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坚守 各自自由
永无乡
清晨是我最喜欢的时刻，无论是正在读还是正在写，我都会停一停，熄了灯，看天色渐渐亮起的过程，光像潮水在房间里上涨，我不徐不疾地用目光打捞自己书桌上的物品：键盘、纸笔、火柴、蜡烛、茶杯、手霜、指甲刀……一切开始显现它们的轮廓，从模糊到清晰，从陌生到熟悉。然后光线变得直接而平淡，回归日常。
这是我们都喜欢的，也是唯一喜欢的改变方式，如同一场短暂的化妆舞会。这黎明时分幽微的暗中，那些还没有写完的故事会浮出水面，然后重新潜入水底。一尾尾来不及捕捉的鱼，抖动鱼鳍。
这几天读的是纳博科夫的《独抒己见》，书里收录了他的采访和文学评论，英文原名是Strong Opinions，很符合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但我在英语原文中没有读到流传甚广的那些粗俗不礼貌的字句，而是鲜明观点之下，对语言像他对待蝴蝶标本一般熟练而细致的处理方式。“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我看重细节胜过概括，意象胜过理念，含混的事实胜过清晰的象征。”
对于蝶类的痴迷，对于自己拘谨的性格，对于《洛丽塔》带来的盛名，对美国文化的看法，对故国的看法，对同时的作家们的评价……纳博科夫都一一作答。无论真假，他都以作家的身份扮演了一个合格的受访者角色：人如何掩藏自己远比如何展示自己更重要。掩藏是最机智的表达。
“I will never return.I will never surrender.”（我永不还乡，我永不投降。）纳博科夫这样对BBC的记者说。这句话背后的故事，是一段史诗。时代巨变之中，衣食丰裕的心灵流亡。那个童年的纳博科夫，留在了永无乡。他遥遥观望着住进象牙塔里的那个年老了的自己，在酒店的书桌前用另一种语言书写，却依旧等待着一个响应，等待一个无声的空洞。
我常常把年轻时候在伦敦的读书岁月当成我的流亡。
很少在旅行中生病的我，到伦敦后得了重感冒。将空调温度开至三十度，依旧觉得冷。因为不停剧烈咳嗽，眼底毛细血管破裂，整只右眼都淤血，像困兽一样有一只暗红色的眼睛。戴着眼镜裹紧外套出门，发现街上的人们，早已换了轻松的春装。
我们的身体是有记忆的，它并不是只受大脑支配的傀儡，在充当一个沉默而忠实的执行者之外，它也有它的心事。那些病痛感就是它以反思的方式向人提问：你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
这些年我常常回到伦敦。这些年我对自己做了什么呢？
伦敦还是记忆中的样子，阴郁的时候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晴朗的时候又好像你拥有全世界的希望。我想起当年在伦敦爱到心碎的奥斯卡•王尔德曾写道：爱自己是场终生的爱恋。
如今觉得，伦敦真是个很酷的地方：她剥夺了或者说不在乎人类低级的享受——温饱。天气时常不太好，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食物很糟糕，米其林餐厅也不过尔尔，且没有改进的打算。饱受摧残的人们于是开始追求另一种高尚的灵魂的享受：文学、艺术、设计、音乐……如同苦难的国度总有坚定的宗教信仰。
在最初接触社会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样冷的伦敦，一个人面对季节变换，可以一天不用说一句话，只是埋头敲击键盘，以不是母语的英文写作业。隔膜之外复又隔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关上一扇窗的同时，打开了另一扇窗——透过它与自己对话。那不是望入镜中那么简单的过程，而是背对世界，坚决地在暗中走出光亮来。
记得盛夏时候伦敦也并无高温，天色常常到晚上十点半都没有黑透。星星出来了，我在窗前熬夜写论文。有时候太累睡着了，醒来发现一个单词拼写了一半。困倦之际觉无以为继，在寄回中国的信里写：夏令时了，我与你的距离是七个小时，而不是八个。
伦敦以她的沉默教会我：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像良师益友般关照自己。
原来，在去除了各种身份之后，抹去了地域的界限，各自的喧闹复归静寂，我们都是一个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遇见时借着彼此的体温取暖，但永远无法打破个体的藩篱。我们因此知道了友情的珍贵，亲情的无可取代，以及孤独的不可避免。
这个体悟的过程，耗去我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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