易达成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不但是袁世凯实力强大且属于众望所归，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是不可能完全支持宋教仁推黎的想法的——即便是国民党全体都支持宋教仁的想法，那么按照国民党当时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据的席位而言，也达不成法定人数。何况当时孙文、黄兴这两位国民党大佬都在表面上支持袁世凯主政。
1913年1月29日，日本情报人员宗方小太郎在就总统人选问题采访孙文时，孙就指出：“余个人相信袁乃最稳妥之人物，故第一期总统以举彼为得策。设袁若落选,则军队难于统驭,恐将成为大乱之阶。目前排斥袁世凯者,乃不懂我国事态之所为也。”我觉得以上可能的确是孙文的心里话。
宋教仁一心想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也许是显得有些过于积极了，但是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宋教仁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他“慎思明辨，富于分析力与判断力，对于问题，往往能视其大全，得其精要，他是一位极富理性、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所以他心里清楚短期内是不可能取代袁世凯的。当有媒体问及宋教仁有关总统问题时，宋教仁便“仍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以袁世凯为宜”，并表示：“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者唯一袁（世凯）”。不过对于政党内阁问题，宋教仁还是充满信心的。
可是令举国震惊的是，3月20日晚上10点40分左右，在上海火车站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当时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都在场，凶手向正在走向剪票处的宋教仁连开三枪，其中一枪击中了宋教仁的腰部。宋教仁很快被送到了医院，22日清晨这位年仅31岁的青年政治家永远闭上了眼睛，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临死之前，除了交代一些家事和鼓励同志们继续向前，宋教仁还特别请黄兴代为拟定了一封给袁世凯的电报，电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ju】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发给袁世凯的这封绝笔电报，体现出他最真诚的追求宪政的意愿，但是其中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呢？我是看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在宋教仁心里并没有觉得袁世凯是刺杀他的元凶，因为我们感受不到半点暗藏的抱怨或谴责的意思。
赵秉钧
【二】
但是问题来了，究竟是谁主使了这场对宋教仁的谋杀案呢？以孙文、黄兴等为代表的一帮国民党人都怀疑袁，至少他们表面上是认为元凶乃是袁世凯。不过也有像梁启超这样的中间派指出，这不过是原革命党人内部的一次权力倾轧！梁启超跟革命党人曾有不少过节，说实话他对于革命党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所以对他们也有一定的成见并经常采取反对立场。
袁世凯后来的称帝举动，尤其是话语权先后被国共两党所掌握以后，袁世凯就“无可置疑”地成了杀害宋教仁的元凶祸首（注意这个无可置疑是加了引号的）。过去我当然也相信这个结论，正如相信他们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一些东西，及至对袁世凯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后，我觉得老袁这个人虽然带有很重的传统官僚色彩，但是他格局大、实力强，也有志于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尤其是不可能针对宋教仁这种只讲光明竞争之人！
类似于我这种想法的人当然还有很多，这里结合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的一篇《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的文章，来摘要谈谈该问题：
第一点，1911年11月7日，袁世凯花了二万元收买了吴禄贞的部下马步周和其他几个军官，将正在酝酿反清（其实也在反袁）的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长期潜伏的革命党人吴禄贞刺杀。
据此便有人指出，既然袁世凯能杀吴禄贞也就能杀宋教仁。可是我们仔细来分析，1911年11月与1913年3月的政治形势，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且吴禄贞是一个握有枪杆子的军人，而宋教仁呢？蒋介石当年一定要置邓演达于死地，就是因为邓要跟蒋争夺一部分黄埔生，这就等于在挖老蒋的命根子！而对于那些没有武力的民主派，蒋介石也可以优容，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力——同样，宋教仁之于袁世凯也是一样的。
而且宋教仁也根本没有实力可以撼动袁世凯的地位，以老袁所掌握的实力和资源，要对付宋教仁也完全没必要走这样的极端；老袁可以轻松地让唐绍仪内阁倒台，就可以轻松地让宋教仁内阁再倒台。而且暗杀这种事情，搞不好还会弄自己一裤子大便，那个时候还怎么下台？而且堂堂一国元首去刺杀未来的内阁总理，这将是多么令人不齿且贻害无穷的事情？袁世凯能做出这种损害一世英名的事情吗？【先别提称帝的事情，那个还需要更为仔细的分析】
