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重庆西北的“安居古镇”始建于隋朝，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该地早在四千年前即有人类居住。其所在的铜梁县，则于春秋战国时期便成为了巴国之属地，同样是历史悠久。安居镇位于重庆与成都之间，可谓人杰地灵且处于战略要冲。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5月中旬，军校西迁的官生们行至重庆南川县后进行大休整。军校教育处长 范汉杰少将 代表校本部，于县城郊外的广场上对十三期学生总队进行校阅。此后，学生们在重庆海棠溪休息了三天，渡江后沿成渝公路向铜梁进发。6月2日，黄埔军校全部迁到了四川省铜梁县附近。
至此，漫漫的军校西迁长路总算是暂告一段落。
军校随即以铜梁县为校本部，将其附近的几个县与场，均划归军校官学扎营。当时，军校在铜梁阶段的学生总队已多达四个，很快就让原本小小的县城显得校舍不敷。为此，校本部不得不煞费苦心的让几个总队的官学们分驻各地。第十三期驻扎在铜梁县城内；第十四期第一总队驻铜梁安居镇，第二总队驻铜梁虎峰；第十五期一总队驻壁山。最终，第十三期及第十四期一总队(十四·一)的学员们毕业于铜梁县。而第十六期一总队则成立于铜梁。
四川铜梁县安居古镇
安居古镇引凤门
安居古镇街道
自1937年8月起至1938年6月止，“黄埔”从南京开始的迁校过程历时近1年之久。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六省后抵达铜梁县安居镇，行军共计2,000余公里。军校在铜梁整训近一年，在校生编为第十三期第一总队，第十四期第一，第二总队和第十五期第一总队。
由于此时正处于抗战的最艰难时期，在校教育很难正规化，特别是学生队伍的萎缩。为此，军校不得不一度撤销了“学生总队”的编制。国府迁移到重庆后，军校也曾有选址在重庆的动议，但终因此时的重庆早已人满为患，各类军政机关太多。而军校这么多师生，实难找到一块安身办学的地皮，无奈之下只得另择他处。来到距离重庆不远的铜梁县后，虽然暂时地盘问题得以解决，但因该地也是位处偏僻，导致交通，通讯与给养等方面存在极大困难。最终，校本部才决定将大城市—成都 作为新的军校本校校址。从而正式开启了中央军校的“成都本校”时期，直至1949年国军撤离大陆。
安居古镇黄埔军校旧址(正门)
暂时落脚于铜梁的军校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的。
操场，营房等设施均非常简陋。学生们住在寺庙或临时搭建的草棚里，训练用的操场也是临时开辟的。为躲避日军当时肆虐的进攻和空袭，现代化的军校只能开办在远离文明的山野之中，亦实属无奈之举！“七七事变“后，中国经济发达的富庶区域基本都被日军占领或陷入战火当中。
至1939年，日军不仅占领了东北，华北等工农业大省，连江南各处较为繁华的地区也均已沦陷。战前，中国工业的90%集中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华东的一些大城市，仅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就占约70%；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等五大城市集中了全国工厂的60%；而上海一地又集中了全国私人资本工厂数的50%，资本额的40%，生产额的46%（注1）。抗战伊始，战争经费导致物价上涨，国府财政赤字剧增（抗战前，国民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只占总开支的10%～20%，而最高也不过30%～40%；但开战后的1937年～1940年间，财政赤字平均占开支的70%，1941年～1945年间竟高达78%）。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地区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各类物资极具短缺（注2）。
另一方面，步步紧逼的日军为了让国民政府丧失抵抗的信心，又对国统区采取了经济封锁政策。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有这样的记述：“陆军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上半年，为实行切断补给路线作战，总计投入约64个大队（华南方面军约43个大队，支那派遣军约21个大队），约七个师团的大量兵力；为了保持作战后的效果，更以约两个半师团的兵力长期驻扎在一些要地。另外，中央部企图加强沿海封锁。5月12日以后宣布封锁香港，澳门沿海。海军力图摧毁敌性的海运机构。同时，对内陆地区加强了“物资流通管理制度”，并在日军占据地区和敌性地区之间构筑封锁线。绝对禁止敌方必须的物资特别是盐流入敌区，并尽力对重庆附近的制盐设施进行轰炸......”
