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 守灵夜

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我用了这个平庸且带有致敬乔伊斯的嫌疑的标题，结果就是编辑在清理邮箱的时候顺手把它删掉了。与通常能够发表在小说栏目，尤其是青年作者专栏的小说相比，守灵夜这个标题既不先锋，也体现不出什么新锐。那次编辑部一共挑选出十六篇小说，多数作者发表过作品，在市级或者省级的刊物上，有些得过奖，有些已经是作协的会员。这十六个作者中只有冯然是新人，就是说，既没有作品发表，也没得过什么新人奖，甚至可能是第一次写作、第一次投稿。

以上内容纯属猜测。但是当我拿到《南方》杂志，在目录找到冯然的名字时，我给他打了电话。首先当然是恭喜，虽然嫉妒，但是该做的表面工作必须到位。我俩谈起新一期的《南方》杂志，按照冯然的说法，他这一篇在终审时差点被毙掉。应该感谢主编，是他让这篇作品得以发表。我听见冯然反反复复地说。他还提到了目录上的其他作品：一个短篇，栏目是“南方新力量”，意识流，爱情故事，作者是文学期刊常客，后面附带一篇创作谈；一个又长又臭的中篇，乡土题材，带有大量方言，人物对话总是以“哩”作结；几首诗歌，水平有限，并且无病呻吟。我知道这是在安慰我，仿佛把杂志上所有作品贬低一通，最好再扯上整个文坛，说“中国的文学已经完蛋了”，这样我才会觉得好受一点。实事求是地说，冯然的确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情商高，能抑制内心的激动与自豪，同时以相当幽默的语言化解困境。最后我谈到他的作品《世界上并没有马》，坦率地讲，我看不懂，不懂这个标题与小说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不懂其中的隐喻，不懂他为什么要瞒着我偷偷写作。去年，我们在一个读书会上认识，加了微信，后来一起喝过酒，去看过球赛（他支持富力，我是恒大的拥趸），打过三国杀。也聊过文学。冯然看余华和卡佛，最喜欢福克纳。我告诉他，我对美国文学一无所知。那时我在读波拉尼奥，先看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说实话，挺适合装逼的，但也就仅此而已了。然后是几部长篇，不包括《2666》，多数比短篇写得好，波拉尼奥暴露的政治倾向（左翼，我觉得偏向无政府主义）让我对拉丁美洲和世界范围内曾经辉煌过的革命运动难以释怀。在天河体育场，有一次，天已经黑了，恒大和富力的比赛进入中场休息，我告诉冯然，每个阅读者都有提笔写作的梦想。这意味着我正试图开始创作。冯然关注的重点在比分上，富力落后恒大一球，原因是程月磊在禁区内放倒了塔利斯卡，后者罚入点球，富力球员的节奏被打乱了。他说，下半场比赛的关键在于，扎哈维何时替补出战，何时取得进球。等到比赛结束，他才对我说：我是不会写作的。你写一万字，前提是需要阅读一百万字。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投入不等于回报的亏本生意。