不像某些完全是破坏性的人物，应该说袁世凯是个富于建设性的人物，他还是比较爱才的，所交往的人中不乏各类精英。袁世凯从很早就非常欣赏宋教仁了，当然也有意愿将宋教仁拉拢过来，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心里应该还是非常爱惜这样的人才，所以当宋教仁死后谭人凤在北京试探时，袁世凯便非常惋惜地说道：“钝初，中国特出之人材也，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
第二，上海华界那是帮会大佬、以“精敏骁勇”著称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地盘，陈其美在上海的黑白两道都有深厚的人脉和关系网，连当地的报纸都不敢轻易批评他。尽管他此时已经不是沪军都督了，但是他的虎威和隐实力还在，用张耀杰老师的话说，就是陈其美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袁世凯这头“强龙”没必要一定要选择在上海实施没有把握的行刺。
在上海地区进行暗杀活动，首先是不容易下手，其次就是不容易逃脱，最后就容易被人抓个现形。以袁世凯这种智谋，难道他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吗？当然了，这方面的佐证还有很多，比如说当时老袁家的二公子袁克文正在上海与陈其美、应桂馨等人一起吃喝嫖赌，如果袁世凯丧心病狂到非要在上海暗杀宋教仁，他也断不至于把儿子撇到一边，既不通知也不加以保护，使其成为案发后国民党人手上的人质——当然了，这个袁克文在陈其美的重要谋士沈翔云的帮助下，还是在案发后躲过陈其美等人设下的险局而成功脱逃——这个有点惊险！（补充一点，这个沈翔云也算是袁克文的老朋友，是他当年在天津时的书画爱好者同道）
在袁克文的回忆录里，他说案发前的一次宴会上，陈其美询问宋教仁如何组织政党内阁，宋表示道：“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陈其美听后没有说话，但是在一旁的应桂馨当场掏出枪来骂道：“你这样做简直就是叛党，我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宋教仁面无惧色的说道：“死无惧，志不可夺！”最后应桂馨被人劝住了，双方不欢而散，这里宋教仁与陈其美、应桂馨等人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怎么看待政党的问题——宋教仁理解的“党”自然是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是“party”，而陈其美之流所理解的“党”，自然还是朋党、会党、死党之类的传统意义，是小人党。
几天以后，沈翔云跑来私下告诉袁克文说：“宋教仁要出事了！”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沈翔云便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袁克文作为袁世凯的次子，他的话可信吗？这个不好轻易判断，但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第三点，就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当时在宋教仁身边居然没有什么人来对他进行保护，连一个卫士都没有。一个即将组阁的大人物既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明令保护，也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实际保护，甚至没有得到本党力量的有效保护——这是非常蹊跷的。
因为还没有组阁，严格说起来中央政府并没有保护的责任，那么国民党方面还是有责任的，那毕竟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属于最高领导人了。国民党方面也有这个保驾护航的能力，比如他们曾经专门组织过护送队保护孙文从上海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还有很多怪异的事情，比如说车站警察也看不到踪影，案发现场也不是凶手能够轻易逃脱的那种，有些到实地探访的记者就感到非常吃惊……反正诸如此类，可谓疑点重重。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如果说袁世凯的确在案发之前对宋教仁被刺案毫不知情，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他手下的赵秉钧、洪述祖一类的人的擅自做主从而想达到邀功的目的呢，就像蒋经国时期发生的那起著名的“江南案”呢？下面我们再继续分析这个问题。
【三】
赵秉钧跟袁世凯是同岁的，原本是个苦孩子出身，早年间流浪时被一位好心人收养，后来他投军到了左宗棠的部队，参与了著名的西征行动。
在一次作战中，赵秉钧严重受伤，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别人前脚送他小妾，后脚他就给人送回去了。赵秉钧常年依靠抽大烟来维持生命，光绪末年朝廷坚决戒烟，慈禧念在老赵不抽就会死的地步，还专门对他网开一面。虽然被人称为“不学有术”，但是赵秉钧也念过几年私塾，书法也不错，虽然他参与西征时袁世凯还没有发迹，但是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以翰林奉旨做监军，赵秉钧这位河南老乡的精明强干给袁保恒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到1895年袁世凯开始小站练兵时，经袁保恒推荐，赵秉钧进入袁世凯幕中。