种种原因还导致了粮食危机的爆发。1939年前，大后方的粮价尚且稳定；但在那之后，由于战区的不断扩大，军队集中且战区中的难民后迁者甚多，造成食粮需求激增。1938年四川的粮食均价为每石9元，但到了1939年12月底其粮食均价已增至每石13元。从1940年起更是一路上扬，到了1941年的12月间竟已高达每石128元，后来甚至涨到每石900元（注3）。
1941年毕业于四川铜梁的黄埔十七期（1940年5月6日开学～1941年11月20日毕业）步科的 陈亦群 回忆道：“开始时军校的伙食还好，一个人每月供应37斤米，后来货币贬值待遇就不行了，在军校吃不饱。原来军校在南京时，一个学生每月有12元的军饷，能按时发放还可以出去买点东西吃。但到四川后，军饷就经常被拖欠，一个月一个月往下拖，所以没有钱出去买吃的补充营养。我身体较弱，枪背在身上行军时，饿得气常常接不上来，有一次甚至晕倒。”（注4）
虽然条件艰苦若斯，但黄埔的教学质量却从未因此而有所降低。中央军校以培养初级军官为主要目的，使学生具备本兵科军事学术的基础。同时还要有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概念与常识，作为中高级军官的储备。教育的内容则是七分军事教育，三分政治思想教育。分为：
1. 政治思想教育：目的是培养“忠党爱国”的军人（此口号是这一时期明确提出来的）。能为执行“国是”而战，具有“成仁取义”的坚定思想。其课程包括：总理（国父）遗教，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中国国民党党史，黄埔军官学校校史，唯生史观等；领袖言行，即蒋介石的各类演讲，文章，训诫，言行等；国民党党员守则，军人读训，曾胡治兵语录等；国际政治，国际公法等。
2. 普通学科补习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具备一定文化水平还能通晓一门外语，以便其今后研习更深更新的军事科学。课程有中外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英，法，德，意，日，俄文中任选一种）
3. 军事学术科教育：按一般（普通）入伍，分科入伍，学生教育三个阶段，相互联系，结合课堂讲授，操场野外实施，使学生能懂得从普通列兵成长为一个军官应有的军事学术知识和技能。一般入伍生阶段，是普通文学生掌握步兵一等兵，上等兵应具备的军事知识与技能的阶段；分科入伍阶段，则是在入伍6个月后，根据学校的计划，实行分兵科入伍教育。各兵科的学生数要根据学校规定；但学生可根据个人志愿及文化水平（以数理化为准）选择入何种兵科，体格等条件则由学校决定。分科入伍阶段也是训练该学生掌握该兵科的上等兵至班长所应具备的军事学术知识与技能的阶段；学生教育阶段，一般分为两年期，授以学生作为一名初级军官所必需的军事知识，技能，而且有带兵，练兵，指挥作战的能力，能逐步历练成为一名中·高级指挥官或参谋人员。
由此可见，黄埔军校教育体系的循序渐进及其完整性，在当时的中国的确是难得一见！
军校为学生配发的作业本(笔者翻拍自史料)
“十四一”的学生们因应战时需要，按照“甲级生”标准录取，故从开始起便没有分科，而是统一被归为“步兵科”，毕业后即为军官预备生。目的是希望他们能以自身良好的基础迅速在短期内完成培训，从而走上战场以补充基层官佐正不断出现的空缺。但当毕业分配后，这批学生仍需听令召集回校再次接受为期一年的“补训”。这种做法的确有些不寻常。
此后在翻阅众多资料后才得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从东北，华北及华东等地有大批流亡学生及青年人涌向南方与内地，由于他们大多具备高等文化素养，思想活跃且参加抗战心切。国府便恐其流向延安等共方地盘，因而单纯从抢夺优秀人力资源的角度出发，也要尽可能的将他们收为己用。
于是，便由当时的中央军校教育长 陈继承 编定了“甲级生录取计划”，从而先行尽可能多的锁定这批青年才俊。令之先接受思想和军事教育，然后迅速发放到部队中发挥作用。待稳定下来后，再将其召回军校参加所谓的“补训”，以彻底完成全部的军事专才教育。但从十四期的二总队开始，却又恢复到了中央军校常规的教学体系中来，即学期为两年半，并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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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No.269页。
杨雨青：《抗战时期物价问题之我见》，载《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博学人：《战时财政经济统制的实施》，载博学人中国史网，2013年12月26日。
朱丹： 《弱冠系虏请长缨》，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No.90页。
附录：黄埔十四期一总队学员毕业照
(资料来自笔者所藏之文献)
第五队&第六队&第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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