可是如今，冯然先我一步，在我曾经无数次投稿却被逐一拒绝的杂志上发表了作品。我想不通。对于这些疑惑，冯然的解释是：写作属于一种隐秘状态下酝酿的阴谋，其性质类似偷情或者间谍活动。为了理解这句话，更多地出于嫉妒，我读了他的这篇小说。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在广州有一份补课工作，不很稳定，具体职责是教授高中数学和物理，补课班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有很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沉默，消极，认为世界在明天就要陷入崩溃。我白天把杂志带到补课班，让一个比我小不了多少的男孩做数学题，然后在他的旁边翻阅杂志。就是那本《南方》。他用于思考的时间很长，这使阅读在比较顺利的情况下进行。那个上午我读完《南方》的小说（不包括那部中篇），其他时间还看了几篇散文，读了一首诗，是很容易形成记忆的诗，期间上厕所的时候，我一边撒尿，一边将诗背了出来。冯然作品《世界上并没有马》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叙事结构是双线的，第一条线发生在过去，讲一个叫子西的诗人失踪在长途旅行中，第二条线发生在现在，讲“我”踏上追寻子西的旅途，不仅没找到子西，还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是一篇好作品，至少从语感上判断，足够简练，而且规范，像是经受长期严格训练的产物。与之相比，我给《南方》投稿的小说，现在看来，在材质上粗糙得令人心痛。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过着沮丧且失神的生活，不久便遭受报应，丢了在补课班的工作。冯然和我保持着联系，有时周末一块去看球，但很少再谈文学了，就算偶尔提到，也是讲正在阅读的作家。主要是外国作家。有一次，在我离开广州的前夜，冯然推荐了托卡尔丘克和塞林格，还讲到爱丽丝·门罗和辛波斯卡。我听着，听他讲述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同时想到，按照冯然的说法，每写一万字，就要阅读一百万字，他肯定每天都在看书，昼夜不停地看，或许是边动笔边看，后者更像一个青年小说家给人的固有印象。我记得那是一场读书会结束以后，读书会本身乏善可陈，在一家偏向私人的书店（我觉得那里更像咖啡馆）举办，许多文艺青年在店内四处游荡着，大谈特谈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入围名单。冯然没跟他们交流，一个人坐在窗边，大多数时间，他低头看着手机。我竖着耳朵听文艺青年们谈论，但很快就知道，根本没什么可聆听的。我坐冯然对面，中间隔着一只圆桌，因此看不见他放在桌面下的手机。我以为他在阅读，或者正在打字，也许是构思一个故事，酝酿一首诗。后来读书会的举办者、书店老板（此人曾经是个作家，如今做生意和开书店，办各种文学沙龙）说起入围名单上一个短篇集子，作者相当年轻，从语言和其他方面来看，属于马尔克斯的门徒。就是这位作者，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我想听听冯然的看法，他却已经塞上了耳机，依旧躲在窗边。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都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但是，毫无疑问，冯然实际上正属于这个圈子，而我则有些窘迫，既没有作品发表，也不善于阅读和写书评，每天总要追问自己：是否值得继续下去？是否应该另寻生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两败俱伤地挣扎在文学边缘？我起身走到冯然后面，他专注于手机，原来是在打游戏。我问他，有没有听见那边讲的话题。他摇头告诉我，不感兴趣。离开书店时天色已晚，我和冯然走在路上，等拐过几道弯，觉得离什么文学沙龙和读书会已经足够遥远时，他才提起那个地方，那个文艺青年们扎堆聚集、社交性质多于阅读性质的书店。他说，那是属于小布尔乔亚的聚会。我对他说：同样的看法！然后他开始谈自己认为的真正伟大，或者说，值得一读的作家。大部分我听过，但鲜少读过。这些名字就像一颗颗星辰，在我的头顶盘旋着，似乎不断远离地球，仿佛将要逃离宇宙，但我们总是能看见璀璨的光彩。我们都过于执着地进入了这些星辰的阴影。最后，分别之前，冯然对我说，唯一的建议是干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结交朋友，不是那种陷在同样阴影里的朋友，是热爱着生活、胃口良好、每天活蹦乱跳的家伙，跟他们去爬山，去露营，顺便谈一场恋爱，如果机缘合适，再把婚姻问题搞定。同时要爱着你的父母，找个时间，开车载他们兜风，一种可能是环游世界或者环游中国，不要忘记是他们让你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他强调，是保持理想，不放弃探索的勇气，每天阅读，让那些星辰继续闪耀下去吧。第二天我就离开广州，回到了老家。

这些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半年后，我接到一个广东号码，女声，对方自称是冯然的姐姐，问我是不是叫杨中。她的普通话不标准（我的也好不到哪去），起初我没听清，以为是骗子，至于杨中这个笔名，已经快要被遗忘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我挂掉电话，刹那间觉得杨中这名字有些熟悉，突然明白过来：这是我的笔名啊。我想回敬一个电话，但此事暂时被搁置下来了，因为那时我在给一个青少年科普杂志写科幻小说，对方要求是通俗易懂，适合青少年阅读，题材积极向上，硬科幻最好。这是我不擅长的领域，为此去找了几期杂志，多数文章是科普性质的，介绍太阳系行星，解释全球变暖问题，罗列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每期最后有小说栏目，作者主要是学生。我估计他们都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那天晚上我上网找了几部科幻电影，多数是枪版，画质不很清晰。看到一半的时候，手机响了，是白天那个广东号码。接听以后我说，是的，我就是杨中。这回听清楚了，她果真是冯然的姐姐。接着她就告诉我一个噩耗：冯然因病医治无效，已于昨日离世。刹那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好一阵子，不是我在说节哀顺变，而是冯然的姐姐安慰着我，鼓励我擦干泪水，不要在深夜一个人哭泣。我告诉她，曾经有段时间，冯然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能现在也是，因为回老家以后我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没去结交什么“热爱着生活、胃口良好、每天活蹦乱跳的家伙”，我与冯然的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短暂而永恒的，还停留在谈论广州德比和各自文学梦想的那无数个瞬间。最后，她说，如果有时间，就来参加冯然的葬礼吧，他需要朋友，现在也是。我说，马上就来。

