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费尔因参与以德国国防军高级军官为主、计划推翻希特勒统治的共谋集团，在1943年3月13日一次失败的刺杀行动之后，于1943年4月4日被捕，但最终导致他被定罪并被杀害的是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行动。
1944年的7月20日的刺杀行动由德军上校施陶芬博格实施，但最终失败，施陶芬博格当晚便被急于撇清关系的佛洛姆将军下令枪决。影片《刺杀希特勒》（又名《瓦尔基里行动》）讲述的便是这一次刺杀行动。施陶芬博格出身贵族家庭，于北非战场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因不满希特勒纳粹统治给德国人和欧洲各国人带来的灾难，他加入德军内部的抵抗组织，决意策划杀掉希特勒，以结束希特勒的统治。
施陶芬博格与妻子尼娜结婚十一年，育有四个子女。在他准备前往柏林实施刺杀行动前的晚上，尼娜带着子女们来跟他道晚安，并有了以下对话：
尼娜先埋怨丈夫不信任自己，在做什么都不跟自己说。施陶芬博格辩解说，是为了她安全才不能跟她说太多。尼娜接着指责——
尼娜：所以你去扮英雄。
施陶芬博格：我只想结束战争。
尼娜：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和孩子们？
施陶芬博格：我经常想。
尼娜低下头，语气沉重地问：你不明白，我们不想失去你吗？
然后，既带着最后一丝希望瞥向施陶芬博格——
接着用一种幽怨又期待的语气对施陶芬博格说：你是我的丈夫。娶我的人是你，不是德国。
面对妻子最后殷切的劝阻，施陶芬博格也只能说：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好。
听到施陶芬博格这么说，尼娜有些生气——
尼娜：为我们好？不！你是为了责任、荣誉和道德。让我厌恶透了！你变了很多，克劳斯。看着你我会想，这不是我丈夫。你变得和别人一样，那么盲目。不论起因是来自于仇恨，或是迷信宗教。盲目就是盲目！我曾经为你和他们不同而感到骄傲。都结束了！你和他们一样！
此情此景，施陶芬博格仍想争取尼娜的理解，他抓住尼娜的手，急切地说：我们做的，尼娜，是为了德国。
但这显然不能打动尼娜，尼娜想的仍是丈夫的安危。她向施陶芬博格请求——
尼娜：为我做一件事，克劳斯。只为我，一定要活着！
施陶芬博格只能回答：我会的。
尼娜并不甘心：你发誓！
并抬起被施陶芬博格抓住的手，伸向施陶芬博格：把手给我。
施陶芬博格用左手的两个手指勾住尼娜的手掌，略有勉强地说：我会尽可能活下来。
尼娜听到这个回答，失望地松开手掌，生气地说：这样还不够。
施陶芬博格急了：我只能保证这样！
尼娜沉默，愣愣地看着施陶芬博格，然后垂下眼帘，无望地微微地点点头，说：那你就去柏林，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说完，尼娜起身离开。
看到尼娜就这么离开，施陶芬博格带着一种不被理解的情绪恨恨地说：你的愿望不可能实现的。
尼娜在门口停下，低着头背对着坐在餐桌旁的施陶芬博格，回了一句：你的愿望也是。
施陶芬博格痛苦地问：你想这么告别？
尼娜抬起头回望施陶芬博格：不是我，是你！
施陶芬博格满含歉疚又充满矛盾：我不想这样。
尼娜说：自己保重吧。然后便低下头快速走开。
此一幕，女人的幽怨无望和男人的痛苦决绝将男人女人面临的一个困境表现得精彩绝伦：男人要为国家大义舍身取义，而女人却希望男人为家庭遮风挡雨，而双方都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二者的不可调和，却让男人和女人却发现大家都面临同样的结局：双方的愿望都很可能无法达成。男人希望挽救大厦于将倾之际的大义和女人希望这个男人安心地跟自己共度余生的小义都将在现实面前被碾压得粉碎。
对于尼娜来说，施陶芬博格的一意孤行是对自己和家庭的背叛，违反了双方最初确定的心理契约：给予对方幸福。
影片里，十一年前，他们在歌剧院的幕布后，带着无限的敬意远远地看着希特勒、无比敬仰地谈论这他。此时，施陶芬博格突然向尼娜求婚，尼娜深情地回应，两人拥吻在一起，此时，他们都相信无论是德国还是自己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个深情的拥吻是对这种心理契约的确认和订立。十一年后，当希特勒这个独裁者将德国和欧洲带进了战争的泥沼，施陶芬博格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抛下妻子儿女要去赴死，便撕毁了当初和尼娜的心理契约，不仅将家人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且必然抛弃照顾家人的责任。他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家庭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利益。作为妻子的尼娜，幽怨和失望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施陶芬博格来说，这一举动，不仅背叛了尼娜和家人，还背叛自己曾经效忠希特勒的誓言。当然，他这一背叛有确凿的现实依据：希特勒背叛了德国人，将德国带进战争的泥沼，千千万万的德国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家园也在战争的蹂躏下变成片片废墟。因为纳粹统治的不正义，他的背叛反倒具有了正当性。但是，他必然要面临对家庭的背叛，这是他内心极其矛盾的地方：我不想这样。即便这样，他依然决绝地选择赴死，这在尼娜看来是“盲目”的，并对此感到“厌恶”。
男人要为公义赴死，女人却宁愿男人安心于家庭。这便是男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不得不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困境？
施陶芬博格说：我不想这样。