赵秉钧跟段祺瑞、冯国璋这些带兵的人不一样，他主要是钻研侦探与警察两个方面，独辟蹊径，开创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之滥觞，加上他为人处事很有心计，所以很受袁世凯的青睐。在帮助袁世凯向清廷施压的过程中，赵秉钧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作为袁世凯的功臣、心腹和同乡，老袁决定以总理的职位来酬谢赵秉钧，所以在1912年8月赵秉钧成为袁世凯政府的第三任内阁总理兼内务总长。
洪述祖是内务部秘书，他的确是收到了来自袁世凯与赵秉钧的指令，那就是“毁宋”。当时袁世凯还派出侦探每日侦察宋教仁的行踪，显然是有些不怀好意的。可是这个“毁”到底是要将宋教仁怎么个“毁”法呢？又是“毁”到什么程度呢？
袁世凯的意思其实是希望这些眼线搜集一下不利于宋教仁的证据，以便于在竞争时抛出来打击一下宋教仁的声望而已。后来洪述祖自己也解释说：“仅欲毁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宋案发生以后，洪述祖也根本没当个事儿，依然从北京的家中回到天津的家里，并且还要我行我素地陪同太太南下上海以操办女儿的婚姻大事，直到应桂馨于3月23日晚上被捕的消息传来之后，洪述祖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他就从天津躲到了青岛去。
这里就要说到宋教仁一案的最关键最核心的人物了，这个人不是袁世凯，不是赵秉钧、洪述祖，也不是孙文、陈其美等等，而正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这位应桂馨（又名应夔丞），他可谓是一个双面间谍。
应桂馨是浙江宁波府鄞（yin）县人，他的父亲因为在上海开石匠作坊发了财，所以严格说起来应桂馨还算是一个富二代。他曾经在家乡养了好多马，每日骑马试剑，是个浪荡公子哥的形象，因为一些事情还犯过众怒，结果惹上了官司。应桂馨是上海青帮“大”字辈的头目，陈其美可能也是青帮“大”字辈的一员，1908年秋天，陈其美受应桂馨的请托，便来到宁波试图帮着应桂馨翻案，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是陈其美通过致电浙江巡抚，给宁波知府施加了一些精神压力。有感于陈其美的仗义出手，应桂馨便与陈其美结为了反清同志，后来他便慢慢成为陈其美的得力帮手。
在革命过程中，应桂馨为陈其美做了很多事情，他也得到了陈其美的高度信任，所以陈其美后来做沪军都督时应桂馨便成了谍报科科长。1912年1月，孙文自上海启程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陈其美正是派遣了应桂馨等人专门组织了一支护送队以保证孙文的绝对安全。
那么应桂馨又是怎么跟洪述祖扯上关系的呢？这个又要从同盟会的外围革命团体——“共进会”说起。
这个共进会在武昌首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后来与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矛盾越来越大，也引起了内部的分裂，造成了张振武的被杀。因为部分共进会员在武昌想给黎元洪捣捣乱，结果因兵变遭到黎元洪通缉，这其中就包括了应桂馨。
帮会等江湖势力从明清时期开始在民间织出了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到民国时可谓是达到了顶峰，因为三教九流的人士中都不乏帮会中人，包括蒋介石这种军政最高首脑都有相当的江湖经历。其中青帮人员遍及社会各个角落，陈其美、应桂馨都是青帮大佬，巧合的是洪述祖也是青帮“大”字辈大佬；也许正是出于拉拢一部分共进会员到自己帐下效力的目的，所以袁世凯、赵秉钧便派出洪述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上海等地对包括共进会员在内的江湖秘密会党进行调查处理。
因为应桂馨特殊的身份，洪述祖于是在取得江苏都督程德全的首肯后，又回北京加紧活动，国务院便于1912年10月29日奉袁大总统令致电程德全：“准将应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嗣后该共进会如有不法，唯应夔丞是问。即由该都督责成担任，并酌予委用。”
当然，在此前后洪述祖已经与应桂馨取得了联系，通过通缉令的取消一事，洪述祖最终取得了应桂馨的输诚——至少是表面上的，1912年年底应桂馨去到北京逗留了一个月，期间还受到了袁世凯和赵秉钧的接见。如此一来应桂馨也就成了洪述祖安插在革命党人内部的一枚棋子——洪述祖是否信任应桂馨，其实也是个未知数，他不可能一点不了解应桂馨与陈其美等人的特殊关系，所以，如果是洪述祖真的想要谋杀宋教仁，恐怕他也不一定敢指使应桂馨这种上海国民党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双面间谍”！顶多真的就是要应桂馨搜集一些不利于宋教仁的情报罢了。
然而也许是应桂馨真的痛恨宋教仁这种“大公无党”的人，或者根本就是他想以刺宋向北京方面邀功，更甚者这就是陈其美利用应桂馨的特殊身份所使出的移花接木的妙招——不但去除了宋教仁这位“不讲情义”的老战友，也同时将脏水泼到了北京方面，在把局面搞乱以后正可浑水摸鱼！
1913年3月13日，应桂馨在给洪述祖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针对宋教仁的谋杀意向，他表示：“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怕大局必为扰乱。”宋教仁到上海以后，一度住在黄兴家里，应桂馨也在这时到过黄兴家，黄兴还把私存的60万公债中的50万元转到义丰银行的宋教仁账下，以作为其竞选内阁总理的活动经费；另外10万元黄兴则交给了应桂馨，作为联络江苏、浙江、徐州、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其实从严格的司法角度来说，黄兴也是有很大嫌疑的，当然这还要看证据的进一步的搜集情况。