第二天我买机票飞到广州，根据冯然姐姐提供的地址，我找到他家，一位年轻女人开了门。我说，找冯然。女人说，我知道，你是杨中。用不着什么指示，仿佛早已心照不宣，我走进去，直到走廊尽头，乡村式的庭院正中有一具棺材，两三个满脸悲伤的男人在一旁打牌，地上的啤酒瓶摆放得很随意，有几瓶已经倒了，流出鼻涕似的长长一溜液体。冯然姐姐邀我在那桌打牌的男人旁边坐下，没有多余的桌子了，我俩面朝冯然的棺材长谈，太阳斜斜地垂到墙头，黄昏使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

我叫冯依，是冯然的姐姐。我们姐弟生于九十年代末，计划生育的时代还没有结束。我出生的时候，总的来说，一切风平浪静，我的诞生既没有给家族带来什么荣光，也没有使世界变得与往常不同，仿佛只是这颗拥挤的星球上增加的一个枯燥数字。但从那时起，有些事情已经注定了，正如我名叫冯依，我的弟弟名叫冯然，这对名字或许出自一个有关永恒的美妙畅想，或许只是算命先生笔下胡诌得来的结果，无论如何，自我诞生的那一刻，父亲和母亲就已经为数年之后即将诞生的另一条生命做好了预设。我们的父亲是国企干部，官当得不大也不小，既亲切又威严——就是说，他总能笑眯眯地听取你的意见，最后再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决。我们的母亲在小学教书，并且是个幼儿教育的行家，她很早让我们识字，忧心我们这一代会不可避免地被淘汰。这是家庭的情况。

现在，该说到冯然了。他不是个作家，现在可能是，但以前绝对不是。他的童年在南方度过，像我们这一代出生于世纪末的人一样，既见识过稍纵即逝的传统，又享受着时代的美好，换句话说，他的童年属于一个遍布网吧和游戏厅的南方城市。请原谅我至今仍对这些电子产品抱有偏见，因为我们都过早过快地进入了这个时代。由于遗传，他的近视相当严重，并且很小的时候就戴上了眼镜，我猜测他六岁以前（甚至更早）的世界都是模糊而不明确的。因为这个理由，他被禁止使用一切需要注视的电子产品，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他在念书，我们上网的时候他在念书。除了念书，他还能做什么呢？他背过唐诗，能认出不少汉字，会做简单加减法。这都是六岁以前的事情了，既是母亲严苛家教的功劳，也是他被预设的人生的起始。有一天，他开始阅读书籍，不是那种早教性质的科普类图书，也不是学校咿咿呀呀的教材，而是摆放在书架顶层的父亲的书籍。我记得那是一本中国简史，从燧人氏写到辛亥革命，可能就是这本书激发了他对历史的热爱。后来他看过《中华上下五千年》。看过《三国演义》。看过《资治通鉴》。看过世界战争史。有一次，他告诉我，历史就像一部被虚构的小说。然后他开始阅读小说，是通常被列入小学课外书单的那些：《柳林风声》《海底两万里》《鲁滨逊漂流记》。就是从那时开始，冯然爱上了阅读，准确地说，是阅读文学类作品。与此同时，我们的功课也没落下（都是母亲的功劳），记得我读六年级时，名次排在班级前三，冯然比我更用功，他到四年级就已经拿过几次年级第一了。是的，他语文很好，作文写得尤其精彩。我甚至可以断言他在写作上有天赋。但是他的数学更好，无疑这是人们乐意见到的，因为聪明是对男孩的最好评价，而精于数学往往能与聪明划上等号。有一次，父亲开着车，高速公路的尽头是太阳和越来越黯淡的山丘，我们姐弟隔着车窗看见了这座南方城市，我指的是它呈现在本地少年而非异乡人眼中的一面：膨胀、冷漠、没有生命，不知道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那时公路旁边都是建筑，被塔吊和脚手架所围困的蜂巢式建筑。起初，我们聊学校，聊这座城市可能的命运，聊一场计划在海边举行的家庭旅行。后来谈到了梦想。父亲问我今后愿意从事什么。如果多年以后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告诉他自己想报考园林设计一类的专业，但那时我说，唯一希望的就是做一个花匠。父亲说，最好是植物学家或者园林设计师。我告诉他，现在谈论这个还为时尚早。然后父亲问了冯然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不知道。父亲说：当工程师就很好！然后摇下了车窗，向我们展示外面成排的建筑（一半是灰色，一半是接近于夕阳的暗橙色），反复强调道：努力吧！让我们的城市屹立不倒！那时我看向了冯然，他望着窗外，好像正在思索什么，又像被越来越沉默的黄昏给困住，或许是困在那一刻，或许这黄昏已经进入到他无穷无尽的梦境中去，使他困惑，使他孤独。

