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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有点难熬。疫苗、Metoo之类的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原来突如其来的危险并不遥远。

最近很多人又发现，更慢性但却更致命的打击，已经真实地弥散性地落到了自己头上。

有媒体报道，一名北大毕业生看中了海淀路社区一套三居室中的一间卧室，原本月租3000元，但几天后，他接到中介通知，声称房东涨到了4500元。

如果你问问北京和深圳的朋友，就会知道，这样的故事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现实。今年7月，一线城市中的深圳、北京、上海三地，住房租金环比（和上个月相比）涨幅分别为3.1%、2.4%、2.1%。

如果环比不够明显的话，同比（和去年7月相比）数据更一目了然。深圳、北京、上海三地7月房租同比涨幅分别达到了：23.89%、21.89%、15.71%。这还是平均数字，部分地区的房租涨幅会更加扎眼。

疫苗还有进口的。可一旦租不起房，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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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波房租猛涨背后的推手是谁？

有人说是资本。

8月初，一篇名叫《资本盯上租房，要吸干年轻人的血吧》的帖子传遍网络。

作者说，自己天通苑120平米的三居室要出租，心理价位是月租7500元，结果链家自如和蛋壳公寓这两家长租公寓的运营商争抢抬价，最终蛋壳给出了每月10800元，付11个月的条件。一来一去，价格上涨了44%。这还不算要从租客头上赚的钱。

一时间，舆论的矛头都指向了“黑中介”“黑运营”，批评他们争抢房源，哄抬租金。

到了8月17日，时任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在一场电话会议上说了这样的话：

以自如、蛋壳公寓为代表的长租公寓运营商，为了扩大规模，以高于市场正常价格的20%到40%在争抢房源，人为抬高收房价格，而且这些长租公寓重装修、N+1出租模式加剧了租房价格上涨，长租公寓企业一味满足资本市场的胃口，现在发展严重跑偏了。

这番言论在网上迅速发酵。当天，我爱我家发布公告，称胡景晖个人言论不代表公司观点。蛋壳方面的高管也表示，对于抹黑造谣扰乱市场的行为，会拿起法律武器。

8月18日，胡景晖“被离职”。

舆情汹涌，胡景晖成了良心与英雄的化身，长租公寓运营商则沦为万人痛骂的对象，“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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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天性是逐利。

长租公寓作为一种主要面向年轻人的新型租房形态，是指运营商从房东手上租下房子，装修改造之后再以单间形式租出。一般而言，长租公寓面向的是对生活品质有所要求，但又没条件买房的白领。因为这种模式，长租公寓在资本市场上备受关注，几乎每家听说过的运营商，都有投资方的支持。

但因为形态新，监管尚未完全落实，长租公寓的确也被爆出过赶工期甲醛超标，租户要求退租遭拒绝等新闻。

作为一个一心盈利的“二房东”，交给大房东的钱，当然要尽可能快又尽可能多地从租户手上赚回来。于是，赶工期，使用不合规产品，甚至利用融到的钱来哄抢房源，只要有租户接盘，砸死的就不是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长租公寓运营商绝不无辜。

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胡景晖发言后，北京住建委约谈了10家体量较大的长租公寓运营商。座谈结束后，参会企业承诺不涨租金，并且拿出手中的12万套存量房源投向市场。

12万套！

之前长租公寓运营商还表示过，房租的猛涨是市场供应不足导致的。言下之意，这是市场自由调节的结果。约谈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运营商压根不是自己号称的那种两手一摊毫无办法的“弱鸡”，他们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调动十几万套房源。

有利可图，就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走到今天这一步，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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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声“活该”，是道义层面的。道义并不能改变资本逐利的天性，也不会覆盖事情发展的全貌。

假如长租公寓运营能得到有效的监管，出台明确且可以实施的标准，房租上涨的脚步就能停下吗？

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

哪怕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市场依然有难以撼动的自身逻辑：供求关系不改变，价格的企稳甚至下跌无疑是痴人说梦。

以北京为例，拆违减少的房源数量大于租房市场的增量，需求没降低，供给减少了，价格自然要往上走。而像供求关系依然如故，长租公寓哄抬房价，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房东对租金的预期持续走高。

对租房者来说，没房子我住哪儿，这个城市我待不下去了。而对房东来说，有的是人要租，你爱租不租。在这种情形下，指望房租下跌，天方夜谭。

我是自由市场的信徒，但我不极端，不认为行政干预就是洪水猛兽。

自由市场的极端拥护者提到这一波房租上涨，通常有一个核心观点，觉得这是市场的自由选择。他们还会提到一个概念叫租售比，指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国际标准通常在1：200到1：300之间，而中国一线城市的比例远低于这一标准。因此，租金的上涨是势所必然。

我很好奇，这些言必称概念动辄拿算术说事儿的“理中客”，有没有想过一个最简单问题：比例数值的变化，除了分子变大，也可能是分母变小。在房租上涨之前，怎么不先问问房价高得是否合理？至于房价为什么不合理，不能多说，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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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有一个刻板印象：穷人才租房，事业和人生刚起步才会北漂沪漂。中产早就买房安居了，谁还租房漂着。

但在今天，想要靠自己在一线城市买房安居，不说绝无可能，至少是少数人才拥有的奢侈。面对一套动辄成百上千万的房子，哪怕是年入50万不吃不喝，也得耗费十几二十年的奋斗。

所以，中产租房，几乎是铁定的。

我问过身边一些沪漂北漂的朋友，关于他们的租房经历。他们告诉我，如果你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大城市租房，就会理解什么叫主卧次卧，什么叫隔断地下室，什么是押一付一什么是押一付三。

早上抢厕所，晚上争厨房，为了不同的生活习惯而生闷气或者发火，遇到室友带朋友和情侣来有多不方便。白天在光鲜亮丽的顶级写字楼，觉得自己人模人样，下了班压根就不想回到那间老房子窄小逼仄到几乎只容得下一张床的空间里，更不会把那个地方叫做“家”。

你说我这些朋友，念的是985院校，进的是500强企业，绝对谈不上不优秀。但一线城市的生活，从早到晚年中午休地提醒他们：你们是穷人，你们很辛苦，你们只有中产的身份认同，却没有中产的生活品质。

按照国际约定俗成的宽松标准，日均收入10美元以上就算是中产。也有一条标准是年收入11500美元。如果以此为据，有媒体估算中国的中产人数已经达到了2亿2千5百万。

但这种量级的中产，无非是一顶虚幻的帽子，只有揽镜自照的时候才有轻微的安慰。一旦要回归现实，走出家门，年入10万和年入50万，同样要在日渐难以承受的租金面前，感受到人生的寒意。

再仔细想想，中产尚且如此，底层又如何自处？

有人说，这一波房租暴涨，是中产在背负压力。

我更悲观。我看到的是，在日益高企的房价房租和并无起色的经济大势面前，所谓中产，不过是在经历另一种无望的穷困。

擦掉中产的自我暗示和幻彩泡沫，我们还不都是被折叠的北上广深里，步履艰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