这一天是3月12日，仅仅8天以后，宋教仁被刺案就发生了。案发后洪述祖没有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应桂馨也是一样的，他所表现出的同样是我行我素、若无其事的态度，不仅没有烧毁自己所搜集保存的涉案证据，反而把此前并不熟悉的、直接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给收留在自己家中——显然应桂馨是有恃无恐的。
刺杀了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及未来的国务总理，却丝毫没有慌乱表现，这种举动显然是不同寻常的，关键是他还身处陈其美的势力范围。
陈其美
【四】
下面再简单介绍一下陈其美的情况，因为马上就要牵涉到这位关键人物的出场了，如果大家对陈其美还没有一个最起码的了解的话，那么就很难理解他在宋教仁案前后的一系列举动。
陈其美于1878年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陈其美的祖父据说是一位热心公益的乡绅，他的父亲原本是一位秀才，但因为屡试不第不得不弃儒经商，在当地钱庄做些文案事务。1884年，陈其美的生母吴氏去世，1891年春他的父亲又因病去世，这位家中顶梁柱的丧失，顿时让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一落千丈。
其实还在陈其美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因为无力供养三个儿子同时读书，所以陈父便有意让作为二儿子的陈其美去学习商贾之道，以补助家中的经济。他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跟陈其美这家伙比较聪明、机警有关系吧，不过我觉得可能他的学习成绩应该也是三兄弟中最差的，不然没道理让他辍学。
总之到了陈其美父亲去世的几个月后，13岁的陈其美就到了石门县城一家百年老店里去做学徒，到1903年他离开时，共计做了12年学徒。在这个期间，陈其美学会了一套跟人打交道的本事，这对于他结交三教九流很有帮助；另外，他还把自己的字给练好了，这可算是他进入社会上层的一个辅助吧——比如杜月笙的字就不错，别人就不拿他作为纯粹的流氓看了（还有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赵秉钧，他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是字写得也不错，在传统的重视书法的社会里，应该说这种人还是比较受优待的，起码还可以帮人家题题字、写写春联）。
1902年冬天，陈其美的三弟陈其采结束了为期五年的留日生涯，以比较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三弟回国以后，给井底之蛙的二哥讲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已经当了十二年学徒的陈其美顿时觉得自己孤陋寡闻，所身处的天地非常狭窄，个人的前途渺茫，于是便萌发了异地改业、另谋出路的念头，1903年春，陈其美就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一个土包子突然到了一个充满诱惑的花花世界，我觉得最容易刺激的就是他的野心和膨胀的私欲，因为他觉得以前都是白活了。
在三弟的资助下，陈其美于1906年夏天东渡日本，开始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根据学习军事的三弟的建议，陈其美决定去学习警察（大家注意，这一点跟赵秉钧又很相似），于是到日本后陈其美便进入了东京警察学校第三班，直到1908年春回到上海。在就读期间，陈其美加入了同盟会，也开始萌生出反清革命思想。
自从回国以后，陈其美便开始奔走于上海、浙江、北京和天津等地，到处联络革命同志，同时也是结交三教九流（这里我要提到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那就是晚清时期北方非常有名的拳术家霍元甲，正是陈其美等人与霍元甲一起筹办了精武学校，并且打败了十几位前来挑衅的日本柔道会选手，结果引起日方的恼火，最后下毒毒杀了霍元甲。这样一来也让陈其美想要通过精武学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计划也泡汤了）。
陈其美主要的活动重点就在中西交错、鱼龙混杂的上海，他后来还做了《民立报》的特约记者，在中部同盟总会成立以后，具体的行动方面的事情就是陈其美等人担纲的【陈其美承认宋教仁的核心地位】。陈其美的生活可能是真的比较糜烂，或者说这也是结交江湖朋友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也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一种掩护吧，总之他整日出入于声色场所，让很多正人君子很不齿。
在武昌起义发生以后，有鉴于在上海起义的条件尚不成熟，陈其美便潜赴浙江，敦促浙江的革命党人起义响应。在后来所谓光复浙江、上海的起义活动中，应该说陈其美是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的，但是还没有大到排第一。比如说在光复上海的过程中，光复会的李燮和掌握了实力最强的军警力量，他也是最后解决问题的人，如果论功分权，那么这个沪军都督的宝座自然非李燮和莫属。但是陈其美方面积极力争，试图排挤和打压李燮和的力量，并且还进行了对李燮和的未遂暗杀——大家注意，这可能是陈其美所策划和实施的对革命党重要同志的第一次暗杀活动，尽管他没有成功，但是他却成功抢到了沪军都督的宝座。
1911年12月13日，也就是苏浙联军攻克南京后的第十一天，时任江苏都督府参谋次长兼北伐军临淮总司令部参谋长的陶骏保，被陈其美杀害于沪军都督府（当然这一次倒不是暗杀，不过陈其美真正想杀的其实是陶骏保的主官林述庆，只不过林述庆没有像陶骏保那样轻率地进入沪军都督府）。陈其美之所以要杀害这样一位功劳显赫的革命同志，主要是因为身为光复会成员的陶骏保与林述庆等人在攻打南京城的战斗中功勋卓著，并且掌握着苏浙联军中最为实力雄厚的一支军事力量，这支力量对陈其美以及同盟会方面的黄兴等人，在全国范围内夺取并掌握军政大权构成了威胁和障碍——这个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因为1910年光复会就正式跟同盟会分家了。