后来他去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专业是土木工程。几年后按部就班地毕业，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工作，多数时候在工地上，偶尔也坐办公室。我们的父母对他的职业和未来感到骄傲。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失踪了，没有征兆，也没给他的家人和朋友们留下什么线索，一切都显得不真实，仿佛世界在不经意间将他抛弃，或者是他不留情面地抛弃了世界。于是我们开始思考他可能面临的困境：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两三次醉酒后莫名其妙的呓语。但是，毫无疑问，他从来都是一个足够乐观且坚强的人。这些不是冯然失踪的理由。一天夜里，我做了梦，梦里冯然反反复复地说：姐姐，我不是那样的人。难道他有什么秘密吗？第二天我约见了他的几个朋友（与此同时我们的父母也在行动），在冯然大学附近的一条街道尽头，很狭窄但并不拥挤，同时到处洋溢着温暖和令人安心的气息的咖啡馆，我听闻了关于冯然的一些情况。他每天心事重重，有顾虑，下定决心想要解决什么痛苦的事情，却困在梦魇般的现实中，不得解脱。这几乎是他朋友们共同的描述。我不知道他让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更不知道梦魇始于何时，又将在何日终结。显而易见的是，他并不快乐。其中一个朋友，当时同样从事建筑工程行业，如今可能在深圳或者别的地方干着另一份工作，告诉我冯然从不轻易相信任何人。这等于说，他永远怀揣着一个秘密，并且将继续让这秘密沉默下去。没有谁能接触到秘密的核心与边缘，除非他正是秘密所言之人。与最后一位朋友分别时，他告诉我，冯然的失踪或许蓄谋已久。证据是冯然曾经不止一次流露出对流亡的向往。我问他，什么是流亡。他说，就是逃离或者被驱离。区别在于后者更光荣，而前者表现得像个懦夫。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冯然的电话。是从本地打来的，他就在这座城市，没有参加什么流亡，也没打算继续隐匿下去。他心情不错，我们先是谈到家里的情况——几乎不值一提，除了父亲和母亲有时失眠，除了他们为日复一日的寻找而日渐衰老。我说：你闹够了就快点回家。他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用很微弱的声音说：姐姐，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被这声音吓了一跳。接下来他说起这段时间的生活：有价值，每天足够快乐，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活。他告诉我，自己结交了几位朋友，是那种真正志同道合、不受过往情谊捆绑、没有利益纠纷的朋友。我说，难道你以前没交过这样的朋友吗。他说，很少，等于从未有过。刹那间，我觉得冯然的形象陌生了起来，仿佛某个根深蒂固的记忆正在被颠覆、摧毁。后来我们谈到了工作，如今他干着一些杂活，虽然辛苦，但是觉得有意义。还谈到音乐。他常听摇滚，朋克摇滚和迷幻摇滚。推荐了几张专辑。最后，我们谈到文学。他在读几部很厚的书，书名现在已经忘了，根据他的说法，有两块砖头叠起来那样厚。我说，你以前不爱看书的。冯然说，姐姐，你仔细想想。于是我说，你以前同样喜欢看书。他笑着说，是这样的。最后我知道了他的住址，在城中村某处廉价的单间公寓（通常接纳游民，三十或者四十块钱一晚，无需身份登记），就是那种早晨和傍晚分别喷洒一次蟑螂药的巷子所衍生出来的巢穴式住宅。

