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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言诗，常把诗品与人品相提并论，认为人心术之诚伪，均可自其诗中察见。杨维桢《赵氏诗录序》谓“评诗之品无异人品”，刘熙载《艺概·诗概》亦谓“诗品出于人品”。
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甚至认为“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诗以人见，人以诗见，大抵如是。诗人毕竟是诗人，既能为文而造境，亦可以为文而造情，既可以誇张其长处，又需要掩饰其缺点。
言为心声，诗者，美言也，诗为最美之心声，诗人总要在诗中把自己认为最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真中或有伪，伪中也有真，实在不易判别。严嵩《钤山堂集》、阮大铖《咏怀堂集》，其诗“恬澹自持”、“不乏风人之致”，就诗论诗，二人的诗品颇高。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谓严嵩“似亦非丧心病狂者，使不及败而早死，复无奸子，亦足安其丘垄”（咸丰庚申十月初六日）。阮大铖是个极热衷于功名富贵的人，但当他被东林党所斥弃，匿居十七年，心境也许能有所变化，那些恬退閒适的诗歌，很难说都是情伪之作。
况且人是会随环境而改变的，严、阮后来利欲熏心、败坏朝政，盖棺定论，自是罪不可逭，设想两人一生困守山中不出，其心之真伪难知，又谁能判其诗作的真伪呢。
胡先骕《读阮大铖咏怀堂集》一文中，指出阮诗“其言不由衷”，钱钟书《谈艺录》亦谓“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閒适人寄意于诗者”，胡、钱事后之言，自当抱有成见。
偶然写诗作伪以欺世，或有可能，但不可能长期甚至一辈子写诗都在作伪自欺。真正的“诗”，好诗，在行家眼中，是作不了伪的。
又如清末诗人樊增祥，私生活尚称严谨，旁无姬侍，而性耽绮语，好作艳诗，故有“樊美人”之称；汪精卫晚节不终，然其为革命者时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句，樊、汪之诗，皆当时性情之作，恐非作伪。
当代亦有学者，诗词陈义甚高，冲澹清远，迥出凡尘，而其人却颇好名利，是以社会上啧有烦言，但我相信他那些被认为是作伪的诗也可能是真心的，那是以“向上一路”自诩的诗人希望达到而实际上未能达到的理想之圣域。
如陈衍《何心与诗叙》所云：“吾尝谓诗者，荒寒之道，无当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贤者也。”此外，当九县飙回、三精雾塞之日，诗人出于种种原因，或有违心之作，实不得已而为之者，当非有意作伪，后世亦应察而谅之。
元好问知道诗人也可能有情伪之作，故有心声失真之叹，而其论诗，则主诗人须心诚，不诚，则“言无所本”；学诗，则以“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自警，是以季惟斋笺曰：“言诗人之心，必以中正为绳尺。
要“以意逆志”，当先设定诗人之心中正，情是真情，诗是真诗，否则一切皆为妄作。如王嗣奭《杜臆·杜诗笺选序》评杜甫所云：“一言以蔽之，曰‘以我为诗’，得性情之真而已。”诗中无“我”，即非真诗。学诗者亦应正心诚意，把诗人中正之心、真实之情以传达给读者。
尽管诗人的诗心难测、本意难明，但历代的注释家还是锲而不舍，努力追寻。不过，注释还是有别于考證的。考證靠实学，靠材料，一时未能弄清楚的问题，有朝一日或会真相大白，而诗人的本意，藏于一己的心中，其在文字中所表现的，也许只是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中的人影”而已。
诗人的原意，有时也会随考證的深入而显现出来。洪业《杜诗引得序》云：“考證之学，事以辨而愈明，理以争而愈胜。”
一些诗人诗作，经过千百年来的学者深入的探索，原来比较隐晦的诗旨也逐渐明晰，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一些前人所未注意到的證据的获得，使一些本以为不可解的诗得到确解，使一些错误的解释得到纠正。
然而，诗人创作时在感情上的升华，语言上的美化，导致诗歌的内容与现实甚至有很大的不同，研究者据以考索时亦不可不慎。
王国维《浣溪沙》词云：“本事新词定有无，这般绮语太胡卢。灯前肠断为谁书。 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区区情事总难符。”这也许是作者对他的词集的一份“说明书”吧。他要向读者说清楚，特别是要向后世的笺注者说清楚：不必细细推求每一首词的“本事”。
因为，一，词中的绮语可能是美人香草式的譬喻，逐句坐实之，则会弄出笑话；二，即使是真的写恋情，也容许有艺术加工，不一定与事实全符。对诗歌的理解，不能过于执著，活法成了死语。
黄庭坚《病懒》诗：“乃知善琴瑟，先欲绝弦寻。”《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惠次韵奉酬四首》其四又云：“觅句真成小技，知音定须绝弦。”要作古人的知音，必须绝弦以寻，“绝弦”二字，道尽妙悟之意，个中消息，政复难道。上文反覆论述，不嫌琐屑，亦仅说明诗心虽难知而应力求知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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