接下来就是陶成章被刺案了，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案子真正水落石出可能还是蒋介石出来亲自承认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至少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案发的当时人们并不能真正确定谁是凶手。这个陶成章也是光复会成员，而且还是光复会的副会长，实际上等于光复会革命军事力量的真正领导人（正会长章太炎只是一个文人而已）。陈其美与陶成章的矛盾分歧由来已久，还在1911年7月的时候，陈、陶二人坐在一起讨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合作问题，因为一言不合，陈其美居然掏出枪来要打陶成章，陶成章晓得陈其美的暗黑手段，结果一口气逃到了南洋（也就是东南亚一带）去避风头！
促使陈其美后来刺杀陶成章的原因，可能就是谁来继任浙江都督的问题，当然这还是同盟会与光复会尤其是陈其美于陶成章之间的权力争夺——只不过陈其美这个手段太黑而已！1912年1月14日，陶成章终于被陈其美手下盟弟蒋介石所收买的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枪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这里我想强调一句，从陈其美的这种做事风格来看，他既然敢去杀李燮和、陶骏保、陶成章等人，并且确实有这种暗杀政敌的实力，那么多出一个宋教仁来似乎也不是反常的事；而且人的思维一旦形成定式，那么行事的路径也容易产生依赖，屡屡使用暗杀手段也就不难理解的——当然，这里还是一种分析，并没有判定陈其美就是刺宋案的元凶祸首！
如果我们要追问陈其美可能暗杀宋教仁的动机何在，那么还应该从陈其美被迫离开督军都督一职说起。
在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期间，他当然也办了一些诸如禁止吸食鸦片、禁止赌博一类的事情，但是他本人并不具备多大的才能，再加上他的手下良莠不齐（不可否认像他的盟弟黄郛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大才，但黄郛对于陈其美的很多做法都不敢苟同，最后两个人有些渐行渐远），特别是陈其美所重用的那批会党头目，在辛亥革命后坐江山、挥霍享受的习气比较突出，所以弄得账目很不清楚，陈其美也整天为财政困难发愁。
在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以后，他的政治反对派们逼他下台的活动始终就没有停止过，这些人主要是上海绅商、江苏立宪派和北洋派。对于南北议和，陈其美本来就不太同意，他的野心很大，曾经提议在南方组织联军，兵分三路进行北伐，直捣北京而后已。
袁世凯大概也知道陈其美是个什么货色，尤其是不希望陈其美掌握地方军政实权，所以他后来任命陈其美为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其实这是一招调虎离山之计。但是陈其美没有就范，在1912年5、6月间，陈其美妄图发动一场兵变以武力驱逐江苏都督程德全，自己取而代之，结果倒程计划因走漏风声而宣告失败，陈其美在孤掌难鸣、计无所出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交卸沪军都督一职。到了7月间，袁世凯任命了一批都督，但其中没有沪军都督陈其美，接着江苏都督程德全奉袁大总统之命，由南京抵达上海，接收沪军都督府及其军队，沪军都督府最终被撤销，改为江苏都督行辕。
陈其美被迫辞去沪军都督一职后，可能有点心灰意冷了，原定计划是赴东西各国考察实业，袁世凯也千方百计希望这个不安分的家伙赶快出国——这里我倒是觉得，如果袁世凯真的想刺杀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的话，可能陈其美才是首选！
但是陈其美对于出国一直有些不情不愿，他开始在暗中进行联络活动，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进行翻盘。
接下来的事情咱们先按下不表，让我们再从宋教仁案发生以后说起吧。
【五】
话说1913年3月23日晚上9点钟左右，也就是宋教仁死亡后的一天多，有一个叫王阿发的人到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报案，举报有人曾经想要买通他去刺杀宋教仁。
这个王阿发自称是倒卖古董的，他说在宋教仁案发生前十天左右，有一个人拿着一张照片想要收买他去刺杀这个照片上的人，但被王阿发所拒绝。宋教仁的死讯传出以后，王阿发才猛然发现原来那张照片的人正是宋教仁。
就在王阿发报案前，实际上陈其美的党徒已经两次去巡捕房报案了，他们直接指控应桂馨就是刺宋的犯罪嫌疑人。王阿发报案后两个小时，应桂馨就被拘捕了，几天以后在一次庭审上，王阿发便指认应桂馨正是当初指使他刺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人。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就开始犯糊涂了：去杀一个人，又不是去杀猫杀狗，应桂馨怎么去随便找一个路人甲就敢干这种事情呢？何况宋教仁还不是一般人，那可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和未来最有希望当选国务总理的大人物啊？不是应桂馨脑残，就一定是这个线人王阿发有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对应桂馨、武士英实施抓捕的，并不是纯粹的独立的办案机关，按照现在的法律常识，即便是独立的办案机关，也应该遵循一系列的准则，以防止办案人员的不规范操作甚至是从中做手脚——当然，对于那个时代的办案机关，就不做那么严格的要求了。