我立刻去到那里，非常忐忑地敲响了门。冯然看上去没什么变化，可能瘦了一点，也可能由于熬夜而加剧了疲惫，唯一明确的是他在开门的一瞬间笑了起来，那种如释重负的笑。我说，你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傻事！他说：事实上一点也不傻！公寓里很热，没装空调，一只大型风扇悬在天花板呼呼旋转，沙发是老式的，桌面有点凌乱。单间公寓的角落是他的床，低矮且狭窄，破落得叫人心碎。冯然说起搬到这里以后的日子，首先在经济上比较拮据，决意失踪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攒下什么钱。然后是天气，屋子里又热又潮，风扇吹出的都是热风，夜里不能成眠。我环顾四周，在他的床上散乱地扔着几本书，有些打开，有些没有封皮。床头是一张小桌，面前摆放一只电脑椅，电脑屏幕还亮着，屏保是两个正在对抗的足球运动员。我估计他夜以继日地坐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平时都在干什么？打游戏吗？冯然说：姐姐，我不是那样的人。然后他在电脑前坐下，打开一个文档，背景是护眼的淡绿色，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他竭力克制自己颤抖的身体告诉我，这是一篇即将完稿的小说。我问他一个人跑来这种地方，难道就是为了做这样不务正业的荒唐事？他说：是的，足够荒唐。然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对我来说，知晓这个可笑的秘密显得有些多余。我宁愿相信冯然是个同性恋，也不愿相信他蓄意隐瞒的秘密竟是这样的荒诞滑稽。然后他向我展示了几篇小说：《沿着岛的边缘》，处女作，一万二千字，发表于《狮城文艺》；《化学武器》，九千字，发表于《华北文学》；《回马枪》，一万三千字，发表于《泰山文学》；《砍倒一棵树》，七千五百字，发表于《中原》；《维罗妮卡》，九千字，发表于《雪国》；《世界上并没有马》，一万五千字，发表于《南方》。我问他这些杂志意味着什么，是通常发表作家文章的刊物，还是别的什么自娱自乐性质的杂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稿费问题。我是如此震惊（好一阵子，我在思考眼前的冯然是不是另一个人），以至于把他的答复给晾在了耳边。

冯然告诉我，写作这个决定并非心血来潮。应该说，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是那些萌芽在青年和少年时期被一一扼杀了。我问他，第一次写作是什么时候。他说，是第一次写诗，还是第一次写小说。我说，都讲一讲。他从冰箱拿出两瓶啤酒，我接过来尝了尝，味道淡得像水，尤其像水龙头流出的还泛着泡沫的自来水。他边喝边跟我讲了多年以前的一个下午，父亲告诉他应该把写作文的精力用在数学上。那是什么时候？大概在读高中，我的作文总是相当出色。但事实上我并未在作文上费什么心力，随心所欲写下几百个字，然后就能让这篇文章成为范文。与之相反的是数学和物理。有时还包括化学。我在这些科目上投入了更多精力，仅仅因为它们能证明一个人是否聪明。通常来说，擅长文学类的人都不太聪明，他们感性大过理性，很多人数学不好。因此每当老师朗读我的作文时，一种自卑与羞耻便将我包围，赞扬和鼓掌越多，我感受到的嘲笑就越深刻。于是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文变得差劲，似乎只有这样做，我才能证明自己足够聪明，尽管内心知道，我从始至终就是一个感性多于理性、对语言和文字更加敏感的人。我从不在别人面前提自己的作文，直到有一天，我在阅读课上读到一本小说集，那时才明白世界上还有一种真正的文学：生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既不迎合也不封闭。与教材上的作品相比，这些熠熠生辉的文字让我陶醉，为了再现它们，我开始写作。冯然盯着我，他的眼睛发红。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昨晚熬夜，他说：是的。夜里失眠，星星又过于遥远，所以干脆写一整个通宵。说完他从抽屉取出一包烟，慢慢给自己点上，我很想抽一根，等夹在手中，火焰倏忽即逝后化作一缕烟，才想起来自己根本不会抽烟。他说，你有点发抖。我告诉他，那是因为冷。然后我们谈了其他的事情，既有对过往的回忆，也有现实和幻想，我记得他谈到几位朋友，都是困在文学边缘，在梦魇中挣扎的人。主要是年轻人。我把那支点燃的香烟夹在指间，等待它燃尽的过程中，我们一块喝酒，就在冯然租住的公寓里，头顶是不停旋转的风扇，而我们都感到一阵一阵的寒冷。告别时我问他，会不会让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知道这些事。他非常坚决地说：永远不会。然后我们走下楼梯，一队蟑螂迅速逃进楼道的阴影中，冯然知道我怕蟑螂，于是走在了前面，我记得他背影的形象：弯曲，有时延伸向夜晚，在光影变幻中不断溃灭、重现。等来到城中村小巷口，是分别的时候了，冯然说，我们拥抱一下吧。我说，好吧，祝你一切安好。刹那间我明白，在这个夜晚我们的身体都难以抑制地发抖。我走过马路，一辆防暴警车鸣着笛缓缓驶过，我很想再回头看冯然一眼，可是等警车开走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我问她，冯然是怎样患上重病的，是不是长期以来隐瞒了自己的疾病。冯依摇头说：不确定。他得的是脑癌，肿瘤发现的时候比鸡蛋稍小一点。等我们知道时，他甚至已经写好了遗书。随后她告诉我，冯然报复式的写作计划持续了不到一年。那次见面以后不久，最多几个月的时间，他就住进了医院。而我们的父母，冯依悲伤地说，至今没有与他和解。因为一切都太突然了。我告诉她，事实上，他有点偏执，并且行事幼稚，难怪他自称是感性多于理性的人。冯依说：他们那帮人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在那帮人之中，与冯然相处的日子，概括来说，是讨论无关紧要的闲事的若干个夜晚，没有文学，没有我们神往的那些已故作家（都化作星辰，如今冯然也步了后尘）的阴影。可能那帮人当中没有我的位置，冯然融入的是真正属于文学青年或青年小说家的圈子，他们互相贬损，交流投稿经验，乐此不疲地报名参加各种培训班。冯依看着我，笑了。随后准确地说出一串名字，都是我试图给《南方》投稿却一一碰壁的那些小说。我问她怎么会知道这些。她说：你是和冯然一起写作的伙伴。我说：是的。但是他也瞒着我写作。我知道他投稿的第一篇作品是《世界上并没有马》。冯依说：你觉得他写得怎样。我告诉她，反正比我要好。而且更勤奋，仿佛永远不会对此感到疲倦。冯依说：那时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然后我们谁也没再说话。

