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当时的普遍看法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那一套，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是这个看法是有漏洞的。
你站在路边观察，连续有10辆路过的汽车都是白色的。你能因此下结论说，所有的汽车都是白色的吗？当然不能。100辆也不能。有限的观察永远不能得出普遍的结论。谁也不知道下一辆驶来的汽车是什么颜色的。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不是瞎搞事吗？科学家在实验室搞研究没什么问题。哲学家这是吹毛求疵，没事找事。科学家不用搭理这些无聊的质疑，继续在实验室里好好研究吧。
但哲学家这么质疑，并非没事找事，而是有着沉痛的现实感悟。这里就要说到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波普尔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他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二十多年。一位仰慕他的中国学者到学院访问时，想参观一下波普尔当年的办公室。他以为那里一定被建成了“波普尔纪念馆”什么的，没想到，伦敦经济学院把波普尔的办公室改成了厕所！这当然让人感到失望甚至难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正说明了波普尔贡献的重要性。他的理论已经具有了“基础性”，以至于人们反而把他忘了。
回到正题，波普尔为什么能挑战逻辑实证主义呢？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到底有什么错呢？波普尔自己说，我受够了到处都是的“证实”。
波普尔1902年出生在奥地利。他年轻时候的维也纳是欧洲的思想中心。各种学派繁荣一时。其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闪耀一时。可是，波普尔看弗洛伊德的理论，越看越别扭。为啥？因为精神分析理论好像可以解释所有事。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研究就是要去找证据。证据越充分，理论越可靠。但是，你看，到了精神分析理论这儿，一个人家庭关系紧张，是因为恋父情结。另一个人家庭关系和睦，也是因为恋父情结。怎么都说得通，好像都能解释，但是好像又都是贴哪儿哪儿灵的狗皮膏药。
波普尔意识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按照这个方法搞科学研究，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其他领域的人也打着科学的旗号，按照这个原则，那什么奇谈怪论都可能出台。科学越有话语权，什么才是可靠的知识这个问题，就越重要。要不然科学和其它领域的事，就没有清晰的边界。
这时期发生的另一件科学界大事，给波普尔重大启发，或者说重大刺激。那就是1919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日食实验。这个实验，具体的原理，你可以去听万维钢老师的《精英日课》第三季里面的介绍，我这里就不展开了。简单说就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发生一些现象。如果这个现象，能被观测到，那就证明相对论有解释力。如果这个现象不能被观测到，那就证明相对论是错的。1919年的这个实验，就是对相对论正确还是错误的一次大判决，所以整个世界都非常关注。
这件事怎么会刺激了波普尔呢？
波普尔惊讶地发现，和精神分析学派到处找证据去证实的做法相反，爱因斯坦找的是证伪，他主动提出了自己理论可能被推翻的情况，主动接受挑战。他设计的实验，不是只用来证实相对论的，还可以用来证伪相对论。波普尔称这种实验为“判决式实验”——直接判决理论对错的实验。
这种让理论主动接受挑战的勇气大大刺激了波普尔。受了这个刺激以后，他对精神分析学派“能够解释所有事，找越来越多的证据”的做法感到不耐烦。他意识到，如果你想给一个理论找证实的证据，总是能找到的。你想证明桌子底下藏着个外星人，也是能找到的。各种宗教的教徒不是一直在做这件事吗？看来，可证实性并不是科学的真正特征。科学的真正特征是可证伪性。
可证伪性，这个概念一旦提出来，不得了，科学哲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我们来看它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首先，这个理论重新划分了科学的边界和范围。
过去，大家都以为，可以证实的，就是科学的。但是，跳大神、算命也有凑巧蒙对的时候啊，它也算是有证据啊，这算不算科学呢？按照可证伪理论，这就不是。为啥？因为我没有办法证明你是错的。
举个例子就明白了。你说今天某一支股票上涨，是因为某个原因，比如是他们公司做了什么个管理创新。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你也会拿出各种证据和理论。但是，我没法证明你这个分析是错的，这就是不可证伪。这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结论，只是个猜测。
那什么是科学意义上的结论呢？就像爱因斯坦一样，你提出一个猜想，比如明天某支股票一定张，涨到多少多少，我们来验证它。这个就好办了，等明天看一下就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靠谱了。这就属于科学可以讨论的问题了。
用万维钢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说的话，什么叫“可证伪性”，就是冒了有可能出错的风险，对世界提出一定的预测，这样的理论才值得认真对待。所以“可证伪性”这个词儿更容易理解的说法，是“勇于承担责任的预测”。你看，这么一来，什么是科学是不是清楚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这个理论，重新给了一种真理观。
任何科学理论都可能错，只是暂时未被推翻而已。绝对真理从此不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有待被推翻的猜想。
不过说到这儿，我要提醒一句，波普尔的理论在哲学史上有一个名声，就是特别清晰好懂，但是论证过程极其艰深。我们这么短的节目，不可能仔细讨论。
我在读书的时候，这个理论给我最大的启发，其实还不是科学上的，而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求知。
你肯定听到过一种说法，说答案不重要，提出好问题才重要。这对于我们这些用大量考试训练出来的人来说，这个说法理解起来有点困难。明明我要的是答案啊，怎么说提出问题才重要呢？有了好问题，没有答案，我不还是困扰吗？
但是结合波普尔的这个理论，就好理解了。
第一，任何值得认真对待的答案，本身都是要接受质疑的，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终极答案。所以，纠结于有没有答案，其实价值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第二，真正有价值的，是你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什么类型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有预测性的猜想。只要它是可以被未来的某个事实证伪的，只要这个类型的问题一提出来，马上就价值连城。
比如，我想把这个《罗辑思维》节目做得越来越好，任何答案都没那么重要。因为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方法可以让我把这个节目做得越来越好。但是，如果我或者我的同事提出一个好问题，一个有预测性的猜想、一个可以证伪的猜想。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谈历史类的话题，用户的留言数量会不会提高呢？也就是用户是不是更愿意互动呢？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我马上就可以着手去实施，去搞一个判决式实验了。如果没有提高，那这个问题就被证伪了，我就要去找新的思路了，如果提高了，那我就知道了，我们用户是喜欢这类话题的。我可以尝试继续探索。
你看，是不是问题的价值大过答案的价值？
所以说，一个好问题在我们脑子里出现，这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出现实质性突破的信号啊。
好。波普尔的理论，就简单说到这儿。我还要提醒一句，这个理论，虽然是科学哲学历史上的里程碑，但是，它也面临着挑战。什么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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