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体系的层次说、支柱说与修辞流派的三个转向

                    20190227 闫安

    胡百精、高歌在《修辞流派对公共关系研究的弥合与拓展》一文中，概括提到了２０世纪修辞流派三个转向，即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的修辞学转向和修辞学的对话转向。

    这同样适用于养老金领域。典型如我国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和“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层次与支柱是两个语词具象。层次叠加，而支柱相对独立。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在语言运动中，不是表达着绝对主导言说，而是言说反过来建构了表达者的角色和地位。”伽达默尔更激进的认为“人以语言的形式拥有世界。”

    共识性的“（养老）体系”一词，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是不同系统组成的系统。自然界的体系遵循自然的法则，而人类社会的体系则要复杂得多。

养老金体系的层次说、支柱说与修辞流派的三个转向

    “层次说”和“支柱说”的语言修辞学语境分析，暴露出了各自周延和内涵的缺陷，正如修辞改变了语言形而上的孤立和隔绝，呈现出意义指向和传播共识。

    养老金层次说，定性明确，但层次关联和层次边界，模糊不清。养老金支柱说，用现实和发展看，远谈不上稳态结构和政策预期。——因为世界银行概念的三支柱也好，五支柱也罢。在我国都是“瘸腿支柱”。谈何社会意义上的保障体系之完善。至多是个预期，更非一厢情愿。

    引用CAFF5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所言“目前我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在提高个人养老保障水平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三支柱之间的结构严重失衡，其中第一支柱一枝独大，第二支柱是一个短板，第三支柱还只是一颗幼苗。这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较大，美国第一支柱占比10%，第二支柱占比61.9%，第三支柱占比28.1%，相比之下，截至2016年，我国第一支柱占比74%，第二支柱占比23.1%，第三支柱占比0.29%，第三支柱还很薄弱。”

    一个是未必与美国比较支柱的比例；一个是严重失衡的支柱还能叫“支柱”吗？

    无论层次说还是支柱说，都用了共同的“体系”来概括。语言的返仆为主，如索绪尔所言“依其（语言）内部结构来编码世界。”

    修辞流派对前述三个“转向”的响应与思想资源的转化，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主张———人文主义、意义中心、对话、认同与批判，将组织和公众视为平等的对话者，双方皆以主体身份诠释共同体，分享意义，共创价值。

    这同样应该是养老金“体系”内外的共识、目的、价值、意义所在。

    “体系”的政策语境，早在1991年《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国发【1991】33号) 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口众多且老龄化发展迅速的情况，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主要是对现行的制度办法进行调整、完善。

    ——这在“时空”及“组织与公众”等多维度语言主体定义上，进行了清晰的描述和刻画。这是对养老体系最好的主张和诠释。能够立体化和具象化。体现了修辞主张的主体、平等和共同的价值认同感。

    回过头再看养老金的“层次说”和“支柱说”。

    “层次说”，来自在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中，提出了要“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沿用了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一说。

    “支柱说”，来自世界银行1994年出版的《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首次提出公共养老金计划（第一支柱）、职业养老保险计划（第二支柱）和个人储蓄计划（第三支柱）“三支柱”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三支柱“至少”体现了国家（公共）、社会组织（企业）、公众（个人）三者之间的不同特性，能够体现“体系”内部的秩序和联系，及各自系统的特性。

    2005年，世界银行出版的《21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养老金制度改革国际比较》中，将三支柱扩展为五支柱：一是非缴费型的定额式养老金的国民养老金或社会养老金，以提供最低水平的保障；二是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与本人的收入水平不同程度地挂钩，旨在替代部分收入；三是强制性的个人储蓄账户，但各国建立形式可以各有不同；四是灵活多样的自愿型保险，如完全个人缴费型、雇主资助型、缴费确定型或待遇确定型，个人可自主决定是否参加以及缴费多少；五是非正规的保障形式，为家庭成员之间或代际之间对老年人在经济或非经济方面的援助，包括医疗和住房方面的资助。

    可见，层次说与支柱说的语词源流很清楚。层次说体现我国养老体系发展的“层累”发展特点，正如传统社会的互助共济，以及后来的“企业办社会”和养老多层次体系。而世界银行的支柱说，三支柱清晰易解。五支柱和多支柱，就是笼统并列归纳了。仅仅是概括。

    至于世界银行“五支柱”语言修辞的定义之间，互相矛盾。分别是缴费型、非缴费型、强制性、自愿型、非正规型。有点云遮雾罩、指鹿为马。既不符合古典哲学的认识方法论，也不能反映语言在形式符号与结构联系之间的统一性。

    就我国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而言，现状是结构严重失衡，呈现第一支柱“一枝独大”，第二支柱发展停滞，第三支柱正由试点走向全面普及发展的显著特点。其中，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据人社部官网数据，2016年、2017年全国企业年金参保企业数分别同比增长1.06%、5%；参保职工数分别同比增长0.39%、0.29%。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几乎没有增长，企业年金参与率几乎停滞，不再扩大。

    所以，说二三支柱算为补充，到更为恰当。如同盖房子，结构失衡情况下，如何“稳当”？政策意义上目的性的指向，不是美国这一世界最大养老金市场的比例理想化；也不是世界银行多支柱分离倾向和竞争关系。支柱定位基础上之间的联系、秩序到更为紧要和关键。

    咬文爵字和修辞流派的三个转向的结果与养老金体系的结论性概括，个人认为“建立我国多层次金字塔形养老体系”是个可选项。

    底层的为国家兜底层面的强制性公共养老金，塔基稳则塔身稳；中间层为职业养老金（由自愿、自主到自动加入）；上层为个人养老金。对比之下，“支柱说”有具象，无秩序，联系性模糊。

    类似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的修辞学转向和修辞学的对话转向，在“保险与保障”、“相互保险与商业保险”、“福利性与社会性”、“社会保险型与商业保险型”、“个人养老保险与个人养老金”等语言修辞环境中，更是广泛的存在。

    从传播学角度，正如巴赫金所言：“对话不一定走向某种确定的结果或结论，但它至少会许诺持续的倾听、表达、理解，只要对话得以发生和持续，超越的可能便一直存在。”

    前提是，不在于传播中心论或者学术理论意义上的观点主张，更多在于组织与公众的平等对话，和企图揭示具有共识性的长寿风险应对，在个体、社会、国家层面养老体系的“多层次金字塔型”秩序和联系的建构和实践上。

（埃及胡夫金字塔，建于公元前3700年，迄今已有5700多年的历史。大金字塔的斜面面积，与将高度当作一边的正方形的面积几乎完全相等。因为其斜面的面积为21500平方米，而这与将146. 5米的高度当作一边的正方形的面积竟几乎一致。

金字塔外形采用三角形的平面结构，而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几何结构。

再看大金字塔的三角面的高度，和底边周围的长度之间的比率，就出现了接近圆周率的值。亦即若画一个以高度为半径的圆，则其圆周就等于四个底边的长度。又若用底边的1/2除大金字塔的斜面长度(斜边距离)的话，就会出现0.618的黄金比率分割。自古希腊以来，黄金分割就被视为是最美丽的几何学比率，而广泛地用于神殿和雕刻中。但在比古希腊还早2000年以上所建的大金字塔，就已完全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