而租界的巡捕却偏偏还是在陈其美所派遣的党徒陆惠生、吴乃文、王金发等人的协助之下，并且还从应桂馨家中以及上海电报局搜出了应桂馨与洪述祖、赵秉钧等人几乎所有的电报底稿；而可以理解的是，应桂馨发给陈其美的电报底稿却再也没有被提到过——就这样，陈其美与宋教仁案与应桂馨进行了看似巧妙的切割。
当然，我这里再强调一句，这个案子案情复杂、细节繁多，我只是简要叙述一下而已，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参考张耀杰老师的有关著作，尤其是《谁谋杀到了宋教仁？》与《喋血枭雄》两书。
下面继续陈说案情，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说吴乃文等人的犯罪嫌疑其实比应桂馨还要大，但是在抓捕应桂馨时他却又冲到了前面，在背后进行一手操纵的陈其美就是这样既选择性地抓捕了应桂馨和武士英，也同样选择性地放纵了吴乃文等人。另外，宋教仁案经过会审公堂连续七次的依法预审，巧妙地避开了原告、被告各方的当庭对质，比如已经被抓捕归案的应桂馨、武士英、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谋杀活动的陆惠生、吴乃文、王阿发等人，都拉到一起当庭对质，真相便不难大白。
如此一来，就使得这场并不十分复杂的谋杀案，变得久拖不决、疑窦丛生——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却展开了猛烈的舆论攻势，对袁世凯与赵秉钧等人实施道德上的妖魔化，为即将采取的违背程序正义的“二次革命”做好一定的宣传铺垫。
还有4月24日，谋杀罪嫌疑人武士英居然在监狱中离奇死亡，更有后来应桂馨居然成功越狱，这些类似的破绽也忒明显了，真是让人不敢恭维陈其美的智商——总而言之，上海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一个警察和司法可以进行独立办理宋教仁案的所在，何况当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及人们的法治观念也都不强。
在审理宋教仁被刺案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也体现出了当时国人的法治觉悟：话说应桂馨聘请过一个名叫杨景斌的代理律师，该律师曾经依法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提交了一份申诉函，其中主要提及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就是司法行政当局的违法处置，这件事主要是指武士英的离奇死亡；
第二是计划中要搞的那个特别法庭，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宋教仁本人的宪政理念，因为本案虽然关系重大，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暗杀事件，筹设所谓“特别法庭”，上升到政治高度，显然是破坏法治的举动；
第三就是依法查阅相关案卷并会见当事人，还要求授予应桂馨家人以合法探视权。
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时候那家宋教仁和陈其美都曾经任职的《民立报》突然像《环球S报》一样跳出来，它也不讲什么道理，居然对杨景斌律师破口大骂，题目就是《不要面皮之杨景斌》、《杨景斌真不要脸》、《杨景斌贻羞桑梓》之类的，这种“法盲表现”，这种试图煽动和绑架舆论的举动，是不是某些人做贼心虚的表现呢？如果应桂馨的犯罪证据真的确凿无疑，就更应该鼓励并且支持杨景斌的依法辩护，以便充分体现依法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应桂馨在内的所有个人的正当权利的立法精神。
还有就是传讯赵秉钧的问题，实际上在程序上还根本没有到那一步，所以赵秉钧表示了拒绝。传讯一个普通人也不能是随意的，何况是传讯一个远在两千里外的政府在职要员。虽然一个法庭敢于传讯国务总理是破天荒之举，但是他们又滥用了这种法制（非法治）的进步，使其成为政治争斗的工具。
【六】
宋教仁案发生的时候，孙文正在日本访问，3月27日他抵达上海，虽然他在公开表态中还是支持“一以法律为准绳”的“正当之手段”，并且对袁世凯还保持着真假难辨的低调的维护。但是在私底下，孙文已经开始在秘密谈话中表现出对袁世凯的高调否定，并且准备在南方另组政府与北京政府公开决裂，进而发动一场新的国内战争。
黄兴虽然表示要采取司法解决，不那么支持轻率动武，但是他在宋教仁一案中表现得非常消极，在宋教仁的追悼大会上，因病缺席的黄兴送来了一副挽联，上面写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作为宋教仁的挚友，黄兴任何的义愤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没有脑子的疑罪从有的口吻，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素质，他在其他方面的思维混乱和拙劣表现也都不是偶然的，尤其是没能及时制止孙文违背程序正义的“二次革命”的举动上。几年以后，谭人凤这位老战友还在书中痛斥黄兴是一个不足与谋的“竖子”，痛斥他的误国（谭人凤也批评孙文“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虽然谭人凤的评论也不见得多公道，但可见“雄而不英”的黄兴确实很让人失望。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政府向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一份善后大借款合同，涉及金额是两千五百万英镑。本来新政府接手的是一个百废待举、元气大伤的国度，财政非常困难，对外借款也是应有之义——临时政府初建时，饮鸩止渴的孙文也想以汉冶萍公司做抵押向日方借款，但因受到各方抵制而没有成功。