但是，希特勒的纳粹统治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只能挺身而出，奋力一搏。对于具有贵族传统的军人来说，这个时候，为国家献身的荣誉感已经压倒了照顾家人的责任。在这个例子里，纳粹的邪恶统治是造成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因为这个邪恶政权的存在，才使施陶芬博格的生命有随时被剥夺的可能。
即便不是在战争时期，国家没有面临紧迫的生死存亡的状况，男人和女人也同样会面临这样的困境。
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少这样的情形：男人常常会为某一件公共事务行动，而女人往往会担心男人这样的行为会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危而进行劝阻。
男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常见的可能有：
抗议住处附近建垃圾焚烧厂。
反对拆迁政策。
积极参与业主委员会组织的维权行为。
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
…………
在施陶芬博格的例子里，随时会剥夺他的生命是邪恶的纳粹政权。那么在上述类似的事情中，是什么可能会对男人的安危造成威胁而致使女人出于恐惧对男人进行劝阻？
曾经有一位朋友，因为家乡要建一座煤电厂，他看到家乡的父老乡亲被打的打抓的抓，他出于义愤在网上传播相关信息和发表评论，后来却被家人劝阻，家人不仅担心他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也担心他的行为影响当地任职的亲戚。
又有一位朋友，因为积极参与小区业主委员会的维权，在小区门口被不明人员进行人身安全上的威胁，这种人身上的威胁让他妻子很担心，进而便不支持他继续为业主委员会的事情出头。
类似的事情，还能继续列举。
在这些事例中，对男人们的行为造成人身上的威胁的，让男人和女人面临困境的是来自于一些具有人身伤害力的“存在”。这样的“存在”，时刻在提醒人们：正义和邪恶之争是一种永恒的状态。男人和女人，便常常陷入互不理解的困境。
也许，人们也会说，既然有人身安全受威胁的可能，为何还要去做那些招致威胁的事情呢？
慕容雪村几年前在一个演讲里说：“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搧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
他指出了人们不去做招惹威胁的事情的原因和结果，但是，这只能概括一部分人的状况。其他的人群，依然可以不必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可能真的永远都不会落到他们头上，因此，为何要去出头，为何不现世安稳一心只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实际上，我们周围很多人就是这样过活。这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强权横行、不公不义遍布的世界里，人们也只能祈祷自己拥有一辈子都不会碰上利益被毁灭性侵犯的事情。
而那些要去做可能招致威胁的行为的人，所求的是除了“利益”，亦有“荣誉、责任和道德”，尽管这样的需求因为已经威胁到家庭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利益而被尼娜这样的妻子们“厌恶”。
当了父亲的人，一般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变得更怯弱了。因为他感到自己对家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害怕稍不留神招惹到祸端致使自己无法履行对家庭的责任，因此事事小心翼翼，对各种事情都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出一口，什么时候都吞声忍气只求平安无事。
另一种是变得更勇敢了。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社会种种违背不公不正之处，看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扭曲人性的恶，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将来还要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他无法接受将一个还处处充满了谎言和奴役的不正常社会交到下一代手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坚持和行动来让这个社会变得好一点，因此他们甚至宁愿为此而献出生命。
无论是怯弱还是勇敢，都是出于爱和责任。
从这个的角度看，施陶芬博格显然是第二种父亲。他说，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好。但是，这恰恰让他和尼娜陷入了困境。
所谓天下无贼，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只要天底下还有善与恶之争，男人和女人就永远会面对这样的困境。
只要我们还生存在一个若非甘心受欺压便时时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的社会里，善与恶之争便不可能停止。
只要强权随时可以把手伸进人们的口袋，甚至会喊着一些美丽的口号，将人们的正当财富夺走，我们便不能说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里。
对于这样的状况，人们会问：为什么社会变成这样？
再进一步，就如梁漱溟老所问的那样：这个社会还会好吗？
你觉得呢？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