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在《观念的水位》中是围绕着“观念”而展开叙述的。针对“观念”而言，人擅长用自己的“观念”去对照他人的“观念”。更擅长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他人的“观念”。从实际情况来讲，自己的观念未曾走出去，而他人的观念也始终未走近来。这个世界的矛盾，多半源自于此。
在我们认识“尼安德特人”这一生物上，也出现过类似的矛盾。即便这一物种命名上我们将其称之为“尼安德特人”，但“尼安德特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完全不同于智人的生物。简单点说就好比外星人与人类一样！而且类似“尼安德特人”的生物还不止于一种。从最终结果上看，智人获得了最大的生存机会。想想看，在遥远的数百万年之前，在地球上存活着好几种不一样的“人形”生物。这些生物之间是否存在交集还不是很确定的事。在有关“尼安德特人”的观念上，对我们而言就存在着巨大的挑战。我相信，随着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深入，还会有更为惊讶和惊奇的结果在等待着我们。
吉莲·邰蒂在《边界》一书中虽然是从人类学或是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切入。让她攀缘而上的本质还是在于认知。不同的认识造就了不同的观念，观念的聚合体就是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边界”。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接纳也在于我们是否具备越过边界的认识和勇气。从安全感的角度来看，在自己熟悉的文化和认识中是最舒适的。能够挑战和改变“边界”的人多半是人中翘楚。从这种看法延伸出去，吉莲·邰蒂将“边界”问题迈向更为辽阔的历史和文化中。这倒是让我想起另外一本历史著述-----《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若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骑兵用马蹄和勒勒车无意中打乱了原有的世界边界。东方和西方的地理边界被蒙古骑兵的马蹄抹去了。这可当成另外一个故事来讲述。
吉莲·邰蒂对于“边界”的核心在于商业和管理。如果我们注意到吉莲·邰蒂对于“边界”认识的挖掘的话，就会看到“分类”这个动作对于产生和修建“边界”产生过多么大的作用。虽然“知识分类”和“分工合作”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正因为人有着追求精确和精准的分类的努力，在每一个类别和范围的边缘地带，都默默耸立着知识“边界”。在每一个分类精准和讲究专业的活动中，“边界”也是我们无意中创造出来的。在知识和专业还未被精确分类的时代里，“边界”还不是那么明显。这一点正如牛顿力学划时代的著作名称一样-----《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我们不能贸然认为“边界”是一种阻碍或是界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分类与分工塑造了我们的历史和认识、观念和文化。若不是如此，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一定会让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正是基于分类和分工所给予我们的方法，我们才得以将世界不断的划分出细节来，在每一个细分领域中不断拓展和深入。只不过，当我们将细分领域越分越细之后，才会猛然发现，在细分领域的边缘地带还存在着跨越的难题。当这种“边界”问题被带入到企业管理之中时，或许是重新审视企业管理和经营的一个契机。
企业或是公司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成功的人的组织。我们建立组织架构，划分职责权限，梳理沟通管道，明确分工合作，调整人数和位置。并尝试用企业或公司的形式打破了地理的限制，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天然隔阂，用企业和公司作为沟通的渠道。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中，我们得承认，只有企业和公司是最为成功的组织形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疆域和边界是事先划定的，而企业和公司却可以轻易地跨越这一划分。在人类的梦想中，企业和公司不得不说是相当成功的可实现模式之一。而吉莲·邰蒂对“边界”问题挖掘和拓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企业与公司的规则和治理存在着认识和文化的局限性。这正是《边界》一书中最用力的地方。而打破“边界”最难的地方还不是我们看不到“边界”的存在，而是“边界”在哪里？在企业和公司治理中的“无力感”往往就在于我们不是非常确定的知道“边界”在哪里？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可是它在哪？
在布尔迪厄对法国偏远小山村的人类社会观察中，那一群“沉默的舞者”若不是布尔迪厄的敏锐目光，可能从来不曾被刻意认识到。那些定期举办的乡村舞会上的共识行为，业已成为“习以为常”和“原本如此”的认知。布尔迪厄的敏锐就是他明确的指出那就是“边界”的所在。布尔迪厄对于“边界”的诊断来自人类学的建构。吉莲·邰蒂对于“边界”的诊断则来自企业和公司管理中现场发生的故事。在有着长久传统延续的企业中，“边界”也曾是企业管理的选项之一，事实上，这种建立“边界”的选择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策略。可是问题在于，“时过境迁”正是“边界”变成阻碍的缘由之一。“边界”的存在和建构绝不是现在才被发现的。它长久以来在我们分类和分工的观念中健康成长。“边界”并不是有形可辨认的。它存在规则、组织和日常行为当中，在固有观念和认知冲突中，“边界”若隐若现却坚实存在。
在吉莲·邰蒂采用的案例中，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不论是索尼公司，还是华尔街的金融公司、脸书。这些企业和公司按照我们的分类处于不同的领域中。这些企业所表现出来现象正是“边界”的具体形象。现象容易理解，而形象则是“盲人摸象”一样各有说法。在《边界》一书的结尾部分，吉莲·邰蒂对于“边界”的描述还是多少有些不无遗憾-----“尽管现在，我们对于世界和知识的认知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不过我们依然还需要明白在这个“广度”的边缘，树立着一道“边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或许也是驱动我们不断认识的动力所在”。
从更辽远的视野看，世界的无垠与无限的世界恰如一个矛盾。在认识努力前行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我们的无知远远大于我们的已知。当我们用认知不断拓展个人的世界时，总有“心力有穷”的地步。但却不会就此放弃对未知领域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边界”决定了认识的界限。在边界与边界交汇之处，我们还未找到更加有效的办法。就像吉莲·邰蒂所提示的“邓巴数”一样，人的朋友人数上限取决于人类的脑容量，而不是生活范围。
每一个世代所遇到的问题都不尽相同。而“边界”与“谷仓”是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来定义和彰显那些模糊不清的存在。描述“边界”和“谷仓”，不仅仅是探讨个体的知识边界，也同样考验群体。我想这一点，人类的历史已经用有限的记录做出了一些有用的说明。哪怕看上去并不那么愉快！在“边界”问题中，如果我们能看到分类、分工、规则、范围、沟通、知识、专业、观念、习惯等等诸如此类的细分内容时，我们可能会对“边界”产生更多的了解。
在吉莲·邰蒂所讲述的有关“边界”的议题上，唯独让我们产生困惑的地方在于，当下的世界是一个连接和联通越来越紧密和频密的世界。而“边界”却赫然成为我们的难题。哪里出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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