这时月亮已经升了上来，庭院里明亮了一点，我看看冯然的家，相当宽敞，并且装潢不菲，最重要的是，他和冯依在这座城市拥有一座别墅。我起身逛了一圈，回到简易灵堂的时候，冯依已经不见了。灵堂里都是守夜的中年男女，我估计他们是冯然叔伯一辈的亲戚，一桌人昏昏欲睡，另一桌人围在棺材前打扑克。我听不懂方言，更搞不懂这伙人与黄昏时打牌的是不是同一拨。冯依呼喊我的时候，我正往冯然的遗像前摆一支烟（可是我自己不抽烟，也不记得与冯然待一块的日子他抽过烟），冯依站在别墅二楼的某扇窗户前，我估计那曾经是冯然的卧室或者书房。等离开灵堂上到那里，她正站在书架旁，踮脚从书架高层取下一本小册子。随后她把小册子递给我，说，看看吧！那是A4纸订成的一本册子，掂在手里分量极轻，标题让人惭愧：正是我给《南方》投稿的小说《守灵夜》。 我告诉冯依，曾经以为它能得到青睐。冯依说：我弟弟确实提到过你。我打开一看，有批注，但是不多。由于灯光昏暗，看不清具体写了些什么。逐渐我想起来，与此同时冯然写了《世界上并没有马》，我们几乎是同时给《南方》投稿的。冯依非常认真地说：他很多次称赞过你。你知道吗？我如实相告：不知道。你是很值得继续写下去的人，用他的说法，就是同样感性多于理性，并且知道自己本来面目的人。忽然间，冯依严肃起来，说道：去他妈的脑癌！然后离开房间走下了楼。我继续待在原地，在这间不知道是卧室还是书房的地方，目光迅速在书架上扫了一遍。多数都是对我胃口的书。有一层放了几本杂志，我取下来翻阅目录，这才发现冯然开始发表作品的时间比我想象得要早，而且他写过的小说数量之多让我惊讶。慢慢地我终于想起来冯然的形象，无疑他是个善于伪装，并且长期从事间谍似的秘密活动的朋友。我没待太久，很快回到了灵堂，此时月亮已划过半个天空，城市的灯火让夜晚显得不真实。冯依站在棺材面前，仰头望着被稀释的星空，我从打扑克的守夜者那里要来一瓶酒，给她斟满一杯，给自己也斟满一杯，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在陷入短暂的停滞之后，又再次运动起来，至少对我来说，整片星空开始旋转起来了。冯依问我今后有何打算，我说：先找份工作。最好是考上公务员。然后我们都感受到这个夜晚的寒冷，难以抑制地颤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