大借款合同的签订，对于因宋教仁案而义愤填膺的国民党人士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在他们看来，这可能就是袁世凯一派强化自身实力的表现。5月5日，国民党方面的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等发表联名通电，表示了对大借款的反对态度。袁世凯于是就跟这些人打起了电报战，试图说服对方，袁世凯还表示说：“请约同志数人联袂来京，调查正确，必有真知灼见，拨云雾而见青天者。”
在电报战中表现得理屈词穷的黄兴，一方面秘密派人前往湖北发动武装暴动，一方面派人与驻扎在山东兖州的保皇派军阀张勋秘密联络。5月15日，袁世凯根据陆军部呈文，下令取消了黄兴的上将军衔——这件事起因于什么呢？这件事就起因于北京方面破获的一个企图暗杀袁世凯的暗杀团，有暗杀团成员在秘密侦探的追踪下叛变自首，向地方检察厅举报，说是奉了团长黄兴的命令。
5月24日，上海的《时报》报道了袁世凯对于孙文、黄兴的个人看法，其中老袁向亲信梁士诒、段芝贵等指出：“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右又是捣乱，左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人未尝不能平之。”说完袁世凯还特别交代给梁士诒，说是让他把这话转告给国民党人，就说是他老袁说的。
5月29日，新组建的北京检察厅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唤居住在租界的黄兴，租界当局以北京检察厅证据不足为借口，把黄兴交保释放——北京中央政府与上海国民党方面借此事又开始大肆渲染造势，进一步激化了南方双方的对立情绪。
虽然有赵凤昌、张謇等人居中调和，还是宣告失败。6月24日，黎元洪破获了由孙、黄二人遥控指挥的秘密军事计划；29日，孙文从香港返回上海，与等候在上海的李烈钧等人会商大计。
当时民心思安，肯定是不愿意见到战火又起的，所以说“二次革命”根本没有民意支持。不要说拥袁的方面了，就是国民党方面的陈炯明等军政实力派（陈炯明此时已经取代胡汉民成为广东都督），也不愿意轻易跟袁世凯兵戎相见，一是法理上说不过去，二是也根本没有实力跟袁世凯抗衡。
不过在7月12日，李烈钧还是在江西湖口率先发动了所谓“二次革命”。对于袁世凯而言，国民党这帮人都是一些生瓜蛋子，何况也没有国内外的支持，所以轻易间就失败了。7月23日，袁世凯下令销去孙文的筹办全国铁路全权，上海工商总局依照袁世凯政府的要求，议决把黄兴、孙文、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等八人驱逐出租界。
【七】
以上就是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的大致来龙去脉了，当然还有许多需要补充的地方，下面会尽量补充一些的。
这里我们先说说这个宋教仁被刺与“二次革命”的影响，宋案发生于1913年3月，到第二年6月就发生了奥匈帝国费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激进青年枪杀的事件，两次暗杀事件，虽然性质上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宋案之于中国的影响与费迪南大公被刺案之于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可谓都是相当重大的。
我在本次讲座的主题介绍中已经提到了，“二次革命”可谓把辛亥革命辛辛苦苦积累下的一系列伟大成果扫荡殆尽，又重新开启了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所以在1922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老同盟会员、著名学者梁漱溟便批评道：“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宋教仁案不管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的，都应该先谋求司法渠道的解决，待法律途径走不通时进而才能是政治渠道，最下才是军事手段。然而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人舍弃了司法渠道，也就等于自动背弃了程序正义，从而走上了一条激进革命的不归路——当然，孙文比黄兴走得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文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祸首！
对于国民党方面的陈其美等人的行径，张耀杰老师批评道：“陈其美等人所习惯的是利用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改朝换代的神圣名义，自相矛盾地从事公天下、救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传统型暴力革命；而不是宋教仁所选择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路径。”
那么有人也许要问了：到底陈其美为什么要杀害宋教仁呢？张耀杰老师的分析是：“随着宪政民主制度的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陈其美等人连同他们所选择的革命道路，必将会退出历史舞台。对于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陈其美等人来说，最为便捷的就是杀害即将成为政党内阁总理的宋教仁，从而把整个中华民国捆绑到‘二次革命’的战车之上倒行逆施。”
