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冷的一个冬天

一

2013年的冬天是我有史以来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

我们在北方那个偏远小城市的景区做的工程，终于等到政府最终审核结算，没想到审计下来被砍掉了报过去的大部分工程量。

新换届的政府班子一上台，毫不讲道理的把以前的工程决算全部推翻重新来过，每个供应商都被砍得七零八落，血本无归。

不甘心的供应商们齐聚这个小城，大家都想努力多争取回来一些。我也由深圳赶到那里，到政府审计部门去和他们交涉，拿出决算表，逐项给他们解释、计算。

但在新任市长的授意之下，审计师们明知有好多项目计算不合理，但也只能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根本不怎么理你。

我眼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在争取无望的情况下，绝望的顺着墙面滑坐到审计室的墙根，咧开嘴失声痛哭。

我默默的递过去一包纸巾，转身离开这间使人伤心欲绝的办公室，懵懂的走到街上。

昨天刚下过大雪，积雪有一扎多厚，马路上的雪被车撵人走的压成了一层溜滑的冰，公交车根本刹不住闸，只敢龟速的在冰上滑行，到站后也无法停下来，人们只能在滑动的车敞开的车门里小心的上下。街上的行人，不断被滑到摔得四脚朝天，走一路听一路peng、peng的摔跤声和“喔、啊”的叫喊声。

这天室外气温低至零下30多度，满天悬着亮晶晶的比毛发还细的短丝，在阳光照耀下反射着金光，看得见，却抓不到。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当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物种。好久以后才明白，这是因为气温太低，空气中的水蒸气被冻成了冰丝。

我跌跌撞撞地走着，不断地被滑倒、爬起来，再滑倒、再爬起来。等回到酒店的房间时，浑身都被摔得生痛，但比身体更痛的是心。

房间里的暖气片摸起来很热，但室内温度并不高，窗户玻璃上冻了一层厚厚的冰花，两层玻璃都挡不住室外的严寒，一靠近窗户就会感觉到冰冷的气息。

我把圈椅放到暖气片对面，棉被铺到圈椅里，坐进去用棉被把自己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脚抬高搭到暖气片上。这样烤了一会儿，身上才感觉到有了一点儿暖意。

第二天早上，路面已经连夜被铺了一次薄薄的沙子。这个小城处在茫茫的戈壁滩中间，最不缺的就是沙和碎石。

有了沙子的路面，人和车走上去不会打滑了，汽车也敢稍微加点速度。人也可以迈开腿走路，很少再看见被摔倒的。

一上班，供应商们又不约而同的来到审计室，审计师拿出他们打印好的决算表和合同，一一发给我们：“这是昨天和你们算好的金额。签了字，这个月内就会把余款转给你们。如果不签，款就先放着。”

供应商们一下炸了锅，纷纷嚷着要去找市长。审计师说：“市长去南方出差了，半个月以后才能回来。”

二

不甘心的供应商们一起跑去市政府，要求见市长或市委书记。

市长出差了，市委书记避而不见，耗到下午，才有工作人员出面，说决算意见是市委的决定，任何个人也更改不了，找谁都没用。

一些金额不大的供应商先行离开，剩下的继续等在政府大厅。

我早上和中午都没吃饭，到晚上实在熬不住了，就找了个干净的饭馆，要了两盘菜，一小瓶白酒，一壶茶。

吃完喝完，身上感觉不那么冷了。我晕晕乎乎的晃到了刘局家里。

刘局是景区开发总指挥，我和他们夫妻已认识多年，关系很好，承接这里的工程也是通过他的关系。

工程已经结束了几个月，早已验收交工，结算资料也早报过来，他们局里已经做了初步决算审计，但刘局一直拖着不给付款。

他说刚来的市长把整个工程的决算都给压下来了，要市政府出面组织人员审计，以政府的为准，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

进到刘局豪华温暖的家里，我默默地坐在宽大柔软的沙发上面，刘局的夫人娟姐从二楼下来陪坐在我旁边，她指使小保姆给我泡了杯茶，端上来几盘干果和水果。

我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想说，刘局叹了口气，也没说话。

娟姐边削苹果边同情地问我：“这次是不是给审得本都保不住了？”

我独自一人在这寒冷的天气里，已经奔波了两天，睡不着吃不下，疲劳至极。听到这关切的声音，一股热血冲上头顶，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出来，我忍着不发出声音，只觉得喉咙里上不来气，堵得我无法呼吸。

娟姐赶忙用力拍我后背，另一只手扯过纸巾塞到我手里。

等我平息下来，娟姐对着刘局愤愤地说：“你们太坑人，太不讲理了！”

刘局委屈的辩解：“我也不想这么做啊，市长发话了，我有什么办法。”

娟姐冲他：“工程做完后，你们干嘛不抓紧验收结算，早点搞，现在至于这样吗？”

刘局说：“又不是只有他们一家做工程，那么多工程量，等我们核算完，市长就来了，一来就发话让把所有的工程决算先暂停，他要亲自过目。我能怎么样？”

娟姐揶揄道：“这下他可省下不少钱，用这些钱再去做其它的，一来就有政绩可夸了。”

刘局说：“他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刘局转头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你等在这里也没用。老张和老李要去找上面，他们金额大，值得去跑跑。你先回去，看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字先不要签。”

我听从了刘局的话，直接买票回深圳了。

几个月以后，我又到了这个北方小城，这次是来签字的。那两家奔波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结果，只得签字盖章。

我签完字后不到半个月，刘局又和我们联系，说政府那边准备办款了。但他说政府要求不给现金，要拿政府在景区开发的山庄抵给我们。

他说你最好同意，不然现金也拿不到。山庄以后可以想办法卖出去，这样倒腾下，最后也拿到现金了。

其实我们心里清楚，抵山庄的事情，不是政府要求的，是刘局做的局。他建了二十多座山庄，只卖出去几座，在那偏远北方大漠里的小城，买个山庄就等于把钱压在了那里，那个地方的山庄，我们拿来能做什么呢。

但我们不同意的话，他也不会给我们打款，没办法，钱攥在人家手里，我们只能为他的政绩，再牺牲自己的利益了。

办手续时，我带着母亲一起去的，刘局很给面子，专门派了两个女下属和一辆车，陪着我们在周边玩了两天。

我和母亲在山庄里里外外拍了好多照片，古朴的山庄，在大漠背景的衬托下，让人有穿越到古代的错觉。

在刘局的安排下，我们把山庄租给了他下属的旅游公司，一部分办公，一部分作为商铺，销售当地的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

大概过了一年多，我们把山庄折价卖给了这家公司，算下来，工程款只收回不到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