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的升官之道——舒生读《论语》之三十三

佛教于寺庙山门殿立有四大天王塑像以表法，其中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顾名思义就是教人们要多看、多听。净空法师讲述这二位天王的表法意义，谓：即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智慧从此而来。要读书，读诵佛经；要到处去看、去考察，像现在说观光、考察。“光”是什么？光是那个地方的风俗人情，那个地方的生活习惯。能够采人之长，舍人之短，不是凭空想像的。

孔夫子的升官之道——舒生读《论语》之三十三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这句话不太好把握。首先是孔子的态度，有说是平和的回答子张的问题，有说是对子张不问做人做事，而问如何求得俸禄而生气。其次是在文字上，主要是“干禄”二字，有读为“子张学求官求财之道”，有说“干”只是“对待”的意思。“学干禄”即学习对待俸禄之方。且不去纠结这些文字的差别，都能解释得通。钱穆《论语新解》：此章多闻多见是博学，阙疑阙殆是精择，慎言慎行是守之约，寡尤寡悔则是践履之平实。人之谋生求职之道，殆必植基于此。

毛主席是不喜欢儒家那一套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孔子一句“君子谋道不谋食”，到后世儒家发展为把形而上的理论与形而下的实践割裂开来，以至于宋明理学家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却忘了如何“格物致知”，让阳明先生对着竹子“格”出病来，也未达到“致知”的效果。痛定思痛，在悟透了“格物致知”是知识与现实的关系后，阳明先生创立了“知行合一”的心学，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一举打通了知识、现实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有人说毛主席的《实践论》就是受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所以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孔子提倡少说错话、少做错事，都有一个内在的共同指向，就是调查研究，就是躬身实践。少说错话、少做错事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不说话、不做事；二是慎说话、慎做事。孔子反对前者，而主张后者。设若士而为官，拿一份俸禄，对得起这份俸禄的不是不说不做，也不是滥说滥做，而是慎说慎做。“慎”，就是顾及前因后果，就是弄清来龙去脉。为何要“慎”？只因“为政”不同于“为学”、“为商”，它关系人民之生死祸福，且无有改正机会。 “学”可以改正重来，三峡大坝、计划生育不可以改正重来的！

今天的人们，经常把历代中国王朝走不出“历史周期律”说成是由于中国“没有民主”，但实际上，自宋代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是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甚至可以说主导了“道统”，有人说孔子是“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没有民主权利的并不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而是老百姓。与欧洲那些因科学发明而被送进监狱和被送上火刑柱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士大夫是垄断话语权的贵族。但历史却以一次次惨痛的重复昭示：口吐莲花、妙笔生花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但与战斗和生产融合在一起的夷狄。文饰还异化出虚伪，而实干却沉沦为低俗，华夏文明的悲剧，士大夫阶层“只说不练假把式”难辞其咎。

无意为孔子开脱，在25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创时期，提倡“谋道不谋食”也有其现实背景和实际需要，但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实践的土壤，后世拘泥于夫子的言说，不懂得与时俱进，使之固化为“空谈误国”的基因缺陷，确也非夫子所愿。今天，我们讲为官从政，讲改进作风，其实都还是在防止和克服这一缺陷。如毛主席所忧：他一手缔造的党会不会退化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脱离人民群众、脱离世界大势的“新的士大夫阶层”。

如此看来，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密切联系群众”之时，是不是更该体悟一下夫子的“阙疑”“阙殆”，“慎言”“慎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