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倡文抑武的政策下，宋朝基本都遵循着以文治国的理念。
这个时代士大夫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人才辈出。
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慢慢积累下来，到了仁宗时期，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景。
但是，文人治国也有弊端，一个尤为突出的就是朋党现象。（就是小团体行为）
朋党问题，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地域因素。为什么呢？宋是个北方政权，后来国家的发展变大，囊括了南方，国家建设文化，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就势必会吸收前几个朝代发展的比较的，比如说南唐。
那么当有争执的时候，也会突出这样的南北方差异。比如说，当年宋真宗与辽国签澶渊之盟，大家觉得这个很屈辱，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封禅的闹剧。而这批人恰好是南方人，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前面提到，仁宗时期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期，这也是有很多政治斗争的时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进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
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为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余靖、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晋的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
这是一个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也是一个被贬又叫回来，又被贬的人。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废后，范仲淹等人欲伏阁进谏，然后就被统统贬为外官了。后来范仲淹重新被叫回来京师供职，因为说了当朝宰相。被宰相吕夷简指斥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然后他就又被贬了。
因为宋朝内忧外患日益严重，老臣们的行事又不太让仁宗满意，所以后来仁宗又将范仲淹重新启用，新进士大夫也获得重用。
庆历三年，以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即反贪污，反对既得利益的吏治改革），于是围绕着这个庆历新政，主要是旧新臣的矛盾、改革派内部矛盾都越加爆发出来。
1. 被触犯到利益的人又开始以朋党之名攻击他们；
2. 改革派内部矛盾， 例如范仲淹与韩琦对于经略西北政策和修建水洛城的意见相左等；
3. 新进士大夫欧阳修 写了一篇容易让人觉得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都是朋党的《朋党论》文章；
4. 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伪造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说富弼，范仲淹等人欲废黜当今圣上……
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最后庆历新政失败了。范仲淹也在这里面再次被贬。
虽然结局不如人想，但是宋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关键你看皇帝，贬了人可以再叫回来用，也是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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