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活着》一口气读了两遍，虽然是长篇小说，但字数的确不多，很轻松的就读完了。轻松是说读完这本书轻松，但我的心情却并不轻松，想必每一个读这本书的读者心情都是沉重而悲伤的吧。
小说的语言极其直白和朴素，也是所有读过的书中语言最平白的一本。如果拿这篇小说和张爱玲的小说比，那就好比一个是身着纯色手织布的乡下丫头，一个是穿着华美礼服的富家小姐。《活着》全篇几乎没有一个华丽的词藻，全是最简单、直接的叙述。但这也正符合主人公福贵的身份和语言特征，一个贫苦的中国老农民的话语。用如此无雕琢的语言，把故事讲的清楚而感人，在结构的组织上，情节的过渡上，作者是有着非常高超的技巧的。整个故事没有分章节，通篇一次性讲完，只有中间偶尔穿插现实中的福贵。每次的停顿，都只是因为福贵讲故事似乎讲累了，需要稍稍的歇口气。但那短暂的停留后，故事又继续讲起。
一个七十多岁的中国老农民一生的故事，从年轻时的荒诞，到家破人亡，最后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还有那头和他一样老的老牛。福贵的一生中，也包含了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所经历的所有战乱和荒唐，内战，土改，大跃进，大锅饭，文化大革命，还有那几乎从一而终的极端贫困。在这一次次的劫难中，他的亲人一个个相继死去，他这个最该死的人却活到了最后。是命运的无常，还是人生的不可捉摸，，仿佛个人是汪洋中飘零的一只小船，是无从抗拒那大风大浪，能做的只是忍耐和在命运的施舍下继续活着。
福贵死去的亲人，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根，个个是善良而可爱的好人，他们没有过一点的过错，留下的全是好和善，但这样不该死的好人却一个个死了。这和中国人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是相违背的。
但故事中的恶人却也是同样的命运，让福贵输掉所有家产的龙二，被枪毙了；简接害死了有庆的春生，自杀了。还是对个人命运无法把握的无奈和叹息。
所有人的死中，最让我噙着泪的是有庆，那样一个有个性的可爱的小男孩，却那样开心的走向了死亡。他的死对福贵遭成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读来简直身受同感。
故事中的每个人都在认真的生活，努力的挣扎，却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死神的眷顾。正如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挣扎着活着，有些人幸存下来了，有些人却挣扎着死去了。
余华在日文版的自序说写道
，有人问他：“为什么您的小说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
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
的确，在我的眼里，福贵是个幸存者。但作者正因为巧妙的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让他变成了活着的人。
这部小说里，除了对福贵的心理描写有一定量的笔墨外，对其它人的心理活动，鲜有多余的描述。这也是和外国小说很大不同，许多外国的小说，总是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如米德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试图要提示人性，人最深层的东西。但《活着》中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在被动的活着，被动的承受生活的一切苦难。这正如我们苦难的中国，还活在人的底层阶段，还没活到去发现个人心理最复杂的层次阶段。
看完小说，又去看了葛优主演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也许出于各种原因，做了很大的变动。如福贵生活的主要场地，从农村改为了城镇，有庆的死从因为给县长夫人输血，抽血而死，变为了被区长春生开的汽车砸倒墙压死。故事的结尾也让苦根活了下来，也许是因为观众看惯了故事美好的结尾，原著中惨酷的结尾怕不能被接受吧！葛优的形象还是很符合福贵的原形的，巩利演得家珍也好，还有凤霞的扮演者，也选择得很恰当。总体也不失为一部好电影，但比起书来，却好比是快餐，远远不能表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那种感觉，也缺少了故事的完整性。
最后，再引用余华在中文版自序中的一段话：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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