这个分析应该说是点中了问题的核心，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可以补充，比如说陈其美这个野心勃勃且敢于冒险，他在宋教仁案前后其实掌握到了一支不小的力量，他自以为可以占据东南半壁进而北取中原。只是可惜此人一贯志大才疏，根本不可能在长江流域成气候，更别说远非袁世凯的对手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设计出这一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宋教仁谋杀案，确实体现出了陈其美一定的智谋。可以说，这也是一出苦肉计，应桂馨是黄盖，陈其美则是周瑜，不过这个周瑜严格说起来也不算太高明，只是将舆论蒙蔽于一时罢了。
1914年应桂馨跑到北京去特意招摇和邀功，反倒是袁世凯主持公道，直接将他干掉了，也算是替宋教仁报了仇（当然，从法律层面而言，应桂馨也还是犯罪嫌疑人罢了，除了正经的司法机关，其他任何人或组织没有权利对他宣判和执行死刑。袁世凯找人暗杀应桂馨，说起来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当初的局面都被孙文等人破坏掉了）。1916年玩火自焚的陈其美也被人还施彼身，不过主谋不一定就是袁世凯，毕竟陈其美的仇家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洪述祖大概是有点冤，最后竟在1919年被判处了绞刑，这台绞刑架据说是跟李大钊同一台。【洪述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此外还有1914年2月赵秉钧的离奇死亡，过去大家也一向认为这是袁世凯的杀人灭口之举，其实那也是一种有罪推定的结果而已。据张耀杰老师的考证(这个大概也是来自袁克文的一种说法)，赵秉钧的死亡可能是跟天津警察厅厅长杨敬林下毒有关，因为赵斥责过杨的不法行为。
那么有人或许又要问了：对于宋教仁案的发生，孙文事先是否知情呢？为什么他选择在那个时候去日本呢，是不是属于有心之举？在宋教仁案发生以后，宋教仁的日本友人北一辉便站出来试图追查真相，但后来却因事情牵涉日籍人士造成日本驻华时节担心影响帝国形象，而将北一辉赶回了国内；但是北一辉却坚持认为，宋教仁的死是袁世凯与孙文合谋的结果——他的这种独特观察倒是值得玩味。
说孙文就是杀宋的主谋，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阴谋论”的味道，因为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孙文就是真正主使杀宋的元凶。依据我的判断，老孙还没有精明到那种程度，他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个糊涂人，他大概也是上了陈其美的当罢了！陈其美百般抬举和拥护老孙，不过是拿他当一个幌子罢了，像老孙这种不注重发展嫡系军事力量的人，将来一旦革命成功，陈其美想要踢开他，还是轻而易举的。
孙文之所以要发动二次革命，固然是出于一种权力的失落，一种路径的依赖【端纳日记里还说孙文因为修铁路的事情花掉了100万两，但未见有一尺铁路修成，所以北京方面也在试图问责和起诉他这个“贪污犯”嫌疑人】。二次革命，说到底应该并不孙文深思谋虑的结果，只是他一贯的草率的、盲动的风格体现罢了，甚至真有可能是孙文为免于被起诉的一种狗急跳墙之举——可以说，孙文的一生就是草率的一生，就是盲动的一生，美国学者史扶邻认为孙文是一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我认为这都是客气的说法，孙文在我眼里其实就是一个“草率的革命家”，正是因为他的无知、狂热和草率，乃至于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恶果（关于孙文的无知，我在那篇《瘸腿的民主》里已经有所提及，这里我想再指出一点，就是孙文在常识方面的无知，把人家端纳的下巴都给惊掉了，这也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种境界了）。
在辛亥革命以前，黄兴是孙文所倚重的第一助手，自从二次革命到陈其美死的时候，陈其美又成了孙文眼中的“吾党唯一柱石”——对于信任和重用陈其美之流，也可见孙文此人不仅跟陈其美有些臭味相投，也毫无知人之明，内心确实是昏聩得可以——总之，我不认为孙文是蒋、耄一般老谋深算的权谋家，他只是喜欢盲动而已！
孙文的革命举动，所借重的很多都是会党分子，在宋教仁生前，就多次批评孙文的这种行径：依靠金钱主义收买会党和各类亡命之徒，希图侥幸成功。即便是真的成功了，那么将来怎么安置和应付这些人呢？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的局面生成，孙文又到处拉拢各类有奶就是娘的大小军阀，这样的举动其实是跟拉拢乌合之众的会党分子是一样的，正面作用不大，反面作用却不小——即便是后来孙文在苏俄的开导下开始发展自己的“党军”，其实那已经是列宁道路的翻版！假使孙文再多活几年，而且也侥幸北伐成功了，那么中国就可以按照他的设想发展、演变下去了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里面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是孙文这种简单的头脑不愿意去思考也恐怕思考不了的。
最后还是让我们再感慨一下吧，话说当年宋教仁与谭人凤在东京的时候，有一位谈星命的阴阳家给宋教仁算了一卦，称宋氏可以做“三十年太平宰辅”，还说“造物生才，既生之必相之，当不至于死也”。及至宋教仁死后，谭人凤追忆这段往事，不得不喟（kui）叹“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
百年一梦多感慨，宪政来兮复归去！我们就算不能从历史中找到开启未来的钥匙，但至少也应该吸取一些必要的经验教训，不然那些沉重的社会成本也算白白支付了。愿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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