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做健康决策时愿意接受阴谋论，这样做的关键因素是基本不信任科学并对其感到幻灭的态度。相信阴谋论这一点也基本符合不信任科学的心理。这些发现对我们试图用来消灭阴谋论的常规手段有一些可怕的影响。正如乔利和道格拉斯这两位研究者指出的：
由于对阴谋论的信任一般是与对科学主张的不信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通过引用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的意见进行干预的做法也许也会遭到质疑。因此，尝试用此类手法进行干预也许对那些与一系列阴谋论主张都有共鸣的人不管用。
有鉴于此，只告诉人们真正的事实也能激化这个问题。譬如，如果某人既相信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和电休克疗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害的，又相信制药公司、政府和精神病学机构为了牟利而蓄意掩盖真相这种阴谋论，那么，让精神病学家——无论他们的声望有多高——向大众解释相关问题的实情，就等于给阴谋论者输送弹药。“又来了，”他们会这样对我们说，“一个通过开药获取既定经济利益的精神病学家在告诉你们这些药很安全。这人说的话一个字也别听。”
大多数接受制药公司酬金的精神病学家都会告知其他医生新型精神科药物的优点，并给出自己的理由，诸如：新药经过了严谨的科学研究，得出了有效的结果，不良副作用处于可以接受的水平；新药经过谨慎评议后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所以，干吗不为介绍新药收取报酬呢？医生们从制药公司收取金钱再谈论这些公司的药品的长处这个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药品一看就不安全，或者说正在酝酿什么阴谋。但是，即便是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冲突也足以令我们感到幻灭。雪上加霜的是，事实证明，尽管精神科药物确实对许多中度、重度病患很有帮助，但生产这些药品的制药公司有时会夸大其疗效，同时弱化其风险。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医疗卫生类阴谋论的反对者天然就令人生疑，所以他们必须让人无可指责，而且绝无一丝存在利益冲突的迹象；他们必须“一尘不染”。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与医疗卫生类阴谋论作战时有太多岌岌可危之处了。很不幸，阴谋论在劝阻人们做出救命的选择这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哈佛大学的劳拉·博加特和她的同事们证明，相信阴谋论是感染了HIV的非裔美国男性不服用医生开给他们的抗逆转录病毒处方药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阴谋论者指责科学家们不诚实，比如那些已经证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对治疗HIV感染者有效且必要的科学家。科学家一旦反击，只会面临新的指控，即他们表现得一如既往，支持的是别人付钱让他们支持的观点，而不一定是科学上可靠的观点。围绕着艾滋病相关的科学否定论，逐渐产生了一个将没有价值的民间药方卖给HIV感染者的暴利产业，但指出这一事实的人基本上都是科学家和医生，他们是会从成熟的大型企业，如制药厂，获取报酬的。尽管像治疗HIV感染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样的事物显然有利有弊，但媒体总是把这种情况描绘得仿佛是科学家们在进行一场合理的科学辩论。彼得·迪斯贝格这样一位热忱的HIV否定论者在媒体上的影响力和一位科学家的影响力是一样的，而后者主张HIV是艾滋病的病因，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是经过医学证实的治疗手段。迪斯贝格可以指控反对他的专家接受了生产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制药厂的赞助，因此专家说的任何话都没有丝毫价值。劳拉·博加特研究中的那些人读到这些事时肯定很想知道究竟哪一方是对的，而那些已经倾向于相信阴谋论又不信任科学的人则倾向于做出危险的决定，即停止服药。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