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作者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作于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投降之后，原本是为美国战时海外情报局所做的研究报告，46年改写成书出版，在日本和美国畅销，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学者对其褒贬不一，本书作于美日交战之时，作者无法赴日本实地考察，而且三个月内迫于任务完成的报告，分析难免不充分，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误解。但作者以一个人类学家的专业视角，深刻剖析了日本的民族根源性，调查覆盖整个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探究整个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受到了业内的盛赞。
菊与刀，代表了日本国民性格的矛盾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在作者看来，一旦理解了日本人的道德准则与价值体系，就不难理解这种矛盾性。
日本是等级制森严的国家。自公元七世纪起，日本从中国吸纳了文字、佛教、官阶品位、律令等等，却独独没有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平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晋升上流阶层，而日本的官位，从来只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中国发生过多次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有过，天皇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的只是将军幕府的更换。公元十六世纪开始，德川幕府统治日本近二百六十年，给近代日本带来深远的影响。德川幕府严格规定了武士、农、工、商以及贱民的社会阶层身份，并制定了详尽的行为准则。各阶层由世袭固定，有各自的特权和限制，也保证了某种的灵活性（通过通婚、过继等方式阶层间相互渗透）和有效的抗议渠道，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阶级冲突。日本人长久以来喜好并信赖这一套繁密的行为规范，它能保证遵循者的安全，以至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改革，也并没有废除等级制，只是简化了等级制，贵族制度依然得以保存至今。日本人在这样的阶层制度下，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发动战争也是秉着要在国际上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这一美好愿望，领导“大东亚”各国各得其所。
日本人把自己看作巨大的负恩债者，从一出生就背负了皇恩、父母之恩，是要用一生去偿还的。西方人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的约束，是自由给予的，而对日本人来说，爱的本质是对所欠恩债的回报。所以日本人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负人情债，也不随便插手别人的事以使对方背上恩情。譬如在大街上陌生人帮你捡起被凤吹走的帽子，日本人认为萍水相逢的人施恩于己，日后无法报答，只能深感内疚。真过意不去，这如何得了，诚惶诚恐等等，这些日本人相当于感谢的用语，都表达了受恩时的不安心情。对他们来说，恩分为两种，一种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是无限的，是自动加在一切人身上并超越一切偶然情况的，如孝与忠，称为义务；另一种在数量上相当并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如对社会的责任，对自己名誉的维护，称为义理。义务是必须无条件奉行的，在中国古代，君主不行仁义可以揭竿而起，而日本的最高道德准则，在于完全无条件效忠。奉行孝道也包括了宽宥父母的恶行或无德。义务是用尽一生也不能报恩与万一，而义理，却是更难以承受的。
义理的准则是必须回报，通常是因为担心世人的舆论而不得不遵行的，是种沉重的负担，而逾期未报，还会像利息那样日益增长。如同得到恩惠一样，受到侮辱必须洗刷污名，是遵守对名分的义理，中国人提倡“人不知而不愠”，而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日本人不能坦然的面对失败和无能等不名誉的情况，触碰到知识盲区的教师也会极力掩饰自己的无知以保全面子，这种自我防御根深蒂固，在与人竞争的失败时尤为显著。心理测验证明，竞争刺激我们做出最出色的努力，而测验结果在日本恰好相反，日本人在竞争中承担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担心自己名誉受损，反而无法正常发挥实力。日本在如求职、提亲等很多日常事务中都有中介人，以避免两个竞争者的直接对峙，从而避免因失败而带来的羞耻感。当名分的义理遭受威胁时，日本人变得极易恼恨自己而不去恼恨别人，毁灭自我的倾向正在发展，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厌倦情绪。作者在书中分析了这种厌倦情绪，太宰治为何而“丧”，也许读者能从书中得到启发。
日本的道德体系处于多层次分散状态，他们的人生观表现在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中，这些德行在人生的地图上划分成各自不同的世界，各自有着不同的特殊、详细的准则，有时候还会互相冲突，日本人常常发现自己陷于道德困境之中。当这些准则发生冲突时，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体现，主人公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其它义务，但最后又和他们所忽视的“世界”进行清算。西方人大都认为，反对陈规旧习，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是强者的标志，而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日本禅宗中的精神驾御术，其最高境界在于“无我”，正是摆脱了此类困境，从一切矛盾和冲突中解脱，活动力和注意力不再受任何束缚，方可勇往直前地实现目标。这是困境中发出的美好愿望，任何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自我修养靠近无我的体验。
阅读本书，也许能对日本的历史、制度、国民性都有一定的了解，但也必须客观地看待本书写作的历史环境和美国视角。特别是战后的日本，放弃了武力方针，积极参与重建工作，以一种新的姿态重新站立在国际的舞台，以一隅之地成为亚洲的经济强国，其成就令人叹服。正如作者所说，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分的义理的光明面。今日的日本已完全不